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点将录”是一种十分特殊,又具有重要价值的文体。它兴起于明代,发展于清代,至近代而蔚为大观。成为一种既受学者青睐,又受读者欢迎的著述方式。时至今日,无论是点开某瓣的读书频道,还是在各种自媒体平台上搜索,以“点将录”为名的图书或长文,依旧层出不穷。
那么,为何三百多年过去了,大家为何还如此热衷于“点将录”这种独特的形式呢?
“点将录”的远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班固的《古今人表》以及“月旦评”,而它的真正发端,应当是晚明阉党所创制的《东林点将录》。
天启末年,为了迫害所谓“东林党人”,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编撰了一部《东林点将录》。这是一部带有“黑名单”性质的书,类似于宋代的元祐党人碑。而将当时以学问、气节自居的一众读书人,与当时颇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梁山好汉相比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贬斥色彩。
《明史·王绍徽传》记载:
初,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
虽然这部《东林点将录》是明末党争的产物,但它却启发了后来的文人,将“点将录”发展为一种品鉴人物、漫谈风雅的文体。
在二百余年之后,清代中期诗人舒位所作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也有学者认为是舒位与陈文述合著),是“点将录“这种文体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点将录”的基本体例,也是在此时确立下来的。
约略言之,《乾嘉诗坛点将录》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绰号与人名,二是诗人小传,三是赞语。例如以袁枚配及时雨宋江:
及时雨袁简斋
枚,字子才,钱塘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江宁知县。著《随园三十种》。
非仙非佛,笔札唇舌。其雨及时,不择地而施。或膏泽之沾溉,或滂沱而怨咨。
一般认为舒位创作《乾嘉诗坛点将录》,带有一定的游戏性质。这种体例将原本属于“雅文学”范畴的诗歌创作与“俗文学”范畴的白话小说贯通起来,通过梁山好汉的座次先后隐然流露出对诗人创作成就高低的评价,又以寥寥数笔的赞语对其人其诗进行品鉴,兼顾了学术性与趣味性。
然而由于其体裁新颖,加上舒位本人在创作上成就不低,使得其对诗坛人物的品评独具慧眼,妙语频出,从而使《乾嘉诗坛点将录》在问世后深受风雅之士的喜爱。
例如蓝居中在《乾嘉诗坛点将录钞讫记后》中说:
或揄扬才能,或借喻情性,或由技艺切其人,或因姓氏联其次,靡不褒溢于贬,亦复毁德于誉。苟能深悉录中人颠末者,读之未有不击节失笑也。
清末著名学者叶德辉在重新刊刻《乾嘉诗坛点将录》时也说:
故虽游戏之作,能使读者于百世之下,想象其生平。斯固月旦之公评,抑亦文苑之别传矣。
于是到了近代,著名学者汪辟疆仿照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创作了《光宣诗坛点将录》。相比于《乾嘉诗坛点将录》,《光宣诗坛点将录》具有更鲜明的“诗史“意识。这一方面表现在《光宣诗坛点将录》在创作态度上更加严肃,考证上更为详实;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增加了论诗诗和评诗的内容,使得“点将录”的体例更加完善。
被汪辟疆点为“神行太保代宗”的康有为就曾评价道:“汪撰《光宣诗坛点将录》,甚佳,必传无疑。” 程千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后记》中也说:“这个本子也提供了研究近代诗歌和研究汪老师诗学观点的重要材料,值得重视,是无疑的。”
总体而言,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是按照诗人的创作成就排列的,例如以及时雨宋江配陈三立,以玉麒麟卢俊义配郑孝胥。陈三立和郑孝胥是公认的光宣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也是所谓“同光体”的领袖,以此二人配宋江、卢俊义,可谓实至名归。
然而,对于诗歌创作成就的高低,往往有见仁见智之处,故而《光宣诗坛点将录》很多时候并不完全以此来排列先后,而是刻意寻求某一诗人与某一梁山好汉的契合之处,再以赞语进行拈连。这样的创作手法,使得整部“点将录”在严肃的学术考证之外,增加了不少文人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