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都有不止一种注本，其中特出者往往也会成为此书最为通行的版本。不过，有这样一部重要典籍，不仅注家众多，甚至在通行注本出现后，反而开启了学术接力式的注释进程。这便是刘知几的《史通》。

《史通》，是中国首部对历史编纂原理进行讨论的专著。《四库全书总目》将之置于史部“史评”类之首，称赞其“贯穿古今，洞悉利病，非后人之所及”，可以视作传统学术之定评；近人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中更言“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中国始有史学”，则又是基于现代学术眼光之揭扬。这样一部重要的史学专书，其学术价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肯定，至明清时期相关注解、评释才渐次展开，今日通行的浦起龙《史通通释》就是其中最为完备的一种。然而《史通》的读解并非易事，近代以来诸多学者都在浦《释》基础上加以辨正增补，如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彭啸咸《史通增释》、程千帆先生《史通笺记》等，形成了厚重的学术积累，但又始终没有出现一种《史通》全书的新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振珮先生撰成《史通笺注》，既是第一部完整的《史通》现代注本，更在文献与理论层面为《史通》的研究接力构筑了新的基点。在《笺注》修订再版之际，笔者希望从史学、史识、史观三个面向略作阐说，分享一些个人阅读学习的体会。

一部学术著作的意义，当然要置于学术史中进行理解。

言及《史通》注释，浦起龙《史通通释》或许最为人所熟知，此书也的确构成了《史通》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前，已有明人李维祯、郭延年《史通评释》、陈继儒《史通订注》、王惟俭《史通训故》、清人黄叔琳《史通训故补》等注释之作，大抵互有短长，难言周备。浦氏《通释》则在吸取旧注优长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训正”、“刊讹”，《史通》至此获得了一个较为洽备可读的注本。

尽管如此，《通释》一书的不足也十分明显。四库馆臣就指出其“轻于改窜古书”、“如坊刻古文之式，于注书体例更乖”，近人刘咸炘言其“未考六代逸史”等等。这些批评具体看来似为瑜瑕，但对于一部史学专书的注释而言，却又可能成为根本性的缺陷。概言之，第一，校勘不严，不仅轻于改字，其参校诸本多指陈不清；第二，注释略疏，典故考索、文义说解颇多阙误；第三，体例驳杂，评点掺入注解，运用适当固然有益章句文理，整体而言则脱离《史通》本书的旨趣。正因如此，现代学者才会在《史通》注释方面进行大量增补工作，同时也就难免为浦《释》所限，尤其是在文献方面，未能彻底清理其中问题。

与此不同的是，张振珮先生的《笺注》直越《通释》，在校、注两方面重新建立起了《史通》研究的文献地基。

第一，文字校勘的正本清源。

今见《史通》版本，基本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明初蜀刻本，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据以刊刻，万历三十年（1602）又有张鼎思刻本，据家藏抄本校勘，对陆本多有订正；二是万历五年（1577）张之象刻本，乃据其所见宋刻，参校众本而成。“鼎本”在后世影响较大，“象本”亦为人所重，前述李郭合刻《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都是以“鼎本”为底本，参校“象本”加以考订。浦起龙在此基础上用力更勤，参考版本甚众，然而在具体校记中往往以“一作”、“或作”、“一本”等语指代，使人茫然不知所谓。加之浦《释》部分校改过于轻易，可以说，《通释》固然是一个可供阅读的便利注本，却并不足以担当一个严谨周备的研究底本。

张振珮先生经过详细比勘，确定“象本”优于“鼎本”，取以为《笺注》底本，同时尽量网罗各家刻本、注本加以参校，并参考吸收了历代名家的校语札记。从这一角度而言，《笺注》的文字校定，实际上已经区别于旧注的版本序列，并留下了清晰可覆案的校勘线索。《笺注·述例》明确提出“校改不凭臆测”，“凡无版本依据者、不详其致误之由者、疑而不能定者，均一概不改”的校勘原则，并在具体注解中得到贯彻。正是这样审慎的文字考订，才使得《笺注》首先确定了可靠的文献基础。


