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9-10 09:45:13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宋衍申

“门生”是我国古代标明人的一种特定身份的专用名词。
“门生”的含义是什么？宋欧阳修在其《集古录跋尾·后汉孔宙碑阴题名》中，曾这样下过定义：“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但是，这个定义只适用于东汉。其实，“门生”一词在不同时代，其含义是不尽相同的。

据清人梁退庵《称谓录》载，“门生”的称谓，最早出现于西汉。其文曰：“王褒门生为县役，褒不嘱县令，乃步担干饭而立路旁，罄折而言：‘门生为役，故来送。’令即放之。”王褒是西汉宣帝时人，《汉书》有传。

但是，在“门生”的称谓出现之前，远在春秋时代已有“门人”的称呼了。孔子聚徒讲学，无论亲授业者，还是转相传授者，一律称“门人”。《论语》一书，“门人”共出现八次。如：“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论语·里仁》）又如：“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论语·述而》）这两处提到的“门人”，显然是指亲授业者。另如：“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论语·子罕》）这个“门人”，可以被孔子的弟子子路“使”，那么无疑该是孔子的转相传授者了。如果说“门人”是“门生”的原始概念，其原始的含义就既包含“亲授业者”，也包含“转相传授者”了。


到了战国，“门人”仍然包含受业弟子的意思。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轲“受业子思之门人”。但是，这时寄食于贵族门下的食客，也被称之为“门人”，如：《战国策·齐策》载：“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臣，郢之登徒也……’”又如：《资治通鉴·赧王五十七年》载：“赵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约其门下食客文武备具者二十人与之俱。”这里的门下食客与孟尝君门人公孙戍的身份是一样的。这些人大都具有某种才能，属于“士”阶层的一部分，具有一种侠义精神。

西汉初年，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秦末战争的扫荡，讲学授业和寄食游说都受到了冲击，所以在文献中很难找到有关“门人”的记载，到汉宣帝时才有“门生”一词的出现（即上文《称谓录》中所载）。

“门生”称呼的大量出现是在东汉。不仅如此，而且常见“门生”与“弟子”、“故吏”并列地记载。如：《后汉书·贾逵传》“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后汉书·袁绍传》“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天下”。这说明“门生”“弟子”“故吏”的身份是有区别的，但又有联系。当时《五经》传授各有专门家，凡从师所学，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则为门生，故吏是旧部下的意思。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孔宙碑阴题名》载：“今宙碑残缺，其姓名里邑仅可见者，才六十三人，其称弟子者十人，门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由此看来，“门生”已是对特定身份的人的一种称呼了。《后汉书·郑康成传》中有一段记载，对“门生”的含义做了比较明确地说明：“康成没，门生相与撰其问答诸弟子之词，依《论语》为《郑志》。”显然，这里所称的“门生”是弟子的弟子，如欧阳修所说的“转相传授者”了。

从《后汉书·贾逵传》的记载中，我们能够看到，“门生”可以成为升官的阶梯。这种情形一出现，就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一些并不以学问相师承的钻营投机者，也极力设法为自己取得“门生”的桂冠，于是他们四处奔走，去讨好有权势的人。并无学问的权贵们也有了自己的“门生”，这种“门生”实质是权贵的打手、狗腿子。《后汉书·郅寿传》载：“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尝使门生齎书诣寿，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后汉书·杨彪传》载：“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彪发其奸，言之司隶。”窦宪是权臣而不是学问家，王甫是宦官也无学问可谈，他们的“门生”自然不会是什么学问上的亲授业者或转相传授者了。为了攀权附贵，自称为“门生”者，在权贵死后，还争相为之立碑颂扬功德，把自己的姓名也刻在碑上，以抬高身价。从欧阳修所集录的东汉碑石中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碑石都是弟子、门生、故吏为权贵们所立的。如：《后汉文翁学生题名》、《后汉刘宽碑》、《后汉杨震碑阴题名》……这种立碑之风，影响既深且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重门第，寒士绝了进身之路。但是，这时一仍东汉的风习，如果能当上士族权贵人物的“门生”，却可独辟蹊径，得到升官的机会。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门生”条载：“陆慧晓为吏部尚书，王晏典选，内外要职多用门生义故……王琨为吏部，自公卿以下至大夫，例用两门生。”因此，这时的一些“门生”的实际身份已接近扈从、奴仆的地位。他们在权贵身旁也不惜身为下贱，车前马后为之奔走，常常狐假虎威无恶不作。如：《晋书·刘隗传》载：“周嵩嫁女，门生断道解庐，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又如：《宋书·徐湛之传》载：“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资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这些“门生”，根本与学问的师承无关。

