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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丨信立祥：陨落帝星的无奈哀荣
发布时间：2025-03-28 13:54:52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信立祥
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著名考古学家信立祥先生于2025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推送信立祥先生2016年刊登在《文史知识》“特别关注”的一篇研究“海昏侯墓”的文章，以此纪念先生。
信立祥，1947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历史专业毕业，1996年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中国国家博物馆原田野考古部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曾任文物征集鉴定委员会委员，馆刊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汉画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日本博古学会终身会员，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会员，日本《博古研究》杂志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考古、美术考古，对汉画像石以及汉画像砖、汉壁画有综合研究，对孔望山汉代摩崖造像等进行了多方面的专题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汉代画像石の研究》（东京，同成社，1996年）、《孝堂山石祠》等，译有《人类文明之谜》。
2016年3月信立祥先生在实验室指导海昏侯刘贺墓主棺发掘（图源：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史知识》2016年第八期第一篇即为信立祥先生的此篇文章
随着内棺的开启和墓主玉质私印的发现，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也进入了尾声。已经确认，该墓的主人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刘贺身世显赫，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之孙，第一代昌邑王刘髆之子。后元二年（前87）即位为第二代昌邑王，时年五岁。元平元年（前74），因昭帝死无继嗣，十八岁的刘贺由权臣大将军霍光拥立为帝，成为西汉第九位皇帝，在位仅二十七天，又被霍光发动宫廷政变赶下帝位，成了千夫所指的废帝。在之后的十一年里，他被囚禁于昌邑王故宫中，国除爵夺，在严密的监视下苦熬岁月。直到元康三年（前63），汉宣帝终于发了善心，将二十九岁的刘贺封为海昏侯，让他到荒僻的鄱阳湖畔做一个贬谪贵族。几年后，他又因交接不慎、妄议政事获罪，被“削户三千”，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千户小侯。不久，像一片飘落的枯叶，刘贺溘然长逝。《汉书》本传只以“后薨”两个字将这颗暗淡帝星的最后坠落轻轻带过。南昌新建区的墎墩山墓地，成了刘贺的最后归宿。
自2011年起，经过江西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五年艰苦的考古调查、发掘，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考古学史上第一次揭露出布局完整清晰的西汉列侯墓园，并通过对刘贺墓的发掘，搞清了西汉中期列侯墓的标准形制，填补了汉代考古学的一大空白；出土的一万馀件（套）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 西汉列侯葬制研究的典型标本
