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9-03 16:08: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永刚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载，正史修撰从未中断。自司马迁发凡起例编撰《史记》，至清代乾隆年间定名形成“二十四史”，历朝历代皆以修史为国之大事。近三百年来，官私各方、学者文人无不以刊印“二十四史”为文化使命，由此形成诸多版本。其中，清代武英殿本、民国百衲本与聚珍本、新中国点校本及修订本流传甚广、影响至深。若以“二十四史”为经，以其版本流变与传承为纬，足可一览历史之纵深、文脉之绵延、精神之不灭。
武英殿本：正史之名由此大定

自古就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历代相继补撰，正史规模不断扩充，日渐完备。魏晋时期，仅有《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史”之称。《隋书·经籍志》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代替《东观汉记》）《三国志》为“四史”，后人称之为“前四史”。《旧唐书·经籍志》在“四史”之外又加入《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称“十三史”。宋代增加《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扩为十七史。明代加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增至二十一史。清代乾隆年间，《明史》修成，又补入《旧唐书》《旧五代史》，形成“二十四史”。乾隆帝确定这二十四种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钦命武英殿刊刻印行，名曰《钦定“二十四史”》。
民国时期，正史序列曾两度迎来“新成员”。1921年，北洋政府将近代史学家柯劭忞（1850-1933）所撰《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1927年，清末民初政治家赵尔巽（1844-1927）等编纂成《清史稿》，有人提出“二十六史”之说。然而，《新元史》始终未能取代《元史》的正史地位；《清史稿》因成书仓促、错漏甚多，为未定之稿。所以，迄今为学界和广大读者所公认的，依然是“二十四史”。
在印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无论刊印单部史书，还是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丛书，都可谓“超级工程”。一部大书刻成，往往耗时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光阴。然而，历朝历代，无论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书坊，仍不畏繁难，力求推出各自时代的标准版本。
武英殿本作为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史刊刻，采用雕版印刷，是我国古代首次将二十四种史书完整、系统地汇刻在一起，是对“二十四史”这一名称的官方认定。武英殿本之后至清末，影响较大者当推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由同治、光绪年间金陵、淮南、浙江、江苏、崇文五个地方书局联合刻印。其中有些史书校勘审慎，考证精严，是武英殿本之后又一重要版本。

近代以来，世变剧烈，然修史传统并未废弛，反而在困境中顽强延续，以新形式、新路径诠释着“守先待后”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
清代通行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虽是官方定本且通行最广，但校勘过程受到当时政治氛围、文化风气和所选底本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内容存在篡改或删节，正如清末藏书家叶德辉（1864-1927）所叹：“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然“鼎革之后”，宫廷、私人藏书渐次散出，大量宋元旧椠面临流失海外、损毁湮没的风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1867-1959）遍搜古本、善本，希望利用新兴照相影印技术，把稀见善本化身千百，同时荟萃诸种善本缀合成帙，勘正殿本积弊，为学界提供一套更接近古史原貌的正史典籍。
然而，重新校勘“二十四史”谈何容易。校勘之难，关键在于宋元珍本存世极少，每种史书都需要多方搜求、逐字比对、去伪存真。即便完成校勘，将如此大部头的丛书刊印问世，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精湛的印刷技术，更需要主持者的学力、心力和毅力。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张元济以一己之力带动商务印书馆赓续国史，传续文脉，为国人呈现了一部精粹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张元济对“二十四史”版本的关注，始于1911年他从北京琉璃厂为涵芬楼购到一部残本。1915年，他主持编纂《四部丛刊》，开始对“二十四史”版本进行系统研究。此后十余年间，他始终坚持进行艰难的搜求与系统的校勘。为找到最好的底本，张元济几乎跑遍了当时所有可能藏有宋元版本的地方。他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求书经历：“求之坊肆，匄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觏，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1928年，他还专程赴日本求书，力求在底本选择上做到最佳。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精益求精，使得百衲本的底本阵容令人叹为观止，宋、元、明善本多达数十种，而且其中不少是海内孤本。
底本虽定，然而各史底本年代久远，残缺不全，需要各版本相互参校、拼合补缀，犹如僧人以碎布缝制的“百衲衣”，这也是百衲本得名之由来。校勘工作由张元济亲自主持，他综合运用“重缺疑、补缺脱、订错乱、厘卷第、校衍夺、斟臆改、证遗文、辨误读、勘异同、存古字、正俗字、明体式、决聚讼、揭窜改、匡前修”等方法，每日伏案审阅，逐字逐句推敲。他规定每位参与校勘的人员须每日填写工作日记，下班时送至他的案头，当晚他亲自过目复核，次日一早上班再发还各人。对于描润、影印制版、印刷等工序，他制定详尽的工作流程，对原版上的虫蛀、污损逐一修复。每一页书稿都要经照相、修版、校对、付印数道工序，稍有差池便须推倒重来。清样印出后再行精校，少则两遍，多则五六遍，直到确认无误方可通过。
