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6-18 10:59:39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王军营

南宋末年，陈普以诗咏史，云：“文皇仁义播敷天，李氏无伦三百年。末年荒唐如炀帝，蜀江更起度辽船。 ”此诗大致对唐太宗一生的功过作出了评价。唐太宗李世民乃中国古代著名帝王，是大唐帝国的一代雄主。他驾崩后葬于陕西礼泉，其墓名为“昭陵”，当地土话称之为“唐王陵”。唐王陵周边留存有数量众多的嫔妃、王侯、将相及近臣陪葬墓，即礼泉人所说的“挂穴”墓。在众多陪葬墓中，与昭陵直线距离较近的当属初唐名臣魏徵之墓。长期以来，礼泉本地流传着一则“犟国子”的故事，老一辈人常借此教育幼小孩童要孝敬父母。该故事内容与魏徵死后的安葬事宜直接相关。

自中国古代李唐王朝以降，魏徵与唐太宗“臣直君明”的形象，时常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如宋太祖赵匡胤即指出：“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开宝八年正月乙酉”条）。魏徵作为直言敢谏的大臣楷模，诸种史志与笔记小说记载、流传的诸类正面故事也不少见。其人物形象也基本家喻户晓，老少咸知。

然而，“犟国子”故事的内容却与众所熟知的魏徵相关传说事迹大相径庭。该故事讲的是，在唐太宗朝，大臣魏徵非常耿介倔强，直言敢谏。他不畏杀头，多次顶撞、冒犯，直指皇帝的过失错误，坚决请求皇帝改正。最后，连唐太宗都对他既忌惮又敬畏。唐太宗是个英明的天子，他知道魏徵对朝廷赤胆忠心，一心保他的大唐江山永固。所以，他重用正直的魏徵，使其在朝廷地位显赫，甚至让魏徵死后陪葬昭陵近旁。然而，魏徵的家里却不尽人意，一言难尽。他有一个不肖的儿子，经常执拗地顶撞，违逆地做事，简直不可理喻，其表现恰似魏徵立朝的风格。魏徵也丝毫没有办法，谁让这个熊孩子从小就被他骄纵、溺爱坏了呢？他熟知儿子的一贯秉性，故而在临终遗言时，魏徵悲凉地躺在病榻上，也推测其子必将违背父意去做事。所以，他喊来儿子，涕泪横流，双手颤抖地抱拳作揖，有气无力地哀声央求—他想让儿子在他死后，必须把他的墓穴深挖七丈后再下葬。要知道，礼泉本地的传统习俗是：修造墓室必挖七尺之深。如违此制，相传非常不利儿孙后世。魏徵之所以如此，纯属故意地正话反说，其实他的内心恰是希望儿子能遵循常俗。然而，等他死后，竟完全出乎意料！其子在准备葬礼时，突然内心大为觉醒。他竟顾念起父亲往日之好，及其临终哀言。回想历历往事，他不禁异常伤心。他想，逝者不可追，无论如何，这个葬礼需谨遵父亲教诲！于是，他谨遵魏徵叮嘱，严格地深掘墓穴。手下众人听从他的指挥，奋力挥动工具，挖呀，挖呀……突然，一只金色凤凰从墓底惊吓出来，抖落泥土，振翅鼓翼，高飞而起，箭一般直冲西北方向飞远。眨眼之间，凤凰落于一座山巅，又引颈顿翅，稍作停歇，继续飞翔，最终，一口气扎进礼泉西北的群山之中，消失不见。所以，今天礼泉人称县域西北那座山峰为“凉凤楼”（因为魏徵墓穴钻出的凤凰曾在那里落下歇息过），更远那座山岭叫五凤山（因为魏徵墓穴钻出的凤凰最终钻进了那里的群山）。因为魏徵墓穴钻出过金凤凰，失去了好风水，即就是当地百姓口中所谓的“没脉气”了，所以，魏徵的后代子孙并未长久享有荣华富贵，在魏徵之后再没有出过声名显赫的人物了。

民间传说故事属于历史往事的另一种表达与陈述。由于各种原因，原本的事实经过了民间社会的多重改造和加工。社会史学者认为，“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作为某种历史记忆的符号，它们的产生和流传过程恰恰是包涵着丰富社会舆论与情景的一个历史真实”（户华为《虚构与真实 —民间传说、历史记忆与社会史“知识考古”》，《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笔者考察“犟国子”的传说故事，推究其背后的隐秘内涵因素，似应与魏徵身后的真实历史以及社会密切相关。

