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4-23 14:28:01 来源：中华书局上海聚珍 作者：

文化史/湖湘文化/传统文化

1.为什么说湖湘文化是一个历史建构的动态过程？这种历史建构的客观原因与理论依据是什么？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湖湘士人在湖湘文化历史建构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湘学学统是如何被建构的？湖湘士人人格又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一系列关于湖湘文化历史建构的问题，答案尽在本书。

2.文化、学术、人格多层面通论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湖湘文化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创造、更新、传承、重组，从而成为独特的地域文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皆有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个体参与其中。本书从湖湘文化形态、湖湘学统建构、湖湘士人人格三个层面分别阐释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是如何完成的这一重大命题。

3.权威学者研究湖湘文化的重磅力作。朱汉民教授曾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二十余年，长期从事宋明理学以及湖南地方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基础文献整理点校到学术研究专著皆成果斐然，著述颇丰。本书为其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湖湘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首次系统论述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主要从湖湘文化形态建构论、湘学学统建构论、湖湘士人人格建构论三个方面，对作为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的湖湘文化建构过程作了一个通论式的宏观研究和综合论述。从文化层面上，通过分析神农、虞舜、屈原、周敦颐、王船山及近代人才群体崛起等文化现象，探讨了湖湘文化如何形成、演变、发展的历史建构过程，总结出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与中华精神。从学术层面上，通过考察湘学的千年历史演进历程，探讨了湘学学统的历史建构过程，揭示了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的内在关系。从湖湘人格层面上，通过挖掘湖湘地区乡贤人格典范的历史影响，总结出湖湘人格的血性、狂狷、崇文而尚武、叛逆且忠诚、务实并浪漫、圣贤兼豪杰等一系列典型特质。

朱汉民，湖南大学杰出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同时也是“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活动发起人。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卷”主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从刊·湘军》总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与《湖湘文化通书》的首席专家。著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中国哲学建构历程片论》《儒学的多维视域》《宋学·理学·心学:朱汉民学术论集》《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国学与书院》《儒家义理的历史衍化》《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四书学的思想世界：宋学的经典转型与思想重建》等学术专著，多次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编有《湖湘文化通史》《王闿运全集》《中国书院通史》《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等。获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新中国七十周年百名湖湘人物等。

湖湘学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利用书院作为自己“学术—教育”的基地。胡安国、胡宏父子隐居南岳一带时，就创建了碧泉书院、文定书堂等；张栻在长沙研究、传播理学，主要是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为基地。以后，湖湘学子除了继续利用岳麓书院外，还创建、主持了湘乡涟滨书院、湘潭主一书院、衡山南岳书院等。这样，湖湘学者在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南宋时期，这一庞大的书院群成为湖南理学学术的中心、理学教育的中心，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以至出现“人材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宋）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劝学文》，《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第1178—452页〕的鼎盛局面。这种“学术—教育”一体化的书院群形成，使得理学型的湘学学统完全形成。这个书院群的核心，当然是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当时影响很大，成为学者普遍赞誉的“天下四大书院”之一，但在北宋末一度毁于兵火。南宋乾道初年，岳麓书院恢复办学，并且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基地。其实在此之前，它就和湖湘学派结下了不解之缘。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胡氏父子为避战乱，一家隐居湖南碧泉。胡宏隐居湖南时，曾经对这所历史上负有盛名的岳麓书院表示过浓厚的兴趣和热情，盼望重新修复，自任山长，以“俾舒卷数百千年之文，行思坐诵，精一于斯”〔（宋） 胡宏：《与秦会之书》，《胡宏集》，第105页〕，在这里传播理学、研究学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胡宏的理想未能实现。但是，他仿岳麓书院例，在湖南湘潭建成碧泉书院。他在碧泉书院建成后提出期望：“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济；云台断栋，来求概日之楩楠；天路渐逵，看引风生之骐骥；驱除异习，纲纪圣传；斯不忝于儒流，因永垂于士式。”〔（宋） 胡宏：《碧泉书院上梁文》，《胡宏集》，第202页〕书院建成后，许多志学求道的青年，皆来此求教于胡宏。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栻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胡宏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他为自己的学术思想后继有人而感到十分满意。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学生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修复岳麓书院并以之为湖湘学派基地的愿望。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主张全面修复岳麓书院。未及一年，书院建成。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教学。据朱熹所说： 

潭州故有岳麓书院……公（刘珙）一新之，养士数十人……而属其友广汉张侯栻敬夫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其学者于公私义利之间，闻者风动。〔（宋） 朱熹：《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朱子全书》第25册，第4492页〕

