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成书后便备受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追捧，作为帝王教科书，享有极高赞誉，与《史记》并称 “史学两司马” 。其影响深远，后世诸多学者受其启发，围绕它衍生出一系列相关著作，逐渐形成庞大的 “通鉴家族”。

其中南宋袁枢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重新编排《资治通鉴》内容，首创纪事本末体，著成《通鉴纪事本末》，让读者对事件全貌一目了然。而南宋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则是开创了中国史书的“纲目”体，它不仅是对原著的简写，更是一场以理学重塑历史观的“思想实验”。


要理解《资治通鉴纲目》，必先认识它的创作者——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这位被后世尊为“朱子”的理学集大成者，生活在南宋偏安的时代。当山河破碎的阴影笼罩士人心头，朱熹选择从经典中寻找秩序重建的可能。他注解《四书》，构建“理气论”，将儒家伦理升华为宇宙法则。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哲学巨匠对历史同样怀抱炽热关切。


朱熹曾痛心疾首地批评当时学风：“今人读书，只是要科举，全不识治道根源。”在他看来，历史不仅是权力更迭的记录，更是天理人欲交锋的战场。


就像上面所说，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学术理念紧密相连。

南宋时期，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社会道德滑坡，价值观混乱。朱熹深感要拯救社会，必须从思想根源入手，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弘扬儒家伦理道德。他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能让人汲取经验教训，明辨是非善恶，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同时，朱熹对当时的史书存在诸多不满。尽管《资治通鉴》是一部史学巨著，但在他看来，仍存在一些缺陷。例如，该书过于侧重历史事件的叙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够突出，难以让读者清晰分辨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而且其篇幅庞大，阅读不便。在给弟子的书信中，他直言：“温公（司马光）《通鉴》之病，正为不合于《春秋》书法。”于是他决心以《资治通鉴》为蓝本，重新编纂一部史书，以实现借史明经、弘扬儒家伦理道德的宏愿。


《资治通鉴纲目》在编写方面，至少有两大特色：其一，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它开创了纲目体这种史书体裁；其二，就是《资治通鉴纲目》的行文中蕴含《春秋》笔法，含义深刻。下面我们分别说明一下。

先来说说纲目体。所谓“纲目”体，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上面说到的“领其要而及其详”的问题。所谓“纲”，就是史事概要，在原书中是用大字书写的（本次出版用黑体字排印）；所谓“目”，就是史事详情，在原书中是用双行小字书写的（本次出版用宋体字排印）。这种编排方式，尤其是“目”用双行小字的方式，大大压缩了史书的篇幅，故《资治通鉴纲目》全书仅五十九卷，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五分之一。


而通过采取这种纲目体的体裁，如果读者想了解史事的概要，只要读“纲”的部分就行了，这就实现“领其要”的目的了；如果读者还想进一步了解史事的详细情况，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读“目”的部分，这就实现“及其详”的目的了。

这样的处理，就使得史事的层次非常清晰，简明易读。因此，后来学者也学习采用纲目体这种体裁来编写史书，比较著名的如清康熙时期吴乘权编撰的《纲鉴易知录》，后来成为学子学习中国通史的入门读物。

下面再说说《资治通鉴纲目》的《春秋》笔法问题。所谓《春秋》笔法，是说孔子编《春秋》时，用字非常严谨，字字句句都暗含褒贬之意。而朱熹在编写《资治通鉴纲目》时，有意学习《春秋》，在很多地方也寄寓深意，以期维护封建纲常秩序。

例如《资治通鉴纲目》的纪年文字，即有大字和小字的分别。一般而言，大字就是朱熹认可的正统帝王纪年，小字则是非正统政权纪年。比如在三国时期，《资治通鉴》是以曹魏年号纪年的，但《资治通鉴纲目》不认可篡位的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而以继承东汉的蜀汉政权为正统，因而蜀汉政权为大字纪年，魏、吴都是小字纪年。所以，这里，纪年的大小字就蕴含着正统和非正统之间的差异，就体现了《春秋》笔法。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来看，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惑，《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朱熹是不是拿着《资治通鉴》一通删节、复制、粘贴就行了呢？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据学者研究，相对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做了大量的改编工作，大体来说，分为增、删、改三个方面。

增，主要指《资治通鉴纲目》增补了一些重要的史事。有些是司马光刻意删削不载的，朱熹认为很重要，故予以增补。例如汉高祖刘邦因商山四皓追随太子刘盈而放弃废除太子一事，司马光认为不可信，便不予记载，只记载了叔孙通谏阻废除太子之事，而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则增补了商山四皓陪太子觐见刘邦事。有些则是《资治通鉴》漏载的重要史事，如汉高祖四年实行算赋令，是西汉初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治通鉴》不载，《资治通鉴纲目》予以补充，其纲云：“八月，汉初为算赋。”


删，是说《资治通鉴纲目》对《资治通鉴》做了大量精简压缩的工作，保留基本史实，删去次要文句及某些事件的具体经过，使读者把握要点，一目了然。例如汉光武帝建武五年载录班彪的《王命论》，《资治通鉴》所录长达四百九十多字，而《资治通鉴纲目》则仅择要摘录了一百八十多字，精简了三百字，但文章的主要观点仍然保留了。


改，是说修改《资治通鉴》的不当之处。例如《资治通鉴》遇到一年之中有年号变更时，都取最后一个年号，如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四月以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称开平元年。《资治通鉴》记这年的事就直接用开平元年纪年，可这年四月以前，实际并非开平元年，故洪迈曾讥讽《资治通鉴》的这种做法“窒而不通”，而《资治通鉴纲目》则大字纪年用“天祐四年”，又以小字注明“四月以后”为后梁开平元年，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更为切合史实。


总而言之，由于上述的种种编修特色，使得《资治通鉴纲目》比《资治通鉴》更为简明易读，加上后来朱熹的思想被奉为正统，《资治通鉴纲目》也一度成为科举士子学习通史的首选读物，在元明清时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资治通鉴纲目》仍是我们学习历史、汲取智慧的经典著作。它或许不是最“客观”的历史著作，但却是最富思想张力的史学实验。《纲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历史学习方法：先掌握骨架（纲），再根据需要充实细节（目）。这种分层阅读法，恰恰和当代“碎片化+深度学习”的需求相契合。

“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系列《资治通鉴纲目》是目前市面上仅见的《资治通鉴纲目》白话译本，是普通读者阅读《资治通鉴纲目》的不二之选！

《资治通鉴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