长期以来，西汉列侯丧葬制度一直是一个难解的学术课题。自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即西汉轪侯夫人辛追墓发掘后，一些学者也曾对这一学术课题进行过探索和研究，但诸多问题依然语焉不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文献资料的阙如。相关的文献记载极其零散，大多散见于《史记》《汉书》各篇及后人的注释中，而且不成系统。
二是历史情况的复杂。西汉实行二十等爵制，列侯为最高等级，其地位仅次于诸侯王。但列侯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封爵，封户的差距极大。小侯封户只有五六百户，如轪侯利苍封户只有七百户，而大侯封户往往超万户，如权臣博陆侯霍光的封户就高达二万户。当然，他们的墓葬也就必然存在着很大差别。特别是担任朝廷重臣的列侯，大多由皇帝赐茔地陪葬皇陵，由于皇帝的恩宠，其葬制也往往超过律令规定，霍光的葬制就是一个典型。据《汉书·霍光传》记载：“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左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丧。”也就是说，霍光是按照皇帝葬制埋葬的。此外，在西汉王朝二百年的时间里，墓葬形制的变化也很大。据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研究，西汉的墓葬形制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依靠严酷的法制，强行将秦的葬制推行到全国，六国原有葬制迅速消失。西汉王朝建立后，原关东六国地域马上恢复原有战国葬制。马王堆一号墓就是用楚制埋葬的。直到武帝时期，汉家葬制才推行全国，各等级的墓葬形制也基本确定下来，其最大特征就是墓室高度居室化和宅院化。其后不久，又发生了砖石结构墓葬取代木椁墓的巨大变化。
第三个原因是考古资料的严重不足。西汉的列侯可分为三种，即王子侯、外戚恩泽侯和功臣侯，其数量相当惊人。《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录功臣侯162人。终西汉一朝，始封王子侯达425人。估计整个西汉时期，列侯人数至少在千人以上。但迄今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可以明确认定列侯身份的西汉墓葬只有区区二十座左右。这些墓葬不仅大多被盗一空，无法了解其棺椁结构，而且几乎都没有对墓园做过发掘，认真发掘过墓园的只有富平侯张安世墓，但由于墓园保存不完整，仍然无法了解其整体布局。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学界对列侯葬制的研究。
突破这一学术课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找到一座标型墓即标准的西汉列侯墓，结合文献记载和有关西汉列侯的丧葬律令进行剖析研究。这一标型墓必须符合下述条件：第一，必须是埋葬在列侯自己侯国内的列侯墓。因为担任朝廷重臣的列侯，大多陪葬皇陵，而且往往由于皇帝特许而墓葬逾制；而在王国任职并葬在任职地的列侯墓，由于脱离朝廷监管，也会不按律令规定埋葬。第二，墓葬本体特别是墓园遗迹必须整体保存完好。第三，必须是按汉家制度埋葬的列侯墓。第四，必须是由于列侯本身的政治经历，不可能承恩特许逾制的列侯墓。刘贺墓恰恰符合这四个条件，是个标准的列侯墓。
可供对照研究的西汉律令资料，最重要的是200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出土的《葬律》。《葬律》写在五枚竹简上，内容是对列侯丧葬的各项规定。墓葬年代为文景时期，《葬律》本身可能是惠帝吕后时期由大儒叔孙通主持制定的，比刘贺墓早了一百多年。其间，汉武时期，有可能对这套律令进行过修订。但无论如何，这部《葬律》对我们的研究仍然是最有价值的资料。
下面，让我们从茔地的选择、墓园、祠堂、祔葬墓与主墓关系、封土、墓室、棺椁结构、殓服等几个方面对刘贺墓进行分析研究。
刘贺墓园位于一条当地称为“墎墩山”的东西向土岗西端顶部，高出周围地面约二十五米左右，地势高敞开阔。其东约四百多米，就是当地称为“紫金城”的海昏侯国都城遗址的西城墙。茔地的选择，《葬律》没有规定。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贫时，为父母选择的墓地，地势高敞，周围可葬万家。紫金城遗址以西、以南的汉代贵族墓、贫民墓也都位于高岗上。看来，高敞之地是汉代堪舆术中选择茔地的最理想之处。
