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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公元
永明延寿禅师是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上的佛学巨擘、文化巨匠，他所编纂的《宗镜录》是我国佛教史上相当重要、相当有影响力的典籍。延寿在生前与寂后一直受到推崇，且评价越来越高，出人意料的是，历代对延寿评价最高、推崇最力的不是高僧大德，也不是文人学士，而是身居帝位的雍正皇帝。杭州师范大学的黄公元教授曾专门撰文讨论此事，现将其文章节录如下，分享给各位读者。
雍正对永明延寿的赞赏与推崇，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视永明延寿为历代禅德之最
雍正视永明延寿为“古佛再来”，称之为“震旦第一导师”“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为释迦牟尼世尊佛后一人”。他加封延寿为“妙圆正修智觉禅师”，并敕令“修葺塔院，庄严法相，令僧徒朝夕礼拜供养”。
雍正对永明延寿衷心赞叹之语，在其著述与谕旨中频频出现，不胜枚举。这里试举几例，以见一斑。
雍正在刊布永明延寿《万善同归集》所作的序中写道：“进阅古锥言句，至永明智觉大师，观其《唯心诀》《心赋》《宗镜录》诸书，其于宗旨，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对永明的百卷《宗镜录》也竭尽赞美之辞：“自达摩西来，曹溪南迈，历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古德上贤，乘时辈出。莫不阐佛元音，自他兼利。而圆通方广，放大光明，一如世尊佛在世转轮……挺生震旦，为释迦牟尼世尊佛后一人，作众生慈父，其书与三藏十二分媲美者，惟有此古佛妙典耳。”“永明古佛，实为震旦第一导师。”“《宗镜录》一书，为震旦宗师著述中第一妙典。”
于此可见，雍正实际上是将永明延寿尊为历代高僧大德之首。通观雍正的言论，未见有评价高出于永明延寿者，即使如慧能大师亦是如此，更遑论他人。
二、视永明延寿为与己心心相印者
雍正不仅高度推崇永明延寿，而且视永明延寿为心心相印者。在刊刻流布《万善同归集》的序中，雍正述说自己的心路历程：“乃阅至（永明）所作《万善同归集》，与朕所见，千百年前，若合符节……其语与朕心默相孚契，朕可自信所见不谬，而宗教之果为一贯矣。”
雍正还亲自摘录选编《宗镜录大纲》，并在序文中写道：“古佛与朕，所同愿欤？”将永明编《宗镜录》与自己编《宗镜录大纲》相提并论，认为两者是同一心愿，皆为导人深入经藏、续佛慧命也。
1735年，他又随披随录大藏经卷，编成《经海一滴》。在仅一千余字的序中，竟有近三分之一篇幅或引永明语，或高度评价永明及其《宗镜录》，或述其于永明著述所受之启示法益，足见其对永明之心仪与重视。
三、极为重视永明延寿著作之流布
雍正曾说：“朕读禅师《唯心诀》，嘉其尽善尽美，无比无俦，乃遍求禅师平生著述流传宇内者览之。”进而刊刻流布。
首先刊布的是永明延寿的《万善同归集》，雍正指出：“是书也，得其妙用，自必心法双忘，涉其樊篱，亦可智愚同济。”因此，他“重刊此集，颁示天下丛林古刹，常住道场。欲使出家学佛者，依此修行，张六波罗蜜之智帆，渡一大乘教之觉海”。
鸿篇巨制百卷《宗镜录》是永明的代表作，尤为雍正所看重。1734年他重新刊行此书，在是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所作的序中，他盛赞延寿曰：“宋慧日永明寺妙圆正修寿禅师，绍隆觉位，了彻微言……更为震旦第一导师，真到空王最上妙乘。”他申述重刊《宗镜录》之目的宗旨：“俾学者知宗教律之共贯，入闻思修之三摩……将禅师之法施益以无边。”
《宗镜录》洋洋百卷，篇幅宏大，为使更多人能尝《宗镜录》之法味，他又亲录《宗镜大纲》，还御笔制序，编录该书大纲。
四、以永明延寿思想为其评判的标准与依据
由于雍正对永明行持与思想的高度认同与服膺，故他在论述其他禅师的著述与见解时，经常引用永明的语录，以永明的圆融正见作为他分析的依据与评判的标准。
《御选语录》卷三（寒山、拾得卷）的御制序中，在赞扬寒山、拾得的诗偈“真乃古佛直心直语也”之后，雍正即引用永明诗偈“修习空花万行，宴坐水月道场。降服镜里魔军，大作梦中佛事”，以此说明两大圣“正信调直，不离和合因缘，圆满光华，周遍大千世界”，是“直心直语”的风格与化迹。在同日所制卷四（沩山、仰山卷）的御制序中，他在赞沩仰师徒为代代相承、续佛慧命的佛门“父子”后，又录永明偈颂“须臾即俗归真，莫畴兹旨，顷刻从凡入圣，难报斯恩”作为印证。在评价寒山、拾得“弟兄”与沩山、仰山“父子”的简短文字中，雍正两次引用永明之语，以为分析评判的依据，正表明雍正对永明见地的高度认同与尊崇，也说明雍正对永明的著作十分熟悉，还反映出雍正对师道等伦常的高度重视。