第二，文本注释的周备详审。

《史通》论述多史书、史事，典故考索是历来注释最主要的内容，《笺注》在前人积累之上又多有补正。如《载文》篇有“或斫冰以防其渡”一句，浦《释》引《北史·齐文宣纪》“周人常惧齐兵西渡，恒以冬月中河椎冰”解之，张振珮先生指出《北史》并无此段文字，《通释》乃袭用王惟俭《训故》以致一仍其误。至于此句出典，《笺注》初版云，“遍查《魏》《齐》《周书》及《北史》有关纪传，均未见”，而《笺注》此次再版，更明其出处为《北史·斛律光传》，并引《通鉴》系年相参证。这样的注释文字犹如一段浓缩的学术史，举此一隅，可知《笺注》考索之精勤与对待旧注之审慎。

对于古籍注解而言，字词训解、典故诠释并非单纯的文献查考就可完成，关键的是如何在上下文脉中疏通理解，使文义显豁，这也是《笺注》更为可贵之处。《史通·题目》篇批评《后汉书》《魏书》篇卷制题体例繁琐，云：“盖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谓滋章之甚者乎？”旧注或引《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出处虽明，似与本文不切。《笺注》则又增补以王弼《老子注》“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不仅语义明晰，还与《史通》原文下句“苟忘彼大体，好兹小数”若合符契，颇能揭喻刘知几引书断章的言外之旨。《笺注》中不乏看似未为着力之解，其实渗透着对作者之心的细致体味。

仅就校勘、注释而言，《笺注》已经足以取代《通释》，成为目前《史通》阅读与研究的首选版本。不过，在笔者看来，正如刘知几言史家“三长”乃才、学、识，《笺注》的卓识尚不在文献校注，而在于让一部史学理论专书真正在史学理论的层面得到注解与阐发。


《史通》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这在今天几乎成为一种常识，可是《史通》的理论性质，又将如何前提性地引导我们对《史通》的理解，似乎很少得到明确的探讨。

根据刘知几《自叙》的表述，《史通》之作，“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换言之，是要对既往的修史经验加以提炼和批判，以此提出自己的史学观点。因此，刘知几将历代史书体例疏分为“六家”，以其中编年、纪传之“二体”为主干，进而将史书撰写中的各项问题“区分类聚，编而次之”，形成了全书的结构。体例的完备是一种外在表征，刘知几实际上是以篇目纂辑的方式对史学实践进行了概念的抽象，再经由概念的内在关联组构起体系性的历史编纂学说，这才使得《史通》具有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理论性格。


由于《史通》的具体论述建立在对史书、史家的“与夺”、“褒贬”、“鉴戒”、“讽刺”之上，古代学者对其书性质往往认识模糊，评释、驳议也多聚焦于历史评论层面。颇有意味的是，是清儒章学诚最为明确地将《史通》作为史学理论看待，同时亦予之最为深刻的理论批判，其观点也就兼具卓见与误读，尽管后者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表述。

张振珮先生当有鉴于此，在《笺注·前言》即开宗明义地指出，“《史通》是我国古代社会史学理论专著”，“笺注《史通》，就是试图从史学角度，探索其史学思想之本源，阐述其治史态度与方法，为深入研究其史学理论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相应地，《笺注》在体例上专设“解题”于各篇之首，对其理论旨趣加以发抉与评议。在具体解题中，张振珮先生又针对前人评释多陷枝节的情形，屡言“《史通》一书，不是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而是评价过去史书叙述历史人物及事件之得失，探讨编纂历史之理论与方法”（《浮词》解题），“《史通》内篇，是对我国隋唐以前史学发展趋势之基本总结”，“其所论，不重在一书、一人、一事之得失”（《杂说》解题），真可谓再三致意。


那么，什么是《史通》史学理论的内涵？四库馆臣重视《史通》“考辨史体”、“洞悉利病”的成就，以之为“载笔之法家”。章学诚则将《史通》与自家学术作比，概括云“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大抵以为刘知几徒守史书体例，而不能辨史学源流、识史家宗旨。刘咸炘又推演章氏之说，以为刘知几“囿于断代，止知齐整”、“引绳一切，是其所长，不许变通，是其所短”（《史通驳议》）。这些代表性的见解虽中肯綮，却又将《史通》局限于整齐史例的一端。

