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12-30 00:21:26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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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庸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大众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他是与闻一多、朱自清等著名教授齐名的学者，是联大校歌的词作者，也是学生们最喜爱的教授之一。著名作家汪曾祺就回忆过罗庸上课的盛况。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生前出版的著作极少，大部分手稿或在战乱中散失，或因严谨而被他本人焚毁，这使得《习坎庸言》手定本的面世具有特别的意义。

这本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1942年春天，罗庸在昆明的家被日军空袭起火，所有物品付之一炬，但他却淡然处之（参《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克晟《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在废墟中召集中文系师生，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学术讲习。每次讲座都在周末进行，地点多数在他命名为“习坎斋”的寓所，有时在盘龙江堤畔，颇得古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乐趣。学生李觐高根据笔记整理的内容，就是《习坎庸言》的雏形（参整理者前言）。而如今出版的手定本，是罗庸亲自写定的，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罗庸的原意和思想精髓。


《习坎庸言》的内容安排颇具匠心，分为内篇和外篇各八个专题。内篇从“勉学”“识仁”开始，延伸到“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基本上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方面面；外篇则包括“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这些内容显示出罗庸对书斋里学问的关注，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切。

读这本书，你会感受到罗庸学问的广博与思想的深邃。他讲“识仁”，不是搬弄古书上的概念，而是结合自己的体会，提出“仁就是全生命的活动”，是“克己复礼”的动态过程，是日常视听言动中体现的生存责任。他谈论历史，创造性地提出“业缘史观”，从佛家的缘起观出发，认为历史变迁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如同众缘和合产生的现象。这种见解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新颖独特。更难得的是，罗庸虽然尊崇儒家，但不固步自封，他能融汇佛老思想，比如他将儒家“克己”的功夫与佛家破除“妄执”的修行联系起来，认为最终都要泯除人我分别，达到与宇宙万物同在的境界。

《习坎庸言》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真实记录了一位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期的思考与担当。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罗庸在书中讨论“种族”问题时强调，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或血缘组织，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他呼吁人们先明白本乡本土的文化传统，加以发扬光大，进而谋求全国文化的融合，认为这才是报国最善之道，而不必“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这种文化自信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他还特别强调“士”的风骨和责任，认为士大夫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应当以全人格负荷文化重任。这些思考，与他创作西南联大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豪情一脉相承。


可能有人会问，一本诞生于八十多年前的讲录，对今天的读者有什么价值？我的理解是，真正的智慧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罗庸在书中对“礼坏乐崩”的忧思，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探索，至今仍能引发我们的共鸣。他那种将学问与生命打通的治学态度，那种在困境中保持精神高度的人格力量，尤其值得当代人借鉴。有读者分享阅读体验时说，初读可能觉得平淡，但再读则感到绵长隽永，书中那种温柔敦厚的气息，那种博学而通透的智慧，会慢慢浸润心灵。

罗庸先生治学极为严谨，他不轻易发表著作，认为文章是“名山事业”，必须反复推敲。这种态度使得他的存世文字更加珍贵。《习坎庸言》手定本的出版，不仅让我们有机会领略一位几乎被遗忘的学者的思想风采，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了一份重要文献。有学者评价它足以媲美马一浮的《复性书院讲录》、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个评价或许很高，但确实反映了该书在学术史上的潜在地位。罗庸先生应该被铭记，应该被阅读。


读毕《习坎庸言》，我总会想起罗庸的一生。他自号“习坎”，“习坎，重险也”，这或许是他对个人命运的一种诠释。但正是这种在坎坷中依然坚持学术追求、在困顿中依然思考文化出路的精神，使他的著作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这本书不像时下一些畅销书那样容易阅读，它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味。如果你愿意给自己一点时间和耐心，相信你会在其中发现一个丰富而深刻的世界，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文人风骨”，什么是“文化自信”。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这样的阅读体验尤为珍贵。

罗庸先生的著作传世无多，因此每一本都弥足珍贵。与《习坎庸言（罗用手定本）》一同出版的还有《治学态度及其方法》，部头不大，却字字珠玑，这里也向大家推荐。

《习坎庸言（罗庸手定本）》

 全书分内篇和外篇各八个专题、共十六个专题，分别为内篇：勉学、识仁、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外篇：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 本书内容涉及中国哲学（如“识仁”“九流”“理学”“文化”）、社会政治（如“经世”“乡党”“种族”“质文”）、经史（如“六艺”“诸史”“儒侠”）、教育（如“勉学”“礼乐”“风俗”）、文学艺术（如“文章”）等中国文化的诸多核心内容，包举丰富，议论恢弘，是罗庸教授一生中最具有学术广度和深度的著作。


罗庸（1900—1950），字膺中，号习坎，笔名耘人、佗陵、修梅等。原籍江苏江都，生于北京。先后入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习。1924年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兼北大讲师，1927年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32年起任教北京大学，1937—1938年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1939年秋，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兼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1944年任云南大学特邀导师，1946年任昆明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1949年，在梁漱溟创办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重庆北碚。 

刘宝俊，男，1958年生，湖北省崇阳县人。1977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考入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导师：严学宭），获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迄今任教中南民族大学。1996年晋升教授；1998年获评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任文学院副院长；2002年任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兼任学校教务处处长；2011年兼任学校图书馆馆长；2012年获华中科技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在职；导师：尉迟治平）。先后在《中国语文》《民族语文》《语言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数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出版独撰专著《社会语言学》（科学出版社2016年）、《战国楚简特形“心”符字群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严学宭评传》（中华书局2020年）三部。

《治学态度及其方法》一书，是罗庸教授1929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时，就治学态度和方法为师生所作的专题学术讲座。由叶作仁、张宗贤记录整理，1930年中山大学油印线装，迄今未正式公开出版，且流传于世目前可知者只有两本。该书分析学者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常见的种种病态，探究其病源，阐述现代学者治学应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是指示现代学者治学门径的通论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