史载，隋朝末年，魏徵参加瓦岗军农民起义，追随魏公李密，但未得到重用。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魏徵归降唐朝后，说降名将李勣（即徐懋功）。后来，他辅佐太子李建成，献策平定军阀刘黑闼以及山东地区。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将其亲兄弟 —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一伙，果断诛杀，很快登上皇帝宝座。之前，魏徵曾多次建言太子对付李世民。等到事成后，“王器其直，无恨意”（《新唐书 ·魏徵传》）。李世民见其极具才干，并且言语直率，就赦免了魏徵的罪过，以后更宠信于他。《旧唐书·魏徵传》载：“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魏徵竭诚辅佐唐太宗，知无不言，据理抗争，直言进谏，从不委曲求全。如史所谓：“徵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太宗曾对国舅兼宠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在皇孙诞育日的公卿大宴上，太宗酒酣感慨，又不禁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房）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将亲身佩刀解下，赐给房、魏二人。甚至，太宗曾把他与诸葛亮作比较，对一众臣属说：“徵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新唐书 ·魏徵传》）可见，当时魏徵在太宗心目中的分量。魏徵辅佐唐太宗推行王道，共创“贞观之治”，从而成为“一代名相”，并受封“郑国公”，名列于唐太宗确定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第四位，成为中国古代谏臣的楷模。

贞观十六年（642），魏徵病重将死，按当时礼制，人死之后皆需停柩于家宅寝堂。但魏徵一生清贫廉洁，虽身居高位，却住处简陋，家中竟无正堂。当时，唐太宗正打算在宫内修一座小殿，听说此事后，随即下令，用其木料赶工五天时间，专门给魏徵建造成寝堂，并赐给他一向喜欢的素布被褥。如《旧唐书》本传所记：“及病笃，舆驾再幸其第，抚之流涕，问所欲言。”次年正月，魏徵病逝，太宗非常悲伤，亲临魏宅恸哭吊祭，并专门停朝五日。他本想以最高礼节安葬魏徵，但魏妻裴氏却以魏徵生前遗愿而委婉回绝，最后丧事完全从简。太宗满怀深情，亲自给魏徵撰述神道碑的碑文并书丹。魏徵神道碑刻完之后，先停放于长安宫城的北门，让公卿士庶前去临摹观看。长安各界人群纷纷前往，每日据说有数千人规模。魏徵出殡当天，唐太宗亲登宫苑西楼，临路洒泪，予以哭奠，太子奉诏亲祭，百官将灵柩送出郊外才回府办公。

然而，魏徵去世后的贞观十七年，中央朝政出现诡谲变幻。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又如其父辈，不顾他们同胞一母兄弟的关系，争夺皇位势若仇敌。李承乾后因谋反案获罪，属于太子集团的宰相杜正伦被流放，名将侯君集被诛杀。但这两个人都曾和魏徵关系密切，且被魏徵推荐给唐太宗。所以，当时即有人翻出老账，指说魏徵过去结党务私，并非一味忠贞。以后，好面子的太宗又得知，魏徵曾把上奏给他的谏书底本，拿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看，并想让史官将其谏诤往事修编成史，留传于后世。魏徵此举，等于直接想将皇帝犯过的一些错误，或想犯错的心思和做法，大白于众，公之于世。换句话说，魏徵这种做法，是欲把一个想树立完美形象或人神，但现实中却并不完美，甚至具备不少凡人缺点的帝王的隐私，赤裸裸地暴露给众人。可以说，这些事件都触犯了太宗的禁忌。此时，他对魏徵个人的认识大打折扣。先前，太宗已与魏徵定立婚约，将其女衡山公主下嫁给魏徵嫡子魏叔玉，但适逢魏徵去世，婚事便不得不搁置起来。于是，就在魏徵死去六个月后，太宗追悔前言，亲发手诏，废除这个君臣联姻。此外，他又断然下令，将魏徵墓前由其亲手所撰的神道碑推倒。要知道，神道碑是以皇帝为首的官方，对一位大臣平生功绩的充分肯定。由此可见，太宗当时对魏徵嫌怨极深。