张元济对书籍外观同样讲究。要求字距美观大方，并说：“书板上下左右，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在严谨细致的打磨下，百衲本最大程度再现了古本真颜。令人感佩的是，张元济和同仁们在编纂过程中留下173册校勘记，至今仍是校勘“二十四史”的学术参考。
百衲本“二十四史”原计划在1933年全部出齐，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馆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惨遭日军轰炸焚毁，百衲本“二十四史”制版工作遭到重创，大量影印母版化为灰烬。张元济痛心疾首，但不改其志，他将校史处迁到自己家中，以残存珍本为基础，并再度寻访散落各地的宋元旧刻，率领商务印书馆同仁重启拍摄校勘工作。
他们撑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使这项浩大的工程在战火中得以延续。1937年春，百衲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商务印书馆还为此推出了特制的专用书柜。
百衲本“二十四史”问世后，学术界反响热烈，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学界名流纷纷购买研读，推崇备至。百衲本逐渐成为史学常用工具书，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新中国成立后，启动点校“二十四史”工作，其中11种以百衲本为底本或工作本，另有10种将其列为通校本。时至今日，正在进行的点校本修订工程，依然以百衲本为底本或重要校本，当年留下的173册校勘记亦被屡次援引参考。
百衲本编纂期间，商务印书馆遭战火重创，张元济亦承受夫人离世之痛。他还同时主持《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型古籍的编纂，负荷之重，笔墨难尽。然而，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始终坚守出版事业，努力修复被战火灼伤的文化根脉。


聚珍本：活字排印首开新制

与百衲本几乎同时，中华书局也推出了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时人简称“聚珍本”。百衲本广求善本，走的是精校精勘的专业路线；聚珍本则以武英殿本为底本，首次采用铅活字排印，以相对低廉的价格，送入寻常读书人之手。
说起“聚珍本”，便绕不开“聚珍仿宋体”。“聚珍”即活字，乾隆皇帝嫌“活字”不雅，取“聚拢字模、印就珍本”之意赐名。“聚珍仿宋体”字形瘦长挺拔、清劲雅正。发明者丁辅之（1879-1949）是近代著名篆刻家、书画家、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这套字体获民国政府批文执照，丁辅之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国家认可、拥有自主版权的字体发明者。同年，丁辅之创办聚珍仿宋印书局。1921年，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1886-1941）将其收购，以此字体排印大型丛书《四部备要》。
《四部备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于1920至1936年间陆续刊行，其中史部所收“二十四史”即为聚珍本。此版本在注释体例、开本大小上注重为普通读者着想，具有“字体大、印刷精、版式雅、售价廉”的明显优势，因而上市即获追捧。有意思的是，中华书局也为聚珍本专门定制了书柜，这也是当时两家出版机构商业竞争的一种延伸。
两套大书同期问世，既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也成就了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据说，鲁迅先生1929年前后曾有意购买“二十四史”，在百衲本与聚珍本之间颇费了一番斟酌。最终他选了百衲本，推测原因大概有二：其一，百衲本汇集了存世较好的宋元善本，未经后人妄改，版本可靠，质量让他放心；其二，他的三弟周建人当时正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既知出版内情，又可代为订购取书，省却不少周折。
近代中国虽风云激荡，却始终不缺矢志赓续国史的有识之士。上海开明书店于1935至1936年间推出《二十五史》，以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和柯劭忞的《新元史》为底本，极致缩印，力求便携，并附有专收历代正史表志考订之作的《二十五史补编》。这部《二十五史》的出现，与百衲本、聚珍本一起，以各自不同的出版样态，共同书写了整理国史、接续文脉的时代华章。
点校本：新中国权威国史标准本

无论百衲本还是聚珍本，传统的“二十四史”均无标点断句。新中国成立后，亟需一套经过现代整理、点校精准、便于阅读的新版本，以应时代之需，亦合读者之用。
1956年11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1898-1958）提出整理出版一套“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建议。1958年，毛泽东指示组织标点“前四史”。吴晗（1909-1969）、范文澜（1893-1969）随即召开会议研究，明确优先整理出版“前四史”，同时商订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由中华书局制订整体规划。此后，中华书局牵头组织，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等专家参与制订《“二十四史”整理计划》，新中国版“二十四史”的宏大编纂工作由此拉开序幕。
1959年9月，顾颉刚负责点校的《史记》率先面世。原计划在当年10月前完成“前四史”的校勘出版，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然而，实际工作的难度远超预期。1959年10月之前，仅《史记》完成出版，而“前四史”全部出齐，已是1965年的事了，足见这项工作的艰难，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
