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2-08 16:04:25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

看过热播剧《大宋提刑官》《洗冤录》的观众，大概会对剧中一心秉公办案的“神探”宋慈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位求真务实、追求正义的大宋提刑官，凭借丰富的检验知识，破获了一桩又一桩冤案、奇案，为无辜者洗刷冤屈，讨回公道。那么，历史上的宋慈又是怎样的呢？他的传世之作《洗冤集录》又为何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称为 “科学革命之前最伟大的法医学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呢？让我们以三全本《洗冤集录》的出版为契机，走进这位医法兼通的提刑官的内心世界。

《洗冤集录》的内容自“条令”起，至“验状说”终，共五卷、五十三条，涉及数十类尸体的检验，上百种复杂尸体现象的分析和判断，涉及了现代法医学的诸多领域，许多检验结论与现代法医学理论相契合。今天，当我们看到《洗冤集录》的目录时，也许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在当时的世界，还从未有人以这种提纲挈领、注重检验事实的方式撰写过一部用于司法检验的著作。

《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在《宋史》中无传，在宋元时期的重要典籍《文献通考》中也未曾留下任何记载。即使在相关的地方志中，对宋慈的记载也很简略。如明代的《嘉靖建阳县志》，对宋慈只有百余字的记载。直到晚清，史学家陆心源编撰《宋史翼》以补充《宋史》时，才将宋慈列入了《循吏传》，内容基本上是抄录南宋刘克庄所撰《宋经略墓志铭》。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号自牧，出生于福建建阳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自幼拜同乡吴雉为师，而吴雉师从朱熹，因此宋慈称得上是朱熹的再传弟子。20岁时，宋慈赴杭州，拜主持南宋最高学府太学的闽北浦城人真德秀为师。求学多年，宋慈在仕途上却并非一帆风顺。直至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32岁的宋慈才考中乙科进士，谋取了浙江鄞县县尉一职。遗憾的是，就在上任前，他的父亲病逝，宋慈因居家守孝而未能到任。


大约在嘉定十七年（1224），年近四十的宋慈才调任信丰县主簿，不久被赣州知州郑性之招为幕僚。期间参与平息了江西南部发生的三峒叛乱，这一经历成为宋慈正式进入官场的契机。
此后，宋慈历任福建长汀知县（1231）、邵武军通判（1237）、南剑州通判（1238）等职。嘉熙三年（1239）升任提点广东刑狱，次年移任提点江西刑狱兼知赣州。淳祐五年（1245）转任常州知州。淳祐七年（1247），提点湖南刑狱并兼大使行府参议官。后任宝谟阁直学士，奉命巡回四路。淳祐八年（1248）冬，宋慈升任焕章阁直学士、知广州、兼任广东经略安抚使，于淳祐九年三月七日（1249年4月21日）在任内去世。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洗冤集录》显然是“过时”的，但其中蕴含的从经验总结到理论认知再到亲身实践的思想方法，直到今天依然值得借鉴。这里浅谈几点。
一是依据法律的思想。《洗冤集录》开篇即从“条令”写起，重申了当时有关尸体检验的法律条令。验尸应依据哪些流程，哪些尸体应该验，哪些尸体不该验，尸体应该由谁验，应该在什么时间内检验，检验人员的回避、保密、上报流程，初检、复检，都应该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这既是对验尸流程及结果的保证，也是对验尸人员的保护。同时，当时的法律条文也对检验官吏渎职、失职及贪赃枉法的处罚做了明确的规定。
二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尸体检验结果直接与定罪量刑相关。如非致命部位受伤后感染破伤风而死，就只能定伤害罪而不是杀人罪。同时，还有多种容易被混淆的情况：是自缢身亡还是杀人后伪装自缢？是失足溺水身亡还是杀人后伪装投水？是病死还是被毒杀？是失火身死还是被焚尸灭迹？在无法解剖尸检的时代，这些情况都需要检验人员耐心细致地寻找真相。


三是规范流程的标准化思想。为了避免文字表述上的模糊之处造成理解上的歧义，最终导致误判，宋慈在《洗冤集录》中，多次举例说明了检验与问案的流程。如验尸从正面按照头、上肢、躯干、下肢的顺序检验后，翻身按照顺序检验背面，异常之处应进行清晰、标准化的描述，而不能含混而过。又如在尸体现场，如何描述尸体周边情况，测量尸体距离现场地标物的距离，应问报案人哪些具体问题，书中也多有举例之处。
四是重视新技术的应用、原理的探讨和经验的交流。红伞验尸、白梅敷尸、银钗验毒等技术方法，在书中多有介绍。其中亦有对尸体腐败进程的差异、“血坠”（即尸斑）形成的原因、生前伤与死后伤区别等原理的探讨。在书中末卷，还收录了救死方，分享急救经验，以求挽回生命。
1247年的大宋提刑官宋慈，怀着对公正的不懈追求之心，将自己的这部著作命名为《洗冤集录》，并在序中恳请他的读者们不吝赐教，以便补充完善：
贤士大夫或有得于见闻及亲所历涉出于此集之外者，切望片纸录赐，以广未备。

他并不知道，此时已进入了自己生命的倒计时。他大概没有想到，这部甚至没有在自己的墓志铭中被提到的著作会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历经补充完善，传播到多个国家，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法医学著作；他自己则被诸多中外学者所认可，被认为对中国乃至世界法医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他所秉持的“洗冤”精神，尊重生命的求真之心，依旧打动着《洗冤集录》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