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呜呼，其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虽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孙。”不仅是宰相之家，如唐初史学大家令狐德棻家族，也是如此。这个家族倡导的家风就是知书达礼，博雅方正，忠君孝亲，家族和睦。
就宰相而言，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称姚、宋。姚崇的“诫子孙”颇浸透着古人的历史教训与生活经验。其要点之一，“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阙。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

姚崇特别告诫的第二点是，分家要预先协议，不要家长死后兄弟争讼，辱没先人，遗祸子孙：“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仍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致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静思之，深所叹服。”
第三方面的遗言是要薄葬：“昔孔丘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于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于地下，于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最后，姚崇特别申明了对于死后做法事的态度。他完全不信佛法能够祸福人的这一套法事。“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至于道教方面，姚崇的看法也很达观：“道士者，本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于家。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云。”
与姚崇同朝为官的宰相卢怀慎，也以清廉知名，“清俭不营产，服器无金玉文绮之饰，虽贵而妻子犹寒饥，所得禄赐，于故人亲戚无所计惜，随散辄尽。赴东都掌选，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属疾，宋璟、卢从愿候之，见敝箦单藉，门不施箔。会风雨至，举席自障。日晏设食，蒸豆两器、菜数杯而已”。他的儿子卢奂，恪守家教家风，在陕州刺史任上，颇有美政，玄宗亲自题赠勉励：“斯为国宝，不坠家风。”盛唐的南海太守是一个肥缺，为长吏者赃秽狼藉者多。玄宗以卢奂任太守，廉洁自律，淳风化俗，“污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远俗为安”。
比宋璟稍后为相的韩休，也是为人刚直，处事端正，“（玄宗）帝尝猎苑中，或大张乐，稍过差”，担心韩休知道进谏。但是，韩休七个儿子比宋璟的三个儿子强太多，不仅个个成才，而且方正廉洁，“安禄山盗京师，皆陷贼，贼逼以官，浩与洪、汯、滉、浑出奔，将走行在，浩、洪、浑及洪四子复为贼禽杀之。洪善与人交，有节义，藉甚于时，见者为流涕”。老四韩滉尤其突出，“虽宰相子，性节俭，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庇风雨”。后来韩滉扬立中外，官至宰相，“居重位，清洁疾恶，不为家人资产。自始仕至将相，乘五马，无不终枥下”。韩滉的儿子韩皋也是制科登朝，“资质重厚，有大臣器”。历任剧职，“以简俭治，所至有绩”。德宗贞元时，有舆论称道韩氏家族：“先是，韩休家训子侄至严。贞元间，言家法者，尚韩、穆二门云。”

所谓穆门，即穆氏家族，最知名的是穆宁（716—794）。穆宁的特点是家法严谨，诸子有方，他亲自撰写《家令》，要求孩子们人手一册：“宁居家严，事寡姊恭甚。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这部穆宁《家令》未曾流传下来，但是留下了一些他告诫子弟的言论：“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养也。”他把行“直道”，视为养志。要求子弟在政治上要有志气，不要把高官厚禄（“三牲五鼎”）当作最高追求。史家说他，“清慎刚正，重交游，以气节自任”，大约也是因为穆宁的这种品秩，“宁善教诸子，家道以严称”。四个儿子在朝廷做官，皆能“守道行谊”，就是这种家风传承的结果。他的传记还附载了四个儿子的事迹。
穆宁的大儿子穆赞最为知名。他释褐为济源主簿的时候，“时父宁为和州刺史，以刚直不屈于廉使，遂被诬奏，贬泉州司户参军。赞奔赴阙庭，号泣上诉。诏御史覆问，宁方得雪”，获得朝廷诏书褒扬，“由是知名”。穆赞为官，不屈服于权贵的淫威，“所莅皆有政声”。穆赞“与弟质、员、赏以家行人材为搢绅所仰。赞官达，父母尚无恙，家法清严。赞兄弟奉指使，笞责如僮仆，赞最孝谨”。时论评穆氏兄弟云：“质兄弟俱有令誉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
中晚唐时代的柳玭尝述家训以戒子孙，内容见于《旧唐书·柳玭传》《新唐书·柳玭传》以及南宋初刘清之的《戒子通录》。柳玭家训内容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低调谦卑以处世：“夫门地高者，一事坠先训，则异它人，虽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见祖先地下。”家训提出：“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窥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正因为招人嫉妒，不得不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强不息：“所以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夫士君子生于世，己无能而望它人用，己无善而望它人爱，犹农夫卤莽种之而怨天泽不润，虽欲弗馁，可乎？”
柳玭说，柳家对子弟的训诫是：“立己以孝悌为基，恭默为本，畏怯为务，勤俭为法。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恭，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傥来。”他也强调了官箴与家法之间的密切关联：“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家法；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忧与祸不偕，洁与富不并。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忧则恐惧，恐惧则福至。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这一点很符合儒家对于命运的看法：“故世族远长与命位丰约，不假问龟蓍星数，在处心行事而已。”家庭的盛衰取决于自己的行为。
家训接着列举了几个唐朝著名家族的兴衰与恩怨，分别是崔琯（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崔山南”）、裴宽、王涯、贾餗以及舒元舆和李繁：
昭国里崔山南琯子孙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栉笄拜阶下，升堂乳姑，长孙不粒食者数年。一日病，言无以报吾妇，冀子孙皆得如妇孝。然则崔之门安得不大乎？
东都仁和里裴尚书宽子孙众盛，实为名阀。天后时，宰相魏玄同选尚书之先为婿，未成婚而魏陷罗织狱，家徙岭表。及北还，女已逾笄。其家议无以为衣食资，愿下发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丰，必有令匹，子孙将遍天下，宜北归。”家人遂不敢议。及荆门，则裴赍装以迎柳玭像矣。今势利之徒，舍信誓如返掌，则裴之蕃衍，乃天之报施也。余旧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龁蔔瓠而已，皆保重名于世。
永宁王相国涯居位，窦氏女归，请曰：“玉工货钗直七十万钱。”王曰：“七十万钱，岂于女惜？但钗直若此，乃妖物也，祸必随之。”女不复敢言。后钗为冯球外郎妻首饰，涯曰：“为郎吏妻，首饰有七十万钱，其可久乎！”冯为贾相国门人，贾有奴颇横，冯爱贾，召奴责之，奴泣谢。未几，冯晨谒贾，贾未出，有二青衣赍银罂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黄酒三杯。”冯悦，尽举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贾为叹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贾皆遘祸。噫，王以珍玩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权隆赫之妖甚于物邪？冯以卑位贪货，不能正其家，忠于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贾之奴害客于墙庑间而不知，欲始终富贵，其得乎？
舒相国元舆与李繁有隙，为御史，鞫谯狱，穷致繁罪，后舒亦及祸。今世人盛言宿业报应，曾不思视履考祥事欤？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
在家训的最后，柳玭说：“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构之重，属于后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乃食之醢酱，可一日无哉？”柳氏治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
唐末五代，江州义门陈氏定立《义门家法》（编于890年）最为知名。其中云：“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息有智性明敏者，令修学业。稍有功业渐进应举者，现置书籍之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宾客寄止修业者，应延待于彼东佳庄，供应周旋。”“立学院一所于东佳庄之西，止教童蒙。每年春三月，择日起馆，至秋九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院训诱，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书堂为举子应试教育，学院则是发蒙教育。陈氏家族同居共爨，总体上已经是宗族外衣下的家族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