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16 15:02:54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

收藏

明永乐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乙丑（1407年12月14日），姚广孝等人进呈《重修文献集成》稿本，永乐皇帝朱棣更赐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撰序言。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善书人抄写全书，至次年冬，《永乐大典》正本告成，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的类书。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为防不测之虞，嘉靖皇帝决定重录一部副本，至隆庆元年（1567）年副本抄写完成。此后，有关正本的记载很少，下落更是众说纷纭，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桩迷案。
值此《永乐大典》定稿617周年，特刊本文，一同探寻《永乐大典》正本的流传情况。

《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正本整体消失、片纸不存，有关其下落，因明代档案等资料残缺，佐证正本流传线索的证据不足，研究者各执一词，争论已久。早在明清两代，正本的去向就曾引发关注。1949年以后，中华书局调查《大典》副本现存卷目，并征集影印，也曾引发学界对正本下落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说：（1）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2）毁于万历年间大火；（3）毁于明末李自成焚毁宫殿；（4）毁于明末清初南京；（5）毁于清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6）藏于皇史宬夹墙。学界前有研究已将（4）、（5）、（6）三说排除。
近年来，大量明清文集、方志、谱牒等陆续影印并数字化，以考察正本流传问题牵引，辅以数字人文研究工具与方法，综合文献辨伪、引文追溯及史料辨析，可以厘清《大典》正本流传、利用及下落等史事，以解悬而未决之惑。


《大典》正本修成于永乐六年（1408）冬，藏于南京，永乐十六年迁都北京后，置于左顺门北廊（即奉天门东庑），此后移储文楼。除正本外，仅有嘉靖年间所抄副本，重录完成于隆庆元年（1567）。嘉靖帝非常重视《大典》，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就筹划将《大典》录一副本，“并藏于皇史宬”、“两处收藏”，但未及实施。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宫中失火，致使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文、武二楼全遭焚毁，因文楼在奉天殿东侧不远，嘉靖帝亟命左右登文楼，夜中谕三四传，才将《大典》抢救出来。《大典》重录，于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开馆。按当时程序，每次由存藏处发出一千本交给文渊阁收掌官，校书官等每日在文渊阁领书，晚上交回。从文楼移出到重录完毕，这段时间《大典》存藏何处，研究者意见不一。就在《大典》开馆重录的同一年，三殿及文、武二楼重建告竣，改文楼为文昭阁。

张岱曾记，“踵而上之，更有《永乐大典》一书。胡仪部青莲先生尊人，曾典禁中书库，携出三十余本，一韵中之一字，犹不尽焉。世宗盖一便殿，以藏此书，堆砌几满”，点出收藏《大典》之所是嘉靖帝新盖的一处“便殿”。“便殿”所指，应即嘉靖四十一年重建的文楼，在奉天殿之东。《大典》重录完成后，正本仍归藏文楼。
胡敬辰之父胡维新从皇宫携出三十余册《大典》一事，张岱在《诗韵确序》《陶庵梦忆·韵山》《艺文志总论》中均有记载，而以《艺文志总论》所记尤详，“且闻管库官吏多私窃携归，简其卷数，遗失必多。余于仪部胡敬辰家所见有二十余本，而四支韵中一字尚不能完”。张岱三处记载于胡敬辰家所见《大典》册数不一，《诗韵确序》《陶庵梦忆·韵山》记作“三十余本”，《艺文志总论》记作“二十余本”，且明确指出这二十余本所涉韵目为四支韵。《大典》依《洪武正韵》排纂，支韵在第二，张岱按平水韵误记作四支韵。据现存清乾隆年间四库馆《〈永乐大典〉点存目录》，二支韵所缺为卷698—719，凡22卷。张升《关于〈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一文已有考证，所缺卷698—719实为十本（册）。由此可证，张岱在胡敬辰家所见的三十（或二十）余本（册）应是永乐正本。
胡维新为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进士，曾任行人司行人，有过出入禁中之权，但未见其掌管禁中书库。乾隆年间查检《大典》副本时，二支韵仅缺十册。由此推判，嘉靖末年重录前，这部分《大典》正本应在宫中。有学者指出，胡维新于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即到福建任巡按，又改宁州通判，一直在外地为官，并没有机会在宫中行窃，那部分《大典》应是重录完成后才被窃出，辗转到了胡家。余姚胡氏为科第世家，多人与《大典》重录人员为同榜进士，且族人胡正蒙曾直接参与《大典》录副。胡家之所以藏有《大典》正本，除此前研究者指出胡维新曾为行人司行人、有出入禁中的机会外，恐怕还与胡氏因科举与《大典》重录官员所建立的联系有关。

《大典》重录完成后，正本仍归藏文昭阁，并未陪葬明永陵。文昭阁为宫中禁地，极少有人获允观览。副本作为“贮本”入藏皇史宬。明清两代，皇史宬是储藏皇家档案及典籍的禁地，即便朝廷官员，没有皇帝命令也很难入内览书。