墩墩山
刘贺墓园平面呈梯形，南北宽141米至186米，东西长233米至246米，总面积约4.6万平方米，恰恰相当于汉代大亩的一百亩。墓园四面有垣墙，总长868米，设东、北门，门外各有二出阙。东门为陆路之门，是主门，西门为水路之门。《葬律》：“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罘罳。”刘贺墓园设两门，当是因地制宜，但园墙四角没有罘罳，没有逾制。《葬律》：彻侯“荣（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如果换算成面积，《葬律》规定的列侯茔地合汉代大亩二十亩。据《汉书·李广传》载，元狩五年（前118），李广的堂弟、丞相乐安侯李蔡 “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馀万，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看来，起码在武帝时期，对列侯重臣陪葬皇陵赐予茔地的面积，执行《葬律》是相当严格的。到西汉末，律令废弛，茔地违制成为常态。史载汉哀帝时，宠臣董贤茔地“周垣数里”，应是极端的例子。刘贺茔地面积，是《葬律》规定的五倍，也许是“视丧事”的朝廷官员考虑到刘贺的两个刚死的儿子也要葬在园中，同时刘贺妻妾子女众多，死后都要葬在一起，因而特别批准的。更大的可能是，就封列侯对《葬律》的执行，本来就比京师宽松。刘贺茔地东西长，南北窄，符合律令。园墙只有一重，低于《葬律》规定。
刘贺及其夫人两座主墓位于墓园中部偏南，刘贺墓居西，夫人墓居东，属于同茔异穴合葬。这一点与西汉帝陵帝西后东的陵位安排完全一致。在两座主墓的南侧，是一片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平地，上面有寝、祠堂、东西厢房四座祭祀性建筑遗存，为两墓共用。西厢房因其前面有水井，应为制作祭品的神厨；东厢房应是祭祀活动服务人员（主要是未生子女的刘贺姬妾）的住房。寝位于侯墓之南，是刘贺灵魂寝息之处，为一座正方形有回廊的四出式房屋建筑，边长10米，面积100平方米。祠堂位于平地中央，北与两主墓的距离相等，这一点与景帝阳陵的陵庙“德阳庙”位置完全一致。祠堂面南，为一座长方形的四面有回廊的房屋建筑，是刘贺夫妇接受子孙祭祀之处。祠堂东西长14米，南北宽10米，面积约一百四十平方米。《葬律》曰：“祠舍盖，盖地方六丈。”即祠堂屋顶面积约合一百九十平方米。如果将140平方米的刘贺祠堂基址面积加上祠堂出檐面积，大致与《葬律》相合。而富平侯张安世墓地祠堂，加散水计算东西进深20米，南北宽18.8米，面积约三百七十六平方米，如果再加上已被破坏的西侧散水面积，其实际祠堂顶盖面积将近四百平方米，远超《葬律》规定，当是经宣帝特别恩准建造的，不能作为列侯墓地祠堂的标准。两汉时期，寝和祠堂都是墓地中的祭祀性建筑，但祭祀方式有别。据《汉书·韦玄成传》记载，西汉帝陵的祭祀制度是“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贵族吏民墓前祠堂来源于陵庙，寝、祠堂的祭祀也要简单得多，但性质是一样的。
除两座主墓外，刘贺墓园内还有七座祔葬墓。按其位置，可以将七座祔葬墓分为两组。一组位于上述祭祀性建筑群之东，三座墓南北排列，墓道均西向，意味着三位墓主人要与两位主墓的男女墓主同享后人祭祀。从这一特点判断，这三座墓的墓主都应是女性，其身份为刘贺的姬妾。另一组共四座墓，位于两座主墓的北侧，东西向一字排列，墓道均向南。值得注意的是，靠西面的三座墓的南侧均建有祠堂。根据我对汉代祠堂后壁画像石的研究，一组夫妇不管妻妾人数多寡，共用一座祠堂。因此，这组墓葬的墓主不应是刘贺的姬妾。其中，东侧的3号、4号、5号墓已经发掘，在5号墓中出土了一把玉具剑，表明墓主为男性。5号墓的位置在刘贺墓的正北侧，祠堂规格很高，有可能是与刘贺同年去世的其嫡长子刘充国或其次子刘奉亲之墓。就是说，这四座墓，都应是刘贺的子女之墓。同样，长沙马王堆轪侯墓地，第二代轪侯利豨也与他的父母第一代列侯夫妇利苍、辛追葬在同一墓园中。由此可以判定，列侯墓园与帝陵、王陵在入葬者身份、辈分上有很大差异。帝陵、王陵的陵园内，入葬者只有皇帝或诸侯王一个人，其馀入葬者皆为其女性配偶；列侯墓园则具有家族聚葬性质，列侯的子女后代可以入葬。对这一问题，文献及《葬律》无载。