隋唐以后，由于科举制兴起，“门生”含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科举的主考官被称为“座主”；及第者，就称为“座主”的“门生”。《旧唐书·杨嗣复传》载：“嗣复与牛僧儒、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科举时代“座主”以能选中有才干的“门生”为荣耀。白居易诗，有“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的句子。《新五代史·王仁裕传》载：“仁裕门生王溥……皆至宰相，时称其得人。”对“门生”来说，无论日后地位多高，在“座主”面前，都要行“门生”之礼。《旧五代史·裴皞传》载：“皞累知贡举，称得士，宰相马裔孙、桑维翰皆其所取进士也。后，裔孙知贡举，率新进士谒皞，皞喜，为诗曰：‘词场最重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礼闱年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当世荣之。桑维翰尝私见皞，皞不为迎送，人问之，皞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僚也；今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人以为允。”


实行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选用人材的重大改革，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也有利于中央集权制政权的巩固，但是伴随而来的“座主”与“门生”这种特殊的个人密切关系，则往往酿成派系之争，甚至发展成与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相对抗的政治势力。鉴于这种情况，后唐长兴元年中书、门下上奏云：“门生者，门第也。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诲举子，是国家贡士，非宗伯门徒，今后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清·翟灏《通俗篇》）但是，既然实行科举制这种关系就难以禁止。宋、元、明、清以来“座主”与“门生”的这种特殊关系依旧保持下来了。正如《清国行政法述论·官吏分限·回避备考》所云：“其及第者则感考官拔擢之恩深矣，故尊崇之，呼为座师考官亦指其及第者称曰门生，绝身不绝其关系，互相引援附合。

科举制实行后，在学问的师承关系上仍然沿用“门生”的称呼。一个学问家往往有许多“门生”，南宋朱熹的“门生”载于《宋元学案》中有名可查的就达五十四人之多。这时的“门生”、“门人”常常通用，《元学案》中就多称之为“门人”。“门生”（或“门人”）与师长的系，往不仅仅是学问的师承关系，也表现为政治的派别关系。如：《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载：“涑水门………欧阳中立………上书言新法不便，以司马温公门下坐废。”显然这个欧阳中立和他的师长司马光一样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因而受到王安石的打击。在明代，“门生”与“师长”的关系在一定情况下，表现为纯粹的政治派别关系。如：东林党人设书院讲学，主要目的是裁量人物，訾议国政。《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载：“时江陵（即张居正）当国，先生（按：指顾宪成）与南魏魏允中、漳浦刘廷兰风期相许，时称为三解元，上书吴县，言时政得失，无所隐蔽，江陵谓吴县曰：‘闻有三元会，皆贵门生，公知之乎？’吴县以不知对。江陵病，百官为之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闻之，驰往削之。”到清代，“门生”与“师长”关系；政治色彩淡漠了，常常表现为纯粹的师承授受的学问上的关系。考据学兴盛后，“门生”的称呼，也渐渐少见了。这恐怕与避免文字狱株连很有关系。不过，向既非受业老师，又非科举座主的大官僚投献门生帖子的人，也屡见记载，这大多是为了攀龙附风，以求升官的势利之徒。

解放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彻底崩溃，“门生”的称呼，也已作废。除偶有称“弟子”者外，都以“学生”代替，而且也只限于表示学问上的师承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