故前帅枢密忠肃刘公特因旧基复创新馆，延请故左司侍讲张公先生往来其间，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宋） 朱熹：《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29页〕

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讲坛，影响很大，“闻者风动”。张栻主持岳麓书院前后共有七年之久。乾道二年（1166年），岳麓修复一新后，张栻“从多士往观焉，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裴回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莫此地宜也”〔（宋）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张栻集》，第902页〕。从此开始主教岳麓。乾道五年因刘珙推荐，知严州，离开长沙。乾道七年十二月归抵长沙，并继续主持岳麓。次年刘珙再知潭州。因乾道初年岳麓书院修复工作没有完成好，出现了“皆向倾坏”的现象，刘珙又“整葺”了岳麓书院，此事深得张栻欣慰，他在给朱熹的一封书信中说：“岳麓书院迩来却渐成次第。向来邵怀英作事不着实，大抵皆向倾坏，幸得共父（即刘珙）再来，今下手葺也。”〔（宋） 张栻：《答朱元晦秘书》，《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张栻集》，第1087页〕到淳熙元年（1174年），张栻又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才重又离开长沙。在张栻主教的七年内，岳麓书院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如果说胡氏父子主要靠重建一种新型的书院来研究、传播理学，那么，张栻则主要改造了这所闻名一时的书院，使它由一所传习章句之学的学校转变为一所传习理学的学校，由一所仅仅具有教学功能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具有教学和学术研究双重功能的学校，由一所官学代替者的学校转变为一个真正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中申明了新的教育宗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反对仅仅以汉唐的章句训诂为教学内容，他对前来求学的士子们指出：“侯（刘珙）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宋）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张栻集》，第902页〕张栻所否定的，是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具“言语文词之工”的人才，提出书院教育应培养一种能传道济民的人才。科举之学、章句之学之所以被张栻等理学家否定，就在于这种衡量人才的标准与理学、湖湘学派的文化教育是对立和冲突的。因而，岳麓书院迅速成为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基地，而且事实证明，乾道以来岳麓书院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传道济民的人才。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开辟了一个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湖湘士子闻风，纷纷来此研习理学。这样，发端于衡山的湖湘学派于长沙岳麓大盛。张栻充分利用岳麓书院研究理学，并推动了湖湘学派的发展，他不仅在书院潜心研究学术，撰写著作，还在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和朱熹会讲“《中庸》之义”，就是在岳麓、城南两书院进行的。张栻往往把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的两部重要理学著作《论语解》《孟子说》，就是为书院教学而编写的讲义。他在《孟子说序》中说：“岁在戊子（乾道四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家塾，辄不自揆，缀所见为《孟子说》。”〔（宋） 张栻：《孟子说序》，《南轩先生孟子说》卷首，《张栻集》，第309页〕张栻有时直称《孟子说》为《孟子讲义》，就是因为这些著作是他在岳麓、城南两书院的讲义。此外，张栻在书院的许多讲学内容被学生记录下来，以后便成了重要的理学著作。据《鹤山文集·张晞颜墓志铭》载：“宣公辟岳麓书院，教授后学。尝读《书》遇解释，属君（张晞颜）笔之，题曰《南轩书说》，君亦记。南轩语而题曰《诚敬心法》。”〔（宋） 魏了翁：《张晞颜墓志铭》，《鹤山集》卷七十九，《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273页〕张栻的《南轩书说》《诚敬心法》，皆是他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由学生记录而成书。可见，张栻建构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与湖湘学统，同他充分利用书院作为学术基地是分不开的。

湖湘学派的发展与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是同一史实的两面，它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理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两个条件： 第一，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第二，形成政治倾向、学术主张一致的学者群体。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从而推动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奠定了湖湘学统。

首先，张栻于岳麓书院研究学术，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理学体系也更加系统化。胡氏父子之学虽然独具特色，但在理学理论的构造、理学范畴的丰富、理学命题的精密等方面，皆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张栻在岳麓书院一方面传播胡氏之学，他编辑刊行《知言》《五峰集》等，并以之传授弟子；另一方面，他又广泛吸取前辈学者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的思想，撰写、刊行了《太极图说》《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此外，他还与同辈学者如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展开学术会谈或书信交往。因而，张栻不但继承了湖湘之学，“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宋） 朱熹：《胡氏门人》，《朱子语类》卷一百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2606页〕，也继承、吸收了其他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学术思想，故成为南宋理学集大成的理学家之一。他使得湖湘学派的理学思想体系更加完善，理学范畴更加丰富，理学命题更加精密。张栻还修正了胡宏的一些理学思想和命题，黄宗羲评论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清） 黄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补修：《南轩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第1635页〕