皇史宬

文昭阁、皇史宬戒备森严，其藏书难得一见。管见所及，明代仍有以下诸书引过《大典》：其一，杨信民《姓源珠玑》；其二，刘仲达《鸿书》；其三，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其四，方岳贡修崇祯《松江府志》。
《姓源珠玑》成书于宣德年间，在嘉靖《大典》录副前，是笔者目前所知最早引《大典》的书，其卷5引《大典》2条，卷6引《大典》4条。杨信民自序称，“幸尝应征秘阁，与修《大典》，获观群书，及乞骸归老，遂于眠食之余，臆记平昔所有，笔拾荟萃，及期成帙”，其书引《大典》所据是修《大典》时的笔记杂抄，并非事后重观《大典》原书据以抄录。此外《鸿书》卷33引《大典》“夹允，宋人，性敏而贫”，实转引自《姓源珠玑》卷5，而非直接引录自《大典》。
《大典》录副完成后，也有文献引用，如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引《大典》两处文字。其一，《松江府志胜》载：“按《永乐大典》载郏亶《水利考》谓‘松江南有大浦十八，中有上海、下海二浦’。今县治之左有大川曰黄浦，亦曰上海，浦县之得名以此。或云宋初诸番市舶直达青龙江镇，后江流渐隘，市舶在今县治处登岸，故称上海。”其二，《松江府志胜》载：“《永乐大典》云：‘江侧有扈渎垒。’”据曹学佺自序，编纂《大明一统名胜志》所据，多是其宦金陵时泛览四库书杂抄之资料。查崇祯《松江府志》卷2有“十五年改华亭县为松江府，仍属嘉兴路”，下有“又郏亶《水议》有上海、下海二浦”，卷5有“《永乐大典》云‘江侧有沪渎垒’”，与《大明一统名胜志》两处引文颇相似。上文所记两条《大典》文字源流不清，曹氏泛览金陵藏书，应无机会获见《大典》原稿本，此二条材料似为辗转所引。
《古今图书集成》引《大典》凡二处：其一，《职方典》卷690“沪渎江”条云：“江侧有沪渎垒。”其二，《职方典》卷692“上海县治”条云：“《永乐大典》：县署旧在今儒学之东。系松江总场。”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时引用过《大典》。实际上，两处文字皆来源于《大明一统名胜志》，也不是直接引自《大典》。


研究者曾据《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指出嘉靖帝自驾崩至下葬时隔长达3个月零3天，可视为特殊现象，并以此联系《大典》重录完成的时间，将《大典》正本的整体消失与嘉靖帝入葬明永陵联系起来。但明代十三位皇帝中，从去世到下葬的时间间隔，仅万历帝（2个月零12天）、崇祯帝（15天）短于嘉靖帝。且据相关文献，明永陵寿宫营建在嘉靖二十六年前已结束。《大典》录副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起意，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开馆重录，隆庆元年录副完毕。明永陵自最初选址、营建，直至竣工，与《大典》重录并无交集。

明永陵

明吴伯与编《徐文贞公年谱》详记嘉靖帝下葬前后诸事，其史料来源较早，较为独特，应非凭空拟造。嘉靖帝下葬时间经由钦天监择定后，官员之间对此虽有争执，但与《大典》重录进度无关。隆庆元年四月十五日，以重录《大典》成而嘉奖参与录副人员，距嘉靖帝下葬已近一月。嘉靖帝驾崩后为等待《大典》录副完成才下葬，此说并无实据。
《大典》副本重录完成之际，主持《大典》重录工作的徐阶以“进《大典》表”为题考选中书舍人，翰林院教习在馆课庶吉士时，也曾以“进《大典》表”为题。由此按图索骥，找到四篇《大典》副本进书表，作者分别为：唐文灿、沈鲤、林偕春、陈经邦。
《大典》重录人员多出身于内阁、翰林院，且庶吉士要代拟进书表，对《大典》重录前后，尤其是正本的情况，应相对熟悉。尽管《大典》副本最终似未取用四《表》，但因“考选中书舍人、翰林院馆课对他们自身仕途而言十分重要，是经深思之作”，且阁臣、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关系较为密切，他们在《大典》即将录副完成时，共同完成了命题、草拟进书表。故此，四《表》为讨论《大典》正副本相关问题提供了史料支撑。尤其是唐《表》，因其专为考选中书舍人所作，拟写相对仔细，文献价值更大。
唐《表》称颂嘉靖帝稽古右文的功业，“尝建宬而藏史册，并录经书；乃置笥以贮典坟，旁收传记。犹虑分储之未广，方期嗣续之有加”，也点出其“分储”文献的具体筹划，“先必献诸枫陛，以备重瞳乙夜之观；且将纳在芸台，以充副本别编之积”，“后先卷帙，映奎壁而标垂；左右图书，环宸居而拱向”。
林《表》有“第牙签数万卷，珍藏或溢于文昭；而上下二百年，掌故仅闻于册府。自非重录，讵免遗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楼遭嘉靖三十六年大火，至嘉靖四十一年方重建成。通绾此句，“珍藏或溢于文昭”所用应即“今典”，指称正本藏于文昭阁。
四《表》所述，用典故指代《大典》永乐正本与嘉靖副本，也在呼应嘉靖帝当时起意录副时“分储”及“两处收藏”的设想。这是《大典》正本没有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的有力旁证。


