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杜甫以他的写作再现了自身的时代,又参与重塑了后人对于各自时代的感知与表达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杜诗总是与后来的时代形成互文,为后起的生命做出代言。诗人在其诗中融入了独特的历史经验,又被后人一代又一代汇入自身的经验,不断拿自己的世界与杜甫的世界相互参照,彼此确认,从而使其意义不断增殖,而且永无休止,正所谓“其诗日读而愈新,其义日出而无尽”也。
天、人、文三者合一的秩序意识,赋予杜甫超稳定的结构感,表现为其诗体之富与其章法之严。
杜甫的内心似有阴阳互补的两种力量,奇偶相生,整散相形,正变相济,加上他既受骈文的熏习,又嗜好雄深雅健的古文,发而为诗,遂众体皆备,且各体兼善。而诗体本身对结构就有基本的规定性。比如,古体与近体不同,五古与七古、五律与七律、五绝与七绝有别。
先说古体。杜诗前期,五古写得又多又好,或继承汉魏乐府以述情陈事,或效法阮籍、陶潜以言志抒怀,层层掉换,节节推进,给人以凝重庄肃之感,其间多有变调,常出闲笔,将异质的成分织入主题的发展中,形成包容的结构。他的七古则横放杰出,善于随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从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中展开叙事,像一面面镜像重叠起来,左右映带,前后衬托。而无论长篇还是短制,他的五古与七古,主题隐而又现,意象分而又合,思路断而又连,却不管意绪兜转得多远,最后总是能接回来;也不管结构欹侧得多厉害,到底还是能稳住。
再说近体。杜甫的五律与七律,更是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其组织之细密,弥缝之浑成,最能见出他的关联思维和对称意识。他的五律,将初唐词臣的组织工巧发展到极致,却大大扩展了其使用范围,就像写日记一样,一景一物,一事一理,无施而不可。他的七律,在盛唐大家高华雅正的格调之外,又开出无数法门,如书体之有楷书、行书与草书,从端庄严肃,到烂漫槎枒,应有尽有,但意脉从来不乱。由于杜甫非同一般的秩序意识,他往往打破律诗的通例,四联皆对,格外凝重。连绝句也喜欢通体对仗,密实有余而风韵不足,向来不被视为正声。他却不愿削减具体要素而脱实向虚。这种裁对琢句之长技,在五言排律中得到最充分的施展。诗人排比声韵,铺陈典故,动辄数十韵乃至上百韵,结构宏大规整,但也就更少流动性。古人虽极推崇,今人却相对隔膜了。
杜甫的结构能力之强,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即经常成双成对地制题写诗,如《哀江头》《哀王孙》与《悲陈陶》《悲青阪》、《春宿左省》《晚出左掖》与《曲江对酒》《曲江对雨》、《月夜忆舍弟》与《天末怀李白》,等等。他用每一种诗体都精心结撰过组诗。他早年就开始突破单篇的狭小边幅的限制,以多首组合而成连章体,展示更为丰富的叙事与抒情内容,如前、后《出塞》和“三吏”“三别”。而且越到后来规模越大,到了《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尤其是《秋兴八首》,充满对位与变奏、宣叙与咏叹,简直成了多主题、多乐章、多声部的交响乐作品。
就诗而言,风格是气貌,结构是骨架,节奏是血脉。正如诗体本身对结构有着基本的规定性,对节奏也先期订下了合约。杜甫古体与近体兼善,节奏亦随之而神明变化,可谓古风之变极,近体之妙穷。
先说古体。五古的驰骋空间不如七古,字数整齐的限制也带来情感表达的节制,故趋向较稳,虽动也有静意。七古则易于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故变化特多,虽静也有动感。老杜的动静更大,因为他不断给自己加码。他的五古,哪怕长篇也往往一韵到底,如《咏怀五百字》和《北征》,各五十韵与七十韵,都是终篇一韵,却随着场景与心情的转换而自成段落,仿佛逐段换韵。他的七古,哪怕短篇也十九转韵,更不用说那些长篇的乐府歌行,或成矩阵,或出杂言,繁音促节,层波叠浪,把节奏的参差变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再说近体。杜甫在探索五律和七律的美感潜能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天才地预见了完美的格律必将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于是,他一边按照圆满的黄金律大写其字正腔圆的正体,一边打破固定的声音模式而创出拗体,把别扭、拧巴引进了美与和谐,以声律之不齐,见心律之不齐。而且,字音拗得越狠,词义与词性就对得越工,听觉上跟你很生,视觉上又跟你很熟,在审美的习惯性与陌生化之间维系着微妙的平衡。
杜诗的句法极富创造性,本质上也是为了调整节奏而发展出来的。平常的句子,“纤手传送青丝菜,高门行出白玉盘”“春水坐船如天上,老年看花似雾中”,文从字顺,都很溜。可一经他手,一番拆装之后,便有了筋骨和风神:“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错位和调序之外,杜甫控制语言流速的办法还很多,文言典重,口语爽直,实字镶嵌,虚字斡旋,对句收拢,散句放开,多元的成分做多样的排列组合,都能有效地使句子的节奏张弛有致。
从诗史本身来看,诗骚、汉魏、齐梁、初唐,各种形式与风格大备,对仗、用事、声律等技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正等着大诗人出来,兼收并蓄地继承,推陈出新地转化。杜甫恰好处在这个继往开来的节点上,他的诗学眼光又最为博观圆照,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吾师,故能兼巧与力于一身。他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从事各种炫目的语言实验。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认为“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强调诗歌对世道人心的担当。所以,像《兵车行》、“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不仅思想崇高,感情深厚,艺术也堪称完美。
杜甫天资卓越,学力富赡,从小就储存起庞大的文献数据库,又具备强劲的检索功能。他早早跻身于盛唐诗人的超级朋友圈,与李白、高适、岑参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高视阔步,以诗为一生之事业。四十岁之前,所缀诗笔,已约千有余篇,此后更用力精勤,无论在极其动荡的岁月,奔走潼关、迟回陇阪、跻攀蜀道,还是在极其安静的草堂与夔峡,他都口不辍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夔州的二十二个月中,他写了四百四十首诗,平均三天两首,真是惊人的努力。而这非凡的毅力也是由过人的体力所支撑的。得益于小时候的“健如黄犊”和青春期的呼鹰走马,他直到晚年,尽管疾病缠身,老底子都还在。
最后,杜甫一生热爱各种艺术,修养极深,眼界极高。他六岁在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十三四岁在岐王宅与崔九堂听李龟年唱歌,都是音乐和舞蹈的顶流。书画名家的真迹他经眼无数,如吴道子、杨契丹的壁画,张旭的草书,薛稷的榜书等,还观赏过顾恺之的江宁瓦棺寺维摩诘像图样、冯绍正的画鹰摹本。至于郑虔粉绘、曹霸丹青、王宰山水、韦偃松石,他甚至能亲见其作画过程。李邕是忘年交,顾诚奢是老相识,王维是同僚,李潮是外甥,连颜真卿也是他三司推问时的主审之一,故杜诗跟颜字想必也互不陌生。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是能够彼此唤醒的。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少陵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