张振珮先生则旗帜鲜明地提出，《史通》理论内涵的核心乃是“随时之义”：刘知几“从史学发展史之实际出发，寻找出史书‘体式不同’之原因，是由于‘时移世异’”，“而《史通》全书中，亦始终贯穿类似进步之进化论思想，此正是读《史通》应掌握之一根红线”（首篇《六家》解题）。这是总揽《史通》全书作出的论断，《六家》即明言“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世家》强调史书体例不仅要“得画一之宜”，还要“识随时之义”，《叙事》亦主张史笔当“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等等，实乃通贯于《史通》体例结构的各个层次，《笺注》诸篇解题亦着力加以揭橥表彰，表明“随时之义”不仅是《史通》对既往史学实践的归纳解释，也构成了自身历史编纂理论的根本原理。需要稍作解释的是，《笺注》所谓“进化”并不等同于今日受到普遍反思的线性史观，透过这一带有时代特征的表达，张振珮先生意欲强调的还是“历史要忠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确是刘知几史论中反复申述之主要论旨”（《叙事》解题）。

至此，《史通》的理论内涵得到了新的揭示，整齐史例强调史家之立场，随时通变则力求历史之真实，是刘知几史学互为表里而又内含张力的两面。以往学者并非没有注意到《史通》的“随时之义”，却多将之孤立拈出，推举为“进步史观”。从“元史学”的角度来看，每一种历史编纂实质上都指向一种历史哲学，《笺注》统合性的诠释也蕴含着这一学理意味。

具体至《笺注》各篇解题，张振珮先生的提要钩玄更是胜意迭出，如《断限》解题云此篇“论《汉书》以断代为体，非校孟坚之短长，论《宋》《隋》两志之滥轶，非不知其纂辑之用心”，《称谓》解题分析项羽、刘玄之入纪与否，“骤看似互相矛盾，实则并无扞格”，皆为深入会心之见。旧注指摘《史通》之处，往往也得到了更为周全的认识，如《表历》认为史书立表烦费无用，郭《评》浦《释》均引《外篇·杂说》对《史记》创表的揄扬以为刘知几自相矛盾，纪昀更直言《表历》一篇可删。《笺注》则指出，此篇与《外篇·杂说上》实皆称许《史记》创表之功，刘知几并不是对表历之作全盘否定，而只是认为在后世史书中已非必须，《史通》整体主张虽失但亦有其理论立场与史学价值。

当然，张振珮先生并非一味曲护《史通》，《笺注》解题也毫不讳言刘知几“据后议前”、“以古方今”等偏失。从中固然可见一种中肯平允的注释立场，但若仅作如是观，或许又未达其旨。毕竟，是非正误的衡断并不是《笺注》真正关心的问题。

《笺注》明确地提示，《史通》以归纳法探讨史学理论和方法，其征引论据与例证就难免牴牾（《前言》），亦会出现论述对象在某一问题为是、另一问题为非的情况（《杂说上》解题）。因此，重要的不是停留于指出矛盾、舛互，而是超越是非判断，进入思想诠释。与传统评释相较，《笺注》明显转变了提问的方式，其尤有措意的，是刘知几如何从正确的前提，推导出错误的结论（《书志》解题）；是“随时之义”贯穿《史通》全书，刘知几为何又会提出“形而上学的历史观点”（《疑古》解题）；是外篇与内篇的重出互见有何旨趣，外篇是否只是内篇写作的资料汇编（《杂说上》解题），等等更见深致的问题。如张振珮先生所示，《史通》乃刘知几总结既往历史编纂实践，“辨其旨归，殚其体统”之作，读解此书，同样要以探究其“旨归”、“体统”为根本和锁钥。《笺注》的诠释，正是从体系性的角度出发，去比对、关照各篇宗旨文句以把握具体，由此才能对难通之处提出更为周备的解释，才能发现《史通》内部更为丰富立体的联系。说到底，这样一种方法的自觉还是根植于对《史通》性质的充分认识，理论性的文本必然呼唤着理论性的诠释。

所以，《笺注》本身就是一部《史通》理论研究的力作，其明确的理论意识让《笺注》有别于传统的注解、评释，真正进入思想诠释的层面。而将来的研究者无论是否认同《史通》的史学观点，是否赞成《笺注》对《史通》具体文句的解读，或许仍应以体系性的方式进行新的理解与对话。


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中，经典注解是学者进行思想表达的重要载体，其中或隐或显地透露着注家的“前理解”，及其与作者的“视域交融”。与《史通》意旨颇为相契的是，张振珮先生本人就有丰富的历史编纂实践，早年就读安徽大学时，即参与《安徽先贤传记教科书》的编写，年始弱冠发表《李义山评传》，此后又陆续撰著出版了《成吉思汗评传》《左宗棠》《张博望》等人物传记，可谓一生致力于史学。或许正因如此，当张振珮先生晚年转向史学史研究，便有更多的理论思考与甘苦体会，而《笺注》在探寻作者之意时，也不时传达出注释者的历史观念与现实关怀。