当时点校专家分散在全国各地院校，且都有本职工作，点校工作时常被教学科研打断。为保障工作进度，1963年，教育部、中宣部先后发文，从各地高校借调多位教授进京，集中住在当时中华书局所在的北京翠微路2号院，参加点校工作。这期间成果显著，完成《晋书》等多部史书点校工作，其余各史亦各有进展，为后续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十四史”的点校之路，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史书。1966年“文革”爆发，整理工作陷于停滞；次年短暂恢复数月，又再度中断。而点校工作再次重启，已经是1971年。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作出批示，决定将“二十四史”中尚未标点的部分，连同《清史稿》一并交由中华书局组织力量完成。此时，曾经主持这项工作的范文澜已病逝，吴晗亦辞世。周恩来遂批示“由顾颉刚总其成”。考虑到顾颉刚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不参与日常审稿管理，实际工作由专门成立的点校组负责。点校组组长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1909-2000）出任，副组长由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1926-1994）和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秦汉文献专家吴树平担当。这意味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由此全面恢复。此次点校分北京、上海两地推进。上海方面负责《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五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力量，成书仍以中华书局名义出版；其余各史则由北京方面承担。新增的《清史稿》，交由罗尔纲（1901-1997）、启功（1912-2005）等人负责点校。
作为点校组组长，白寿彝提出以“三负责”精神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老编辑崔文印曾撰文谈到白先生的“三负责”精神：一是要对古人负责，包括尊重前人，尊重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要把古人正确的东西搞错了；二是要对今人负责，因为点校“二十四史”是给今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把正确的东西传给今人，让今天的读者看得明白通晓；三是要对后人负责，写的东西一定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让后人看了不知所云。“三负责”精神，是对学术的敬畏与担当，是白先生严谨治学风格的集中体现。他主持点校组工作期间，全力推进进度，认真审改各史提交的校勘记样稿，并给出详尽修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统一规范了校勘记的基本体例和用语。
点校本奉献给世人的，不仅是校勘精审的史书，更是在艰难岁月里始终不曾熄灭的信念与精神。参与点校工作的专家学者，无一不是当时史学界的学术泰斗，代表了新中国各断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足见国家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除顾颉刚、白寿彝等史学大家外，还有众多专家学者，比如魏晋南北朝史大家唐长孺（1911-1994）、隋唐史专家王仲荦（1913-1986）等，都甘愿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离别家人，将最宝贵的学术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二十四史”的整理事业。在学者们身后，还有一群编辑默默撑起了这项工程。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赵守俨，自1958年调入中华书局，便全程参与和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从体例的审订、专家的遴选，到校勘质量的把关、疑难问题的裁断，始终亲力亲为，以深厚的学养与严谨的作风，确保了这套传世典籍的整理水准，被视为点校本的“灵魂人物”。还有中华书局原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1913-1972）、被誉为“点校本责任编辑第一人”的宋云彬（1897-1979），等等，都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
1978年5月，点校本《宋史》面世，标志着新中国这项“国史”整理工程终于画上句号。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现代学术规范系统整理的版本，点校本被公推为最权威、最通行之定本，获“国史标准本”的美誉，成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标志性的成果，至今仍是学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的首选版本。
从1958年启动，到1978年全部出齐，整整二十个春秋，三百余位学者和编辑前赴后继，共同完成了这项历史性的文化工程。其间，点校工作几度中断又重启，尤其在“文革”的动荡岁月里，学者们自身尚且朝不保夕，仍坚守书桌，校勘不辍。二十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青年，也足够一代学者从青丝熬成白发。有人正当壮年走进点校组，功成之时已是两鬓如霜；也有人穷尽半生心力，却终究没能等到1978年那个春天。他们可能没有留下太多轰轰烈烈记录在册的故事，却把最深沉最炙热的生命痕迹，刻进了一册册正史典籍里。这部凝结了众人心愿与汗水的点校本，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支持，更离不开学者、编辑的无私奉献与执着坚守。国之重托与学者赤忱，合于一念，共同铸就了这部守护中华文脉的文化丰碑。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当代全新升级版本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日趋深入，技术手段不断进步，读者对历史典籍的期待随之提升，而史书整理工作亦应与时代同频共振。点校本“二十四史”作为一部超越前人的鸿篇巨制，惠泽海内外学界与广大读者数十年，然其亦非尽善尽美，仍存在一些缺憾。因历时二十年、分批编纂而成，加之当时文献资料获取不便、印刷技术条件有限，各史点校者的学术风格与整理标准亦不尽相同，全书在体例规范、校勘深度、标点准确性等方面，难免存在不尽统一甚至失误之处。对其进行系统修订、补正讹误，将国史正典更好地传之后世，既是学术传承的内在要求，更是延续中华文脉的时代使命。