刘贺墓由墓葬本体和一个外藏椁构成。外藏椁位于墓葬封土的西北侧，内葬实用车马。《汉书》本传载霍光墓有枞木外藏椁十五具，近年通过对霍光墓园的钻探，恰好发现了十五个外藏坑。张安世墓有外藏坑六个，周勃墓园发现外藏坑十九个。刘贺墓本体上有高大封土，下为方形墓室。封土盝顶形，高7米（3汉丈），底部东西长33.6米（14.6汉丈）、南北宽30米（13汉丈）。与《葬律》“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相符，比《周礼·春官·冢人》郑玄注引《汉律》“列侯坟高四丈”略低，大概郑玄所引为东汉律条。墓圹为甲字形，墓道向南，长16米，墓口方形，边长约17米，至墓底深约八米。《葬律》：“羡深渊上六丈。”刘贺墓圹深度小于《葬律》规定，应是当地地下水位较高而因地制宜的缘故。墓圹内建有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椁室，椁室由甬道、东西车库、藏椁、回字形通道和主椁室构成。其最大的特点是高度居室化、宅院化，各部分虽相对独立，功能分明，但由甬道、通道互相连通，已经不能用“几重”加以衡量，不符合《葬律》“椁二”规定。其中主椁室位于椁室正中央，底板高出藏椁和通道底板约0.6米，顶部高达3.4米，高出藏椁和通道顶部约一米。主椁室内又分为东西二室，中有门相通，东室置棺柩，具有“寝”的功能，西室必然是“堂”。很明显，这象征着刘贺生前居住的高台宫室建筑。霍光死后，宣帝特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从其顺序看，便房就是放置梓宫的独立木结构椁室。因此，刘贺墓的主椁室就是文献中的葬具“便房”。藏椁就是库房，刘贺墓的藏椁由相连的东、北、西三部分构成，内部又分隔成不同的库。《葬律》中的“藏椁一”即应指这种木结构内藏椁。从平面结构看，刘贺墓的木结构椁室与1978年发掘的河南唐河王莽天凤五年（18）郁平大尹冯孺人（久）的砖石结构墓几乎完全一样，在冯孺人墓主室外的回廊入口处，刻有“藏閣”题记，表明这是藏椁之门。几年前发掘的天津蓟县小毛庄汉墓，平面结构也与刘贺墓相近。
刘贺墓平面示意图
刘贺的木棺为相套的内外两棺，外棺外长3.7米、外宽1.4米，内棺外长2.7米、外宽0.8米，均为樟木棺。《葬律》：“棺中之广毋过三尺二寸，深三尺一寸，袤丈一尺，厚七寸。”这里指的应是内棺内部尺寸。《续汉书·礼仪志》：“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上述刘贺内外棺的尺寸皆为棺外尺寸，如果加上棺厚，与《葬律》相合。两棺皆为樟棺洞朱云气画，符合汉代礼制。两棺相套，置于輁轴之上。《仪礼·既夕礼》：“迁于祖用轴。”郑玄注：“轴，輁轴也。輁状如床，轴其轮，輓而行。”輁轴的四轮，为无辐条的“辁”。按先秦礼制，大殓升棺用轴，朝祖奠用轴，大葬入墓室用轴。
刘贺尸骸置于内棺之内的包金丝缕琉璃席上，不穿玉衣，而是采用多重衣衾裹束的绞衾制，衣衾内有多件玉璧，棺外有荒帷痕迹。《葬律》：“彻侯衣衾毋过盈棺，衣衾敛束。荒所用次也。”刘贺的殓服即葬服与《葬律》一致。已发掘报道的西汉列侯墓，有三例葬服为玉衣。绛侯周勃夫妇均服银缕玉衣，当为皇帝特赐，另两例不确。其中张安世夫人的玉衣，实际上是瞑目上的玉缀件。另一例为河北邢台的南曲炀侯刘迁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共发现玉片200片，玉片四角的穿孔内，留有金丝和金箔，从玉片数量及金箔情况看，绝不是玉衣，而应是铺在内棺中的包金丝缕玉席。由此可以认定，制度规定，列侯葬服不用玉衣。
通过上述分析，可将西汉列侯墓的制度归纳为以下几点：1.茔地选择在高敞之地。当然，平原地区的列侯墓另当别论。2.有垣墙围绕的墓园，设门阙，侯与夫人同茔异穴埋葬，共用一个祠堂；子女后代可以祔葬园内。3.侯墓有外藏椁，封土高七米左右。椁室由车库、内藏椁、便房构成，居室化、宅院化明显。4.使用内外两棺，輁轴承载。5.葬服不用玉衣，而是采用多种衣衾裹束的绞衾制，衣衾内置大量玉璧。这五点，只是归纳总结出的西汉列侯墓一般特点。但是，由于西汉列侯地位、封户、财产相差悬殊，在建造墓葬时视情况对制度规定有隆杀也是必然的。
二 文物烘托出的历史真实