如果强权君主一旦丧失理智思维，其权力又缺乏制度管束，往往决策行动会因个人感觉随意而为，即变得任性起来。贞观十八年十月至十九年九月，将近一年时间，唐太宗对高丽发动征伐战争，结果劳师费财，无功而返。最后，他身心俱疲地整军回程。怅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新唐书·魏徵传》）他回想同魏徵两人间的君臣故事，感慨道：如果魏徵健在，必定在他冒然出征之前挺身谏阻，及时助他止损改错，若是那样，又怎会出现此次羞耻的惨败？于是，太宗“即召其家到行在，赐劳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恩礼加焉”，他又派人慰劳魏徵妻儿，遣使祭奠其墓，并重新扶起墓碑，再为礼遇。但太宗死后，在发布的敕书中，亲自确定庙堂的配享功臣，名单内却不见魏徵。在那个时代，一朝大臣死后，其神主能否配享先帝宗庙，乃是判定此人生前功绩，以及受先帝重视程度的明显标志。但魏徵未在其列，很可能说明，直到太宗死前，他对魏徵的嫌怨心结仍未完全释怀。

无疑，魏徵死后的历史境遇影响到其家族命运。“（太宗）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新唐书·魏徵传》）在魏徵墓碑被推倒之时，就有人预言其家族将会衰败。魏徵共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兄弟四人均在当时知名且身份尊贵，但史籍内并未记载他传说中那个儿子。相反，其嫡长子魏叔玉袭爵郑国公，其馀儿子也都曾担任高官，在唐廷中仕宦通达显贵。但在魏徵孙辈以后，官爵逐渐衰微黯淡。或者，也有其家族的小支后辈曾一度位居高官显宦，然而无论从其声名、权势和地位来说，都无法超越，甚至与先祖魏徵的光辉荣耀相提并论。魏徵的子孙长房一直居住在长安老宅。魏叔玉的嫡子魏膺以后，其子孙生活愈益贫困，逐渐连祖先的日常祭祀都无法维持了。到魏徵玄孙魏稠时，便不得不典卖长安老宅。于是，魏徵子孙向各地流散。这些就是史籍所载魏徵身后的家族史事（参游自勇《殁后振芳尘：魏徵家族的沉浮》，《光明日报》2019年11月30日第10版）。

唐代时期，随着门阀士族势力逐渐萎缩衰弱，当朝政治人物的官品地位慢慢成为家族繁盛的重要保障。但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能够在朝跻身高位，受到皇帝的垂爱荣宠，且声名显赫，背后必定存在多种原因。由此而论，一个功臣家族后裔逐渐走向衰微，也应属于政治发展的一种常态表现罢了。魏徵家族在唐朝前期的变迁状况，也基本符合这一普通道理。但是，千百年来，皇权帝制的漫长历史，给我们民族与社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在我们广大民众中，长期存在着一种顽固的惯性思维，即认为一个家族父祖光辉高大，其子孙所建功业必要与之匹敌，这样才算全盘继承了先祖的遗产，如此才算正常，才是理所应当的。反之，若相比先辈功业略有逊色，便习惯性地予以贬损或轻视。因此，“犟国子”的传说故事背后，蕴含了一种深远的消极文化遗存，也就是长期的封建帝制社会下，许多民众所形成的贵族血统论认识，即我们老百姓俗话所谓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思维。另外，还有我们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一般遵循的生存哲学，即讲求中庸之道，相信佛家的因果轮回。所以，我们底层许多人的处世逻辑一般是不走极端，不认死理，即使意见正确，也懂得委曲求全，仰人鼻息。这类谚语有不少，如“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阿谀人人喜，直言个个嫌”等等。特别是神圣伟大的君父顶撞不得，否则，迟早会有因果报应。魏徵后世子孙的传说，也就说的这层道理。

总之，陕西礼泉当地长久以来流传的“犟国子”故事，与魏徵死后及其子孙的家族荣辱演变历史，以及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传说中魏徵临终正话反述，致使不肖之子深挖墓穴，飞出凤凰，丧失了好风水，最终家道走向中衰。这些颇与魏徵后世史实不符。然而，仔细思考剖析这则特殊传说与其背后的社会因素，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更加丰富历史社会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