明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上疏请刻《大典》，提及正副本均未曾刊刻印行。冯梦祯在《与周叔宗》一函中提及《大典》：“类书事须得博采群书，秘阁中有《永乐大典》，卷帙最巨，此可采也。”此函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且在三月初离任前。考量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宫中发生大火，导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焚毁。次年年初，冯梦祯即作《与周叔宗》，未言及《大典》因前一年宫中大火遭焚，并提及“秘阁中有《永乐大典》，卷帙最巨”。据此，《大典》正本“毁于明末万历年间大火”说不可信。

《明代北京城复原图》

崇祯年间，曾刻《大典》中日食一卷。据王世德《崇祯遗录》，崇祯二年（1629）“五月朔，日食时刻不验。……《永乐大典》书成，未经刊布，上命先刻日食一卷行世。今《永乐大典》刻本惟此一册”。孙承泽曾记：“崇祯十五年八月十七日早朝毕，即登文昭阁。阁在皇极殿之东，即文楼也。上步下阁，御德政殿。……上问《永乐大典》及《大学》、用人、理财，诸臣各有奏对。”崇祯帝早朝后，即登存藏《大典》之文昭阁，他可能是见到《大典》，才问及诸臣。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陈子龙为陈敬宗文集作序，称陈敬宗“所修书如《永乐大典》，藏秘府文楼不可见，而《五经》《性理》诸书，足以继圣绪、翼经传，岂不灿然庠序哉”。陈子龙褒奖陈敬宗，举其所修之书，当然是指《大典》正本。万历末至崇祯年间，《大典》正本仍藏于文昭阁，随葬永陵及毁于万历年间大火二说，均不能成立。
焦点转至明末。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京师，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位称帝，随即被多尔衮、吴三桂联合攻打，遂起意将明宫焚毁。据《国榷》记载，“先运薪木积于内殿，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通夕火光烛天。须臾，九门雉楼皆火发，城外草场并燃，与宫中火光相映。太庙、武英殿门仅存”。钱谦益所称“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闯贼之一炬。然内阁之书尽矣”，应为实写。经此大火，明大内及十二宫或焚毁殆尽。
此外，据《清实录》及《永宪录》所记顺治初年各处重建的情况，乾清宫于顺治二年五月建成，太和殿、中和殿于顺治三年十月建成，随后皇城北门建成，赐名地安门，也可逆推当初文昭阁及周边如文渊阁各处，应无一幸免，全遭焚毁。退一步说，即便《大典》不藏于文昭阁，存于周边其他建筑，恐怕也难逃李自成蓄意为之的薪木、炮火之焚。

《清实录》

明末官员黎遂球曾与友人谈及崇祯帝自缢后如何保存宫内藏书，“因而点简六曹旧籍，部署条理史宬《实录》《大典》诸藏书，然后扫除宫殿，倘或焚毁，则相与为卫文‘定之方中’策”。此信应作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后不久，时间下限是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焚毁宫殿。黎遂球并非高官大员，此函涉及的具体细节，并不全然可信，但对启发考究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二十九日明宫焚毁前诸臣是否迁移宫中藏书，至关重要。
清顺治十二年（1655），礼部仪制郎张能鳞奉命进入皇史宬查检前代玉牒、训诰，发现《大典》副本，他描述当时所见称，“独古今一大部类书，世所不恒见者，分贮金匮，匮以数十计，匮中以黄袱什袭者数百计，目录卷帙以千万计”。
清入关后，在明宫的废墟上重建宫殿，稽古右文也逐渐提上议程。顺治十年三月稍后，内翰林弘文院侍读学士陈爌向顺治帝上《请购遗书疏》。顺治十二年，张能鳞奉命入皇史宬检书，发现《大典》副本，副本未毁的消息才渐为人知。


综上所论，《大典》正本在明代的流传线索，大致如下：南京文渊阁东阁之下阁（明永乐六年）→北京左顺门北廊（永乐十九年）→文楼→从文楼移出（因嘉靖三十六年大火）→暂存某处→移入重建的文昭阁（嘉靖四十一年或稍后）→文渊阁（《大典》重录期间，在文渊阁收发《大典》）→文昭阁（崇祯年间）→毁于李自成焚烧宫殿（崇祯十七年四月）。

89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