迄今为止，从刘贺墓中已经出土各类文物一万馀件（套、组），不仅在已经发掘的列侯墓中首屈一指，甚至超过了很多诸侯王墓。这批文物，真实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豪奢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所有文物中，最受学界关注、价值最高的文物无疑是出土于西藏椁文书档案库中的大量简牍。其中竹简达五六千枚，经过对一千馀枚竹简的初步释读，已经发现了《论语》《易经》《礼记》等多种儒家经典和医书、方术等古籍，还有一篇汉赋体的文学作品《墓赋》，文情并茂地描绘了花费数百万为一位列侯修建豪华墓室的过程。木牍共八十馀版，其中两版是刘贺、刘贺夫人元康四年分别写给宣帝和皇太后的奏折副本的开头部分。可以断言，如果简牍内容全部释读出来，一定会震动学界。
这批文物不仅印证充实了我们对一些汉代制度的认识，还使我们了解到文献失载的一些西汉制度。
刘贺墓出土的黄金数量之大令人惊愕，迄今已达378件，其中重汉代一斤的金饼285件，大马蹄金17件，小马蹄金31件，麟趾金25件，金版20件，如果再加上内棺包金丝缕琉璃席上放置的多排金饼，数量将突破400件，总重量在100公斤以上。这批黄金主要出于便房西室和内外棺之间。在其中的四件金饼上，有字迹优美的墨书题记：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由此可以证明，这些黄金就是刘贺为了向皇帝进献“酎金”的黄金储备。酎，是祭祖用的醇酒，正月起酿，八月成酒。西汉制度规定，每年八月，皇帝在长安高庙举行祭祖大礼时，有封地的诸侯王和列侯必须根据封户人数多少，向皇帝进献黄金，购买酎酒助祭。如果所献黄金重量不足或成色不好，王削县，侯免国，处罚极为严厉。文献载，仅元鼎五年一次因“酎金罪”失侯的列侯就有106人。这一由文帝创始的制度，称作酎金制。这批黄金证明了直到宣帝时期酎金制仍在强力执行。
有关西汉诸侯王、列侯的用乐制度，史无明文。但刘贺墓出土的一套礼制乐器，为我们透露了端倪。在刘贺墓北藏椁的乐器库中，出土了两架青铜编钟和一架铁编磬，同出的还有二十五弦漆瑟、笙、排箫和多件伎乐木俑，其中铁编磬是第一次出土。根据漆瑟上的“昌邑十年”题款判断，这组乐器应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所用的一套完整礼制乐器，钟磬是主体。其中一架钮钟14件，一架镈钟10件，一架铁磬14件。据《周礼·春官·小胥》载：“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县，悬也。郑司农注：“宫县，四面县；轩县，去其一面；判县，又去其一面；特县，又去其一面。……轩县三面，其形曲，……轩县去其南面，辟王也。”根据这套乐器可以推定，西汉时期诸侯王乐制以打击乐器钟磬为主，钟磬采用轩悬的方式，辅助乐器有瑟、笙、排箫等。
东汉的车舆制度，《续汉书》叙述颇详，而且得到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室壁画中的大量车马出行图的印证。关于列侯的车舆制度，《续汉书·舆服志》载：“公、列侯安车，朱斑轮，倚鹿校，伏熊轼，皂盖。”但是，西汉的车舆制度特别是诸侯王、列侯的车舆制度，却至今了解甚少。刘贺墓出土的车马文物为我们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批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批车马文物可分为实用车马和偶车马两类。实用车马出土于外藏椁，共有五车二十匹马，应皆为驷马安车。同出的三千馀件车马铜饰件，相当一部分有华丽的错金银图像，其精美豪华令人叹为观止，远远超过富平侯张安世墓所出的同类器物。可以断言，这种贵族专用的高等级用车，肯定是刘贺为昌邑王时所使用的。偶车马分为偶轺车和偶乐车，六辆偶轺车出于椁室的东西车库，两辆乐车出于甬道。轺车是一种级别较低的立乘小车，驾一马，可以个人拥有，在高官贵族的车马出行队列中只能作为导车和从车使用。两辆乐车中，一辆为载有实用建鼓的鼓车，另一辆为载有实用铜于和铜编铙的金车。《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 郑玄注：“錞，錞于也。”《淮南子·兵略训》：“两军相当，鼓錞相望。”《广雅》：“以金铙止錞鼓。”先秦时期，鼓与于、编铙相配，用于军旅中，在行军作战时，指挥军队进退，属于军礼乐器。击鼓进军，击于和编铙止鼓退军。刘贺将这种军礼乐车用于出行，显然是借用了军礼。