任何一项伟大文化工程的开启，都不是简单的决定，需要充分的论证与审慎的考量。中华书局2005年初即开始进行修订工程的前期调研工作。2006年4月，中华书局组织召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众多在京著名文史学者、出版界专家到会，对修订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研讨。此次论证会引起各大媒体极大关注，纷纷予以报道；许多学者闻讯后亦表示支持，并愿贡献多年研究成果，积极参与修订工作。学界与出版界的高度共识，既印证了修订工程的学术价值，也为其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7年5月，中华书局组织召开修订工程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赓续修史大计，标志着这项工程正式进入实质性编修阶段。在这次会上，组建了修订工程学术顾问、修纂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审定委员会。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1916—2009）担任总修纂，王元化、王永兴、王钟翰、冯其庸、何兹全、季羡林、饶宗颐、蔡尚思、戴逸担任学术顾问，杨牧之担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百余位学者承担具体修订任务，全国史学界、出版界力量再度集结，承前人之志，续写修史新篇。
修订工程定位为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名为“修订”，实为“再造”。它绝非点校本的简单修补，而是立足当代学术前沿、吸纳半个世纪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学术升级，旨在打造一部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的全新版本。这既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盛事，更是一桩赓续中华文脉的时代壮举，让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国史”在新时代焕发出更为深沉的学术生命力。这一宏阔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严谨科学的制度体系。修订工程制定了《工作总则》与《工作流程》，将现代出版理念与技术手段有机融合，构建起“以程序保证质量”的科学管理体系，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底本搜求宏富精审，广汇海内外珍稀版本，为校勘质量跃升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二是工作程序规范统一，从各史的前期调研、底本确定、方案制定到系统校勘、专家评审、编辑审读等，各环节均有刚性标准；三是校勘方法科学严密，推行“工作本制度”与“校勘长编制度”，中华书局提供统一印制的工作本以便进行修订，每一处改动均须按照规定的格式详载于校勘长编之中，确保全流程可复核、可追溯，确保每一项改动都经得起推敲，使最终成果兼具学术可靠性与历史责任感。
党和国家对修订工程予以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将其先后列入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经过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编辑团队数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2013年8月，最受世人关注、修订工作亦最为繁复的《史记》修订本率先面世。此时，距离原点校本《史记》出版已逾半个世纪。修订本厘清了大量复杂的学术疑点与校勘细节，共出校勘记3400余条、约30万字，原点校本《史记》是没有校勘记的，更新力度之大可见一斑。修订本一经问世，便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与广泛好评，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第一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等多项荣誉。此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隋书》《金史》《梁书》《陈书》《周书》《南史》《北齐书》等13种修订本相继推出，获得学术界和出版界一致好评。
2026年6月，备受期待的《晋书》修订本正式出版，校勘记由原有的2200余条大幅增至4600余条，文本质量与学术水准实现全面提升。老中青三代学人历时近二十年接力打磨，让这部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晋代史书有了最为可靠的现代读本，为新时代古籍整理事业树立了新的标杆。至此，修订工程已累计出版史书15种83册，其余诸史多为体量浩繁、难度极大的“大部头”，仍在紧锣密鼓地修订。学界与出版界精诚协作、攻坚克难，以扎实的学术功底与严谨的工匠精神，为传世经典的当代新生持续注入活力，全力推动这项赓续中华文脉的基础性文化工程行稳致远。


修史立典，存续文脉，从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自1958年点校工作启动以来，中华书局肩负这项使命已近七十年。古籍整理不同于一般出版，它枯燥、清苦，短期内几乎看不到效益，坐的是冷板凳，守的是寂寞心。但这项伟大的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古籍整理人才。他们不计名利，以久久为功的韧劲，默默守护着经典在岁月长河中的流传。
“二十四史”版本的流变与传承，记录着民族的兴衰荣辱，也凝结着一代代学人的心血智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道尽修史者的不朽抱负。然为国修史，从来不是易事。从太史公忍辱著书、于困厄中成千古绝唱，到当代学人坚守“冷门绝学”、于寂寞中默默耕耘，这种精神跨越两千余年，一脉赓续。在史书上，他们或许只有寥寥数笔，抑或从未被提及。但正是这些修史者，将个人悲欢离合与学术生命，融入国史传承的洪流之中，接续起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叙事。历史的卷轴还在不断延展，每一个当下，终将成为未来史书中的字句。今天的我们应守护好、传承好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