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人看来，赵抃在星汉灿烂、名人辈出的宋代，似乎不甚闻名，算不上天文学中讲的一等星。不过，这更多的是今人的观感，在宋代则并非如此。赵抃活跃于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的时期，横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经历了王安石变法。他的活动，与北宋许多重要的人物、事件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生活的时期仅比包拯、范仲淹稍晚，他跟韩琦、富弼以及王安石、司马光是同僚，还曾提携过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是处于士大夫政治主流中的人物。他在几次时间并不长的中央为政中，担任副宰相参知政事，参与决策，登上了政界的顶峰，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从个人经历来看，除了为政中央，赵抃长期在地方为官，比上述提及的名人经历都要丰富。作为士大夫个体，赵抃行为清谨自律，思想沟通儒释道，也是宋代士大夫的一个典型。赵抃在后世知名度稍逊，与历史的无意遮蔽以及今人的研究欠缺有很大关系。
一个士人是如何成长为士大夫的，又如何成长为一代名臣的？需要追本溯源，考察其生长的时代背景以及家庭和成长的环境。

钱江源头，衢州山水清绝，自古便有“七里桃源”的美誉。这里钟灵毓秀的水土，孕育出了赵抃。南宋时，赵孟奎任衢州知州，曾作有《莲花赵公祠碑》，文中将赵抃的诞生，归因于“祖上仁厚之积”与“柯山灵气之钟”。的确，赵抃的成长与成就，离不开特定时代背景下其家族世代传承的家学渊源与道德积淀。
衢州城西约两公里，乌石山环耸，衢江奔流，有一处名为沙湾村的村落，宋代时称作柯村，后世又称“孝悌里”，其名正源于赵抃。如今衢州的柯城区，亦保留着这一古老地名的印记。“柯”字的由来，关联着一则流传千年的传说：东晋樵夫王质入石室山砍柴，观二童子下棋，一局未毕，斧柄已烂，归家方知已过数百年，“烂柯山”由此得名，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超凡脱俗的文化底蕴。

二、从苦读成名到清廉立世

尽管生活清贫，但赵抃的成长环境并不缺乏文化滋养。他自幼研习儒学经典，修习书法，尤爱王羲之《兰亭集序》，其手迹笔力浑厚，颇近颜真卿风骨，被后人评价为“字如其人，清劲刚直”。他曾在居所亲手栽种两棵松树，六十余年后归乡，松树依旧苍劲，正如他一生坚守的品格。衢州有着浓厚的儒学氛围与人文传统，南宋时成为“东南阙里、南孔圣地”。这样的人文环境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赵抃的成长，让他在困苦中始终坚守向学之志。
登科之前，赵抃的经历散见于地方志与笔记记载，虽零散却清晰勾勒出其早年的奋斗轨迹。明修《开化县志》记载，赵抃早年曾在开化余仁和家教书，余氏不仅供其食宿，更在生活上多有接济；他还曾在招福院萃清阁读书，寺院清净的环境，成为贫寒士人苦读的常见选择，与范仲淹早年在寺院断齑画粥的经历如出一辙。赵抃晚年亦有诗回忆——“少时所学苦，食檗日自强”，以黄檗之苦比喻求学之艰。
天圣六年（1028），二十一岁的赵抃在余家任教；明道元年（1032），二十五岁时又在乡里陈氏家中执教。陈氏一家对其极为关照，不仅年年为他缝制新衣，更在他赴考时慷慨资助盘缠，派人护送入京。后来赵抃登科为官，陈氏之子因命案入狱，家人赴京求助。赵抃并未直接干预司法，而是每日派人给狱中之人送饭，当地官员闻知后，领会其用意，从轻发落。这一故事既体现了赵抃知恩图报，更展现了他处世的智慧与对法度的尊重。

