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10-08 14:21:49 来源：中华书局上海聚珍 作者：阎海文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20世纪久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虽然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见仁见智，陈寅恪先生当时提出的诸多创见，后学不无商榷乃至辩驳，但他关注的研究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切入的研究视角，长久以来启迪后学，迄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陈寅恪先生曾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这种新材料引起的学术新潮，最典型的莫过于“敦煌学”，其原因之一在于敦煌文献材料不断地公布面世。囿于学术旨趣和时代条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新材料”，主要还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文字材料。不论新材料的载体是纸张、简帛，还是铜、陶、石质等，文字的有无、多寡是最为关键的。

实际上，除了传世文献和出土的文字材料，大量的无文字或文字极少的出土重器，蕴藏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价值观念，也应属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新材料”，更应该促进学术新潮流的产生。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资深策展人谈晟广指出：“历史不止于文字的传承，文物以其沉默而坚实的物质存在，诉说着另一种真实。它们凭借可触可感的形质与跨越时间的存续力，构筑出超越文字的历史叙事。”他的这一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既渊源于其师方闻教授所持的“艺术即历史”，也得益于他在普林斯顿求学时的学术追思。从海外求学开始，他逐渐确立了“以图像为门径，探向其背后思想与观念的‘图说’”的学术研究路径。在他看来，“那些跨越时间的纹饰、造型与图式，共同构成了一部沉默而坚实的‘无字史书’”。

借助于传世文献，让器物与图像成为研究的主体，通过“物能言”，从而挖掘出华夏重器隐含的文明密码，这是兼具学术价值、现实意义与文化传播的学术新潮，也是理解“何以中国”的独特视角。2026年年初出版的《竹之道：从三星堆到地中海》一书，谈晟广已经尝试通过让筇竹、玉琮、金杖、青铜“神树”、摇钱树、铜鼓、权杖、灯台和圣杯等不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今物”和“古器物”说话，揭示出一条早于“丝绸之路”的东西方观念传播路径，获得了考古学、博物馆学、艺术史、艺术策展等领域专家的赞誉。而新书《星天之枢：图证中国之“中”》，更是他娴熟运用“图像即历史”的学术路径，贯通考古学、艺术史和思想史藩篱的重磅之作，更能体现图像“超越文字的历史叙事”的显著优势。

《星天之枢》一书，时间跨度极大，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说起，下限到明清时代。学术储备和研究方法上，突破了考古学、艺术史、思想史等学科藩篱，横向与纵向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交错。从结构来看，前有“引言”，后有“结语”和附录，正文主体部分共有八章。

第一章率先探讨图形符号与文字的起源，进而揭示出“立中制节”是早期中国礼节思想的核心密码。这是全书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图像背后的主要共识。第二章、第三章重点聚焦中国古代宇宙观念与权力象征在图形上的表现。作者通过对史前祭祀器物图形的梳理，指出古人通过系统观测太阳运行与星象变化，逐步建立起一套缜密的天文认知体系。这套天文认知体系的核心，在于将“天极”加以象征化、可视化表达，体现在器物图形中，那就是频繁出现的对称和拱极式结构。


第四章重在探讨上古神圣动物如龙、凤以及被赋予神性的虎、鸟、鱼等动物想象的起源与演变机制。通过详细梳理，他发现，这些迄今仍影响中国人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文化符号，是“在不同地域、文化与信仰需求的驱动下，呈现出多元共生、交融变通的动态过程”。比如说，他比对南北方史前文化遗址出土器物造型与纹饰等后认为，龙形象的原型更可能来源于鳄鱼。通过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互证，他认为，鸟衔鱼或鸟鱼组合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经典形象，蕴含着阴阳观念，鸟鱼互化更是源自史前时期的一种深刻宇宙观，构建了中国古代“化生”哲学。通过上起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下至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石棺等的考察，他指出，“鸟鱼组合的长时段稳定性表明，它并非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录，而是作为阴阳二元对立统一观念的早期艺术表现形式，持续参与构建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体系”。

第五章则通过综合分析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尚书》、清华简等材料，揭示出“中”是商周天命观的核心，尤其是西周以后，符信体系的设计、宗法秩序的构建，还是都城“择中而立”的规划，都遵循“立中制节”这一根本原则，从而形成“以德配天”的政治哲学体系，为华夏文明奠定了“天人合一”的治理基石。同时，在作者看来，“中”与“立中制节”这一核心观念的确立及其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具象表现，深刻实现了从“神本”向“人本”的转折，“塑造了华夏文明延续数千年的政治文化基因”。

第六章则聚焦“节”及其衍生符号——古代政治中的“符信体系”，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圭、牙璋直到隋唐时期作为舆服之制的鱼符、龟符，即从玉节、符节、持节、玺节与符牌等制度形态，“层层揭示符信制度如何以‘节’的物质形态，围绕‘中’这一核心观念，诠释‘立中制节’的政治哲学”。在他看来，符信制度“取象于天地之序，其应用贯彻于王权之衡机制，其精神内核则源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宇宙观与理想政治”。符信体系基于“节辅王命”，完美衔接了“天文”与“人文”，是“立中制节”概念在古代政治中的生动体现。


第七章旨在探究“四方—中央”价值观念的内涵及其物质表现。作者基于甲骨卜辞、青铜器（尤其是何尊）铭文和《尚书》《诗经》等文献考证得出，早期中国的“四方—四时”结构概念，不仅是时间观念与祭祀制度的基石，而且作为一种宏大的宇宙格局，为华夏文明的诞生与发展铺设了最初的蓝图。殷商时期凸显的“四方”观念，被重塑为超越地理疆域概念的政治文化核心范畴。西周以降，从强调“四方”转向以“中国”为中心，即“王畿直辖、礼乐政教所萃的核心之地”，用“中央”统辖“四方”，凝聚为“天下一家”的文化与道德共同体。作者认为，“四方—中央”价值观在器物造型或纹饰上，通常以“中心插孔—十字对称”、“中心放射—边缘回旋”、多层台状山等稳定图式呈现出来，并重点考察了颇具代表性的“四叶花纹”（又称方花纹）和“昆仑”之“中”的图像化表现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

第八章以茂陵出土的竹节熏炉为切入点，从其造型和铭文揭示其自身承载着深厚的象征意涵。因为在早期中国思想史中，竹节及其衍生符号具有“立中制节”的哲学意蕴和象征性含义。在国家祭祀与礼器体系中，竹节早成为贯通天道与人伦的视觉隐喻。最典型的，莫过于汉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定型的竹宫礼制。作者指出，甘泉宫的竹宫即明堂，作为“中宫”或“紫宫”的象征，将天子置于“天之中宫”的位置，通过建筑空间的重合设计，强化了皇帝作为“天子”沟通天人的神圣中介角色。


正如作者在“结论”中所言，“历史多赖文字传承，然文字难免承载著者的视角与时代的局限。考古所见的器物与图像，以其真实可触的物质性与跨越时间的存续力，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坚实的证言，构建出一种超越文字的历史叙事”。通过以上八章对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出土器物与图像的综合分析，生动而清晰地呈现出“立中制节”这一华夏核心文化密码的演变路径，印证了方闻教授所提出的“一个时代的图像，映射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核”的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