刘贺墓出土的这些车马文物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汉王侯贵族的出行车队：王侯乘坐的主车即驷马安车居中，最前面以数辆轺车为导车，导车之后、主车之前为鼓车和金车，主车之后以数辆轺车为从车。击鼓则车行，击錞于和编铙则车停。当然，实际的西汉王侯车马出行队列要复杂得多，还要加上等级较高的属官的属车和大量的骑卒及步卒。这是西汉王侯的车舆制度，到东汉时期稍有变化。在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的“大王车出行图”中，大王即诸侯王乘坐的驷马安车主车前，只有鼓车而没有金车，应是东汉时期诸侯王的车舆制度。
青铜车马当卢
在北藏椁的钱库中，整齐码放着成缗的五铢钱，高度达1.8米，重达十馀吨，五铢钱总数约二百万枚。我推测，这库铜钱应是宣帝赐给的、为刘贺助丧的赙赠钱。汉代高级官吏和诸侯王、列侯死后，皇帝按制度规定赐钱物助丧，这种制度称为赙赠制或赗赙制。西汉对于赙赠钱的数量，史无记载。霍光死后，宣帝赠赙“金钱”，数量不明。但西汉赙赠制度的细节可以从东汉赙赠制度推知。《后汉书·羊续传》：“旧典，二千石卒官，赙百万。”《后汉书·济北惠王寿传》：“自永初以后，戎狄叛乱，国用不足。始封王薨，减赙钱为千万，……嗣王薨，赙钱五百万。”列侯地位在二千石官吏之上，而低于诸侯王，刘贺之丧获二百万赙赠钱应是符合当时的赙赠制度的。
在东藏椁内，出土了铜籍田鼎和铜籍田灯各一件。籍田鼎刻铭为：“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第二。”籍田灯上也有“籍田”刻铭。籍田礼是西汉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之一，从文帝始，每年孟春正月，朝廷都要在长安举行盛大的籍田礼，皇帝亲祀先农后，到籍田躬耕，在京的百官贵族都要参加，意在“祈年”和“劝农”。东汉时期，各郡国都要举行籍田礼，西汉是否如此，记载阙如。这两件籍田铜器的发现，证明了西汉时期各郡国（包括侯国）也是隆重举行籍田礼的。
在《汉书》中，刘贺是个劣迹斑斑、行事荒唐的不肖贵族子弟形象。作为全新的历史资料，刘贺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多角度真实再现了刘贺起伏跌宕、命运多舛的一生，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与文献记述完全不同的刘贺。
从西藏椁出土的《论语》《礼记》《易经》等儒家经典简书，证明了刘贺自小就受过良好而系统的儒学教育。在宫廷政变被废时，随口就引用《孝经》中的文句，痛责杀气腾腾的霍光等人：“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汉书·霍光传》）说明十八岁的刘贺，早已对这些经典熟记在心。尽管如此，他还终生坚持苦读。出土于主椁室西室的圣贤像漆屏风，画有孔子、子夏、子张等圣贤像，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刘贺将其摆在床榻旁，表明这是他生前最喜爱的常用物品，也证明了他对儒学刻骨铭心的崇奉。简书中的《墓赋》，反映了他对当代文学的喜爱。同出在西室的石砚和墨碇，使人不禁联想起刘贺被废后囚禁在昌邑时，头上簪笔谒见前来视察的山阳太守张敞的情形。这说明，刘贺自幼就受过儒家六艺中“书艺”的严格训练，深谙书道真谛，并终身研习不辍。这些文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刘贺绝非是一个粗犷少文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满腹经纶、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宗室贵胄。
刘贺墓内藏椁出土的漆围棋盘、漆琴、剑戟、皮质甲胄、西周铜提梁卣、两件战国蟠螭纹铜罍、战国铜剑等文物，反映了刘贺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既有琴棋雅兴，又喜习武健身，还痴迷于古物的鉴赏收藏。墓中出土的大量铜、漆、玉质酒具，诸如壶、罍、尊、案、盘、杯等，暗示刘贺有着喜欢交接宾友、纵情豪饮的爽朗性格。高贵、儒雅的风度使这位少年昌邑王有着迷人的魅力，在他十八岁时，身边已经聚集了二百多名誓死效命的宾客和死士。在霍光发动的宫廷政变中，这批人全部被杀，面对死亡，他们发出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悲壮慨叹，竟无一人跪地求饶！