赵抃晚年多次上表请求致仕，终于在元丰二年（1079）正月获准，以太子少保之职退休，时年七十二岁。苏轼所撰《赵清献公神道碑》记为二月，实则是朝廷命令传至杭州的时间，官方记载与赵抃本人诗作均证实，正月十九日便已下达致仕诏命。
消息传出，朝野纷纷致贺。曾巩赠诗，赞其“素节谠言留简册，高情清兴入林泉”，称其归乡如同“平地作神仙”；苏轼、苏辙兄弟均作书启，盛赞其一生功业与完美人格，惋惜其未登相位，更称其“百行圆满，五福齐全”；就连政见多有不合的王安石，亦在贺启中赞其“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肯定其品格与智慧。这也反映出北宋中期的党争，多为政见之争，少有个人恩怨，与后期的政治倾轧截然不同。
获准致仕，让赵抃如释重负，他在诗中感叹“而今始是自由身”。离开杭州返乡，途经严子陵钓台，赋诗云：“休官不久轻舟去，喜过严陵旧钓台。”将自己与古代隐士相比，满是归隐的喜悦。一路上，夜梦仙乡，晓读佛典，远离官场纷扰，一心归向故里，那份轻松与自在，跃然诗间。
回到衢州，赵抃居于“高斋”。这是他早在嘉祐年间便营建的居所，位于山麓近溪之处，环境清幽。归乡后，他深居于此，不再与家人同住，仅由数名僧人与老兵照料起居，儿孙每日早晚请安。生活简朴，早饭素食，晚餐稍备鱼肉，读书静坐，悠然自得。

元丰七年八月，赵抃从杭州归乡后不久，安然离世，享年七十七岁。据记载，他去世当日，晨起如常，向儿子交代后事，随后安坐而逝。《宋史》称其“安坐而没”，苏轼记载，去世前两日有大星陨落，为其一生增添了传奇色彩。
神宗闻之震悼，为之辍朝一日，追赠太子少师，赐谥“清献”。制词中“厚德足以镇浮，清名足以激浊”“行己事上，始终洁完”，这是朝廷对他的盖棺论定。次年十二月，葬于衢州莲花山。三年后，哲宗亲书“爱直”碑名，命苏轼撰写神道碑，高度评价其“安民如子产，尽忠如叔向”。
赵抃的影响，贯穿宋元明清。司马光说赵抃“清节直道，著于海内，皎如列星，决不沉没”。朱熹见到赵抃手迹，有“不胜高山仰止之叹”，赞其“清忠之节、孝友之行冠映古今”；文天祥任赣州知州时，为其祠堂作记，称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简易。宽不为弛，严不为残”，还写下这样的诗句：“天下皆传清献节，人心自有武侯碑。”
降及后世，无论时移世变，赵抃仕宦之处以及家乡衢州，纪念的香火，缭绕不绝。人们只要触及相关遗迹，便会思念起赵抃。清代一个诗人，在夜泊衢州时这样写道：“秋风琴鹤里，仿佛听遗声。”
苏轼所撰神道碑还引述了赵抃的仕途前辈、宰相韩琦称赞赵抃的一句话，叫作“真世人标表”，就是说，赵抃为人是世人的楷模。这句极高的评价，尤其让衢州人备感自豪。南宋末年的一个衢州知州就这样说：“安阳老‘真标表’一语，衢之人持以夸四方。”这句话折射的事实表明，至少在宋代，衢州人无论到哪里去，都用韩琦评价赵抃的这句话，来作为衢州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南宋天台郡守陈仁玉在《赵清献公文集序》中也隐括这一典故写道：“公为本朝第一流人，此郡自生民以来，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后来者当遵奉以为标的。”“本朝第一流人”，跟朱熹说范仲淹“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是同样高度的评价。
时光流转近千年，赵抃依然是让衢州人引为骄傲的乡贤。赵抃的名字，与衢州融为一体。他的清节、直道、孝行与功业，不仅是宋代士大夫精神的完美体现，更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标杆，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集品格、才学、事功于一身的一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