其次，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在此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而规模更大的学者群体。岳麓书院本来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受到宋真宗的赐书赐额。张栻主持岳麓讲席之后，使之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焕然一新，吸引了一大批求道问学的士子，不仅湖湘士子纷纷求学于此，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慕名而来。岳麓书院的声望和影响日益扩大，以至于一些学者“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宋） 朱熹：《答刘公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朱子全书》第24册，第3143页〕。

所以，张栻主教的南宋乾道年间，岳麓山一带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谚，可见其时办学之盛，从学之众。道林指道林寺，在岳麓书院附近，为当时岳麓山上一座最大寺庙。黄宗羲编《宋元学案》时曾指出：“从游南轩者甚众，乃无一人得其传。”〔（清） 黄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补修：《南轩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第1635页〕

全祖望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张栻的岳麓弟子不仅数量多、成就也大，因而湖湘学派的延续和发展不在闽学之下，他说：“谁谓张氏之后弱于朱乎！”〔（清） 黄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补修：《岳麓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一，第2368页〕为此，他在补辑《宋元学案》时，另立《岳麓诸儒学案》和《二江诸儒学案》。前一学案所列者是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士子，有张栻及门下弟子三十三人；后一学案所列者为受学于湖湘的四川士子，有张栻的蜀中弟子十几人。全祖望说：“南轩先生讲学湘中，蜀人多从之。”〔（清） 黄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补修：《二江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二，第2419页〕可见，上述两个学案的学者大多就学岳麓，得南轩先生的“岳麓之教”，可以统称为“岳麓诸儒”，这是一个学术主旨接近，并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他们在南宋的政治界、学术界均有一定影响，标志着湖湘学派得到了一定扩展。

湖湘学派不是由一两个知名学者支撑起来的，而是由一批有名望、有成就的学者组合起来的学者群体。开创湖湘学派的胡安国是南宋初年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学界将他推动理学南传的历史功绩和杨时并列。胡安国的儿子胡寅、胡宏、胡宁及侄儿胡宪均是南宋初年的知名学者，也是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史称他们“并以大儒树节南宋之初，盖当时伊洛世适，莫有过于文定一门者”〔（清） 黄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补修：《武夷学案》，《宋元学案》卷三十四，第1182页〕。此外，在南岳山下，还聚集着一批讲道求仁的学者、理学家，其中不少被列入《宋元学案》。此后，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传播湖湘之学，他本人就是一个在理学上“足以名于一世”（朱熹语）的著名理学家，被陈亮称为“一世学者宗师”〔（宋） 陈亮：《与张定叟侍郎》，《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第383页〕，并在岳麓书院培养出一批弟子，全祖望将这些弟子列于《岳麓诸儒学案》。这批“岳麓诸儒”在南宋的政治界、学术界大多有较高名望。由上可见，湖湘学派是一个由众多理学家组成的学者群体，《宋元学案》为其列传的有数十人之多，并专门列了六个学案，它们是《武夷学案》《衡麓学案》《五峰学案》《南轩学案》《岳麓诸儒学案》《二江诸儒学案》。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学者群体，在湖南的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学派林立的两宋时期也是很少见的。所以黄宗羲有这样的评价：“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清） 黄宗羲原著，（清） 全祖望补修：《南轩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第1611页〕

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后，湖湘学派的规模、成就和影响均有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事实上，岳麓书院的办学成果、湖湘学派的学术成就皆是书院和理学一体化的结果。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一体化并取得这些成就，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一大批理学家通过创办书院，研究和传播理学，推动了书院的发展。

张栻、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后成为著名的“南宋四大书院”。全祖望说：“故厚斋（王应麟）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栻）、朱子（熹）而盛，而东莱（吕祖谦）之丽泽、陆氏（九渊）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清） 全祖望：《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五，《四部丛刊》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北宋四大书院之所以闻名，主要与它办学时间早、规模大，并受到朝廷赐书赐额有关；南宋四大书院之所以称世，则是由于它的学术影响大，教学卓有成果，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由此，形成了南宋著名的四大理学学派： 湖湘学、闽学、婺学、江西学。这是书院—理学一体化之后的必然结果。因此，南宋四大书院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书院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标志着理学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四大书院中，张栻主教的岳麓书院最早成为理学基地，因此，在理学—书院一体化过程中，岳麓书院成为湖湘理学、湖湘士大夫群体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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