发布时间：2025-10-20 15:26:35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车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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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书局数量众多的古籍整理出版物中，有一部看似“冷门”却长销不衰的道教典籍——《化书》。自出版以来，竟重印达21次之多！
这本小书的字数仅有5万出头，到手价不到20元。短小精悍，便携易读，价格亲民，堪称凑单神器。而除此之外，这本小书究竟还有什么魅力，能够吸引读者朋友们的持续关注？

《化书》撰成于唐末五代时期，关于它的作者，却扑朔迷离。
宋代时，此书有版本题名为《齐丘子》，据传为南唐时宋齐丘所作。另有版本题名《化书》，系经陈景元考订。陈景元在《化书·后续》中记载，五代末宋初的著名道士陈抟曾对弟子说，《化书》本为他的师友谭峭（字景升）所作，谭峭游历建康时，与宋齐丘相遇，出示《化书》与之分享讨论，不料却被宋齐丘夺为己有。后代有人据此认为《化书》系谭峭原作，其中某些部分可能经宋齐丘增改。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化书》点校本的整理者认为，宋齐丘一直在政界沉浮，虽酷好术数，却无缘于道教理论；谭峭终生学道，更符合《化书》修炼内丹、愤世嫉俗的风格。故谭峭原作的可能性更大，至于其中有多少宋齐丘增改的成分，就无从而知了。

《化书》的核心观点是“一切皆化”。全书分为六卷，即“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六篇，共一百一十章。
我们知道，道家修丹有内丹、外丹之分，从《化书》中广泛涉及修仙之术和“隐形变化”之术，可看出谭氏的修炼是以内丹为主。他的隐形变化之术，又与唐五代强调于修炼自身的同时又施用法术于外的道风相同。


在《化书》中，“道”和“化”的关系类似于体与用。“非道无以生化，非化无以显道”，“道”是万物产生的本体和内在依据，而“化”是“道”得以显现的方式。


关于“化”的成因，谭峭有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化”之原是事物内部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
《术化·胡夫篇》云：“以阴孕阳，以柔孕刚，以曲孕直，以短孕长，以小孕大，以圆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黄。”这里的“孕”，是孕育、包含的意思。事物内部包含着差别和矛盾，由此引起事物的发展变化，“可以为异类”，这就是“造化之道”。
“化”是阴阳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向对立面转化。
《德化·常道》篇中云：“仁义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术，以至于亡国。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术，以至于获罪。”又《德化·弓矢》篇云：“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盗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小人盗礼乐以僭君子。”
“化”有一定的必然性，遵循一定规律；人也可以在其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道化·大化》篇中云：“其来也势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万物之“化”有其必然规律，只要人们对此有所认识，并在行动上不违背这种必然性，就能达到预期目的。同时，人也可以利用这种规律，“得天地之纲，知阴阳之房，见精神之藏。则数可以夺，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一般而言，唐代哲学除佛教外，较少有理论上的重大深入，谭峭对“万物皆化”的推断中，虽然弥漫着过多的神仙迷雾，但他通过对修炼内丹实践的体验，提出了有关万物运化转变的内在原因、外在条件、客观必然性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之作用等问题，许多见解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眼界，给后人以启发。

《化书》不仅谈论玄妙的哲学问题，而是深切关注社会现实。书中有许多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内容。残唐五代，正值社会动乱，战事频繁。作者生于此间，对百姓生存艰难有切身感受。


唐末五代，统治者为了争夺地盘，穷兵黩武，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在《化书》中，多处都体现了作者对这种残酷现实的批判。如所谓“民事之急，无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稔亦夺其一，俭亦夺其一。所以蚕告终而缲葛苎之衣，稼云毕而饭橡栎之实。”多年的征战和层层盘剥，使得百姓连温饱都难以为继。


本书中有一篇描述蚂蚁社会生活的文章，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像蚂蚁一样，君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治理社会；统治者与百姓“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这样百姓就不会有怨恨，也就不会起来造反。
所谓“礼失于奢，乐失于淫。奢淫若水，去不复返，议欲救之，莫过乎俭”。统治者必须崇尚节俭，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应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盘剥人民。
《化书》之所以能够重印21次，源于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跨越时代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是一部道教典籍，更是一部哲学著作和社会批判著作，蕴涵着治国安邦的道理。无论是研究传统文化、道家思想的学者，还是关心社会现实的普通读者，都能从这部古籍中获得启发。这或许就是它持续受到欢迎，不断重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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