在《载文》篇，刘知几强调史籍记录文章，当“拨浮华，采真实”，《笺注》解题进而论述云“历史要真实，是古今不易之理，古人能言而不能为，或不能完全做到，吾人今日就必须做到”。这是张振珮先生基于当下的学术意识，申明求真是历史编纂的要义。因此，著史一定不能停留于史料汇编的层面，《采撰》解题云“史料固宜博采，而尤重在约取”，即须审慎的采择与考辨，“吾人今日视旧史为史料”，固然可以细大不捐、过而存之，“但仅作如是观，则我国古代无史书、无史学矣”，并且颇有深意地提醒，“刘氏之视旧史，亦犹吾人之视新史也。”《笺注》不止一次言及史料、史学之别，应当是对近代以来史学研究部分弊端的针砭，而在以古鉴今的思索背后，既有明确的现实关怀，又对之保有自觉的反思。刘知几在《书事》篇具体论述了史书选事之标准，《笺注》赞赏其“深明治史之体要”，不过“就其所揭示之准的而言，虽可行之于一时，自不能垂诸后世，古今宜异，取舍殊路”，表达当下立场的批评之后，解题又立即申说以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随时之义”的一种现代表达，即每一现实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条件，并要求史家有意识地进行历史化的自我审视。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当下的历史哲学要坠入虚无主义之中，而恰恰是“但吾人今日治史，凡历史人物之活动，尤应就其促进或阻碍以至逆转社会发展，论其公过是非，依社会普遍之道德标准，记其是非善恶”（《品藻》解题）。历史的要义在于求真，而求真，正是要进入具体的历史之中。


这一史观的独特呈现，见于张振珮先生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论述。

文、史关系在《史通》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刘知几基本是通过预设与辨析二者的虚、实之分，来阐明自己的史学求真立场。其现实目的是对当时文士主导修史工作的批评纠偏，其学理内涵则是历史叙事本身性质的文、史兼备。因此，尽管刘知几刻意强化了文、史区分，又表达了相当显著的重史抑文的观点，相关讨论还是具有广义的文学批评内涵。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程千帆先生希望以本国文论资料建立系统的文学理论，选取古今十篇论文之作加以注释发明，编为《文学发凡》两卷（此后再版书名则相继改作《文论要诠》《文论十笺》），其中即有《史通》的《模拟》《叙事》两篇。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张振珮先生是在史学立场上看待文学，透过《史通》的偏激表述，《笺注》指出史家修辞叙事同样具有历史事实的意味，可以考见时俗、古今之异同（《因俗》《叙事》解题）。然而“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本自有区别”，“强调历史之科学性并非否定文学之艺术性，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邪正之别，斯乃生在数千年前之知几所不能理解，也是今人读《史通》所应知道者”（《暗惑》解题）。

如果明确了文学书写具有相对于史学编纂的异质性，那么张振珮先生提示的历史地求真，就指向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内涵。

其中的思想线索在《李义山评传》中已经埋藏。年轻的张振珮先生意识到文学与文学史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特性，必须在艺术记录里找寻；要想理解一民族文化推展的过程和演进的去向，也必须在文学史里去探索”，因而他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尝试借鉴“史底唯物论”，对文学史重加探讨。不过，这并不是要将文学作品切分为史学研究的材料，将艺术创作简化为社会现实的反映。在张振珮先生看来，对文学作历史的研究，恰恰必须“解剖其艺术价值”，“应用美学批评，注意那作品中生活真理是怎样地描写的。再用社会批评，求那作品中表现如何的真实”。要言之，只有当文学本身的性质得到肯定，才真正采取了历史的视角，才可能得见文学史的真实。如果拂去那些语词表面的时代尘埃，从《评传》到《笺注》，我们或许可以推见一种历史观念的生长：“历史”不是一个狭义的时间概念，“真实”也不是抽象的学术理想，所谓历史的真实，就是深入具体时空的对象性的求真实践。它是历史的，是辩证的，并因此始终可以面向现实与当下。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太史公读书亦常“想见其为人”。笔者于张振珮先生学行了解甚少，无法作出知人论世的评介。不过在《笺注》的字里行间，还是清晰浮现着作者的思想形象，即从具体研究出发探问历史的根本。在这一意义上，《史通笺注》是一部出众的古籍注释，而又非仅仅注释古籍而已，读者展卷，自会收获不同层面的启发与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