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土三十馀件纪年款漆器和铜器，全部是昌邑国之物。其中最晚的纪年为“昌邑十一年”，其馀分别为“昌邑二年”“昌邑三年”“昌邑九年”和“昌邑十年”。“昌邑十一年”为武帝后元二年（前87），其年刘髆薨逝，刘贺即位为第二代昌邑王，时年只有五岁，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稚子。可以断定，这些文物，都是刘髆置办的。由此可以看出，与其父刘髆相比，刘贺在昌邑王位的十三年间，行事简朴低调，绝对没有恶名，这也正是霍光集团拥立其为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一。
发现于主椁室棺外的一颗印文为“大刘记印”的龟钮玉印，既非官印，又非私印，在汉印中极为罕见，曾引起学界和坊间的多种猜测。既然放在主椁室中，表明该印确为刘贺生前所用；但又置于棺柩之外，意味着该印已经与刘贺最后的身份不符。实际上，这枚奇怪的玉印，正是刘贺被废后囚禁于昌邑王故宫的十一年间，非王、非侯、非庶民尴尬身份的真实写照。
四枚写有“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题记的金饼，证明墓内的黄金确实是准备进献皇帝的酎金，但没有进献成功。元康三年，正是刘贺被封为海昏侯之年。据《汉书》刘贺本传记载，在被封的同时，又受到“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的打击。这就意味着，刘贺不能参加宗庙祭祖大典，无权再向皇帝进献酎金，迹近宗室除籍。因此，这些酎金只能埋进坟墓。
墓中发现的铜药杵臼和虫草、五味子等草药，表明刘贺生前患有严重的疾病。《汉书·刘贺传》记载，刘贺被废后，囚禁生活的折磨和巨大的政治恐惧很快摧垮了他的身体，严重的风湿病使他步履维艰。贬谪到海昏侯国后，湿热的气候肯定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病情，加上新的政治打击，仅仅过了四年就溘然长逝了。
刘贺是个历史悲剧人物，他的失败，绝非不肖所致，而是缘于缺乏政治经验和权臣当政的时代。史书是胜利者书写的，对政治失败者横加罪名是史书的定势和常态。因此，《汉书》中对刘贺的记述评价不足凭信。
三 陨落帝星的无奈哀荣
从刘贺墓宏大规模的墓室和精美豪华随葬品的巨大数量看，他的葬礼似乎极为隆重，可谓备极哀荣。这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废帝大多死于非命，以庶民礼草草埋葬大相径庭。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表面上的哀荣，实际上是一次新的政治打击的结果。
西汉制度，列侯死后，其家人无权自行处理丧事。《汉书·景帝纪》：“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其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神爵三年（前59），刘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这一离奇事件立刻成为刘贺政敌攻击他的口实，他们认为这是“天绝之也”，主张“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建议将海昏国除国绝嗣，并很快得到宣帝批准。这样，刘贺的家人瞬间都成了庶人，再也无权继承和享用刘贺作为列侯的专用财产。这些财产中，当然包括刘贺被废后经朝廷恩准继承的刘髆的全部财产。对于前来“视丧事”的太中大夫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这些财产全部埋入刘贺坟墓中。但是，由于财产太多，只能修造规模宏大的墓室。这也正是表面上刘贺备极哀荣的真正原因。显然，这是一种无奈的畸形哀荣。如果刘贺地下有知，一定会像自缢前的崇祯皇帝一样，发出椎心泣血的祈愿：愿世世毋生帝王家！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