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田先生的学术成果，在座各位比我更加了解。但各位之中，可能只有我一个是叫着“田叔叔、李阿姨”长大的。罗新说“今天大家聊聊天”，我就说一点个人的表浅感受。
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去世十年了，直到今天，印在我眼前的一幕一直无法忘怀，也是让我深感遗憾的。2014年国庆节，十月二日，我和我姐姐邓可蕴一起去看望田先生，当时聊得十分畅快。告别出来，我和姐姐走出楼门，忽然听到楼上在喊“可蕴”“小南”，抬头看去，原来是田先生打开厨房后窗，伸出头来喊我们。我以为是落下了什么东西，却听田先生说：“可蕴、小南，你们还要来啊！”我们赶紧点头答应。
从来没有见过先生这样殷切的叮嘱与期盼。离开的路上，我们就商量说，到元旦或者春节，再来看望田先生。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心中无比后悔。
十二月二十五日得知先生过世，去系里灵堂祭拜，田立跟我说，在田先生的联系人笔记本上，他的学生后面，紧跟着的是我们姐妹，顿时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严格意义上说，我不是田先生的“直系”学生，但我在本科时选过田先生的课，后来经常得到先生的指点，也应该“算是”田先生的学生。先生课上讲的很多内容都记不清了，但他当时讲到并非一手史料的《资治通鉴》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讲到宋人编纂的《西汉会要》对于研究汉代历史的作用，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课上问，一份茶叶是要冲一壶茶，还是应该沏一杯浓茶？这“浓茶”说，体现着学人的境界，更让我至今不敢忘记。 
1985年，北大开始招收博士生。两年后河北大学的漆侠先生嘱咐我在职报考博士，这样将来才能在北大立足。漆先生想到我的顾虑，于是给田先生写信，请田先生指导我，做我的导师。田先生也为此专门找我谈话。当时我孩子小，宗成出国留学，父亲年事已高，家中诸事需要照料，于是跟田先生说明情况，没有报名。先生也很理解。
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我跟田先生说，看的材料多了，但不知怎么，更不敢动笔写文章了。先生拍拍我的手背，说：“这就对了。”先生话不多，沉静中自有一种力量，逐字逐句传递渗透到学生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