在《御选语录》卷七《妙圆正修智觉永明寿禅师集》的御制序中，雍正还特地谈到永明《万善同归集》一书，指出：“自师证明，方知大小齐观，宗教一贯。但学人须必真参，实有所悟，乃可观此书。依教修持，可以普独耀之神光，圆幻有之万行。”“朕既刊其全书，颁示宗徒，又采其至言，附于本集，因恐疑误初学，故又指述于此。”雍正亦可谓苦口婆心。
在为刊布《宗镜录》而颁发的《上谕》的最后，雍正特别标明其本怀与宗旨：“朕生平遇一佳味，必思人人共尝；契一妙理，必思人人共晓。今既阅此妙典，何忍不以开示后学？是以剀切恳到言之，不惮再四……惟愿后世学侣，决定无疑，勇猛坚固，永不退转，诵读受持，先以闻解信入，后以无思契同，齐达此宗，交光此镜，不虚古佛当年，将大觉不思议绝妙法施，普度一切无量含生之大慈悲心，如实至语，是朕所厚望也。”
雍正还以永明思想为依据，批判他所认为的“魔说”——即异端思想。1733年他在整顿禅宗中有一项重要举措，即是对汉月法藏及其弟子潭吉弘忍师徒（雍正往往称之为“魔藏父子”）欺师灭道的外魔邪说的批判。
法藏（1573—1635）是明末的一位名僧，但他却著《五宗原》反对其师密云圆悟之说，网罗徒众，一时声势颇大。法藏弟子弘忍（1599—1638）又写《五宗救》以维护法藏之说，于是禅林纷争顿起。雍正基于其禅修实证的悟解、对清初佛教尤其是禅宗现状的认识及巩固清王朝社会稳定的需要，摘录《五宗救》中八十余条狂悖言论，严加破斥，撰成八万余言的《拣魔辨异录》。他在驳斥藏忍师徒“每立一妄言，即捃摭文史，穿配古德言句，以证实之”的手法时，特地引用永明的法语破斥之。《上谕》中曰：“正如永明云：‘以限量心，起分齐见，局太虚之阔狭，定法界之边疆，遂令分别之情，不越众尘之境。向真如境上，鼓动心机，于寂灭海中，奔腾识浪。于管中存见，向壁罅偷光，立能所之知，起胜劣之见，齐文定旨，逐语分宗。’蟭螟岂健于鹏翼，萤照那齐于日曜？魔藏父子之语言著作，永明数语，可谓判尽。”在《拣魔辨异录》中，雍正多次引用永明论述为依据，作为他批判“魔说”的思想武器。
雍正对贬低攻击永明思想的异说，则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如在《经海一滴》的序文中，针对潭吉弘忍等对永明的攻击，他如此写道：“永明云：‘以圣言为定量，邪伪难移，用至教为指南，依凭有据。’故师所作《宗镜录》，广引群经，备彰佛意。乃尚有魔民弘忍辈，斥师为义解沙门，谓法眼宗由此而衰。其罪与谤三藏经文无异，定堕无间地狱。”雍正对永明思想的捍卫可谓不遗余力。
雍正对永明的赞赏与推崇，首先在于两人的见解冥然契合、心心相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与朕心默相孚契”“与朕所见，千百年前，若合符节”。这绝非虚情假意的奉承话，而是肺腑之言。雍正的禅悟心得正是在永明的著述中得到了印证，他将永明视作不见面的恩师。
雍正对当时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现状很不满意，对宗门弊端多有批评。基于此，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认为佛法一味，八万四千法门只是应机不同而已，他对分宗立派的门户之见甚至因门庭不同而视若寇仇的现象十分反感。因此，他以法王自居，决心整饬佛门。在披阅经典与禅师语录的过程中，他发现永明寿禅师“以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诸宗融合、禅净会通的圆融思想和修行路径是最契理契机的，由是而极力推崇和倡扬永明的思想与行持。故他说：“永明诚为绍祖佛之真子，破魔外之将军，救众生之慈父，教百世之宗师也。”从而，他要将永明及其思想确定为“禅衲法式”。
但雍正不仅是法王、更是人王，皇帝安邦定国的责任才是最主要的。因此，虽然以上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因是他推崇永明，但治理国家的考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一方面佛法不离世间法，另一方面世俗社会的治理也需要佛法的加持，何况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初满人要稳固政权，必须与汉文化融合，必须取得汉人的文化心理认同。当时明朝遗老遗少对满清统治的抵触以至反抗的情绪，依然是清初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隐患。在这一背景下，圆融和合的思想对统治者来说是最有价值的。由此而观，永明力倡的“一心为宗”“万善同归”的融合思想既符合佛教义理、又契合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显然，这对获取人心、统一思想、稳定社会是极为有利的。故这也是雍正推崇永明的原因之一。
（本文原题为《雍正皇帝与永明延寿禅师》，发表于《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这里予以节选并改用现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