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中国帝制时代最重要、也最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自隋代创立以后，续为历朝沿用，直至二十世纪初废止，几未中断。文学的发展衍变与科举考试关系极为密切，相关材料也时时见诸各政书、文集、野史笔记等文献记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系统考察两者的关系，以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开其端，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继其后。然后又逐渐从唐代拓展至宋代、明代，如祝尚书《北宋科举与文学》、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陈文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等等，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科举制度对文学发展造成的影响。但科举制度创立前夕的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发展是否受制于朝廷的选官制度呢？

孙宝教授的新著《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运兴变》

学界对南北朝时期文人仕历与选官制度的论述已多，但大都集中于年谱、评传等生平资料的考订和具体事件的辨析等实证层面。虽有部分成果涉及乐府制度、藩府选士、世族仕前教育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上，与文运的整体兴替有关的深层议题却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孙宝教授的新著《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运兴变》是目前仅见的系统研究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互动关联的专著，本书是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运兴变研究”的结项成果，2022年1月以“优秀”等级结项，2023年3月由中华书局推出。全书共80余万字，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五章，重在探讨南朝的文官铨选与文学书写，分别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的官员任命以及东宫与藩府、国子祭酒与太常选任等多个角度全面论述了南朝文官的铨选政策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中编三章，集中讨论北朝文官选任与文运演进，分别梳理北魏学官建制、东西魏、北周、北齐文官铨任与文运振起的关联。下编五章，对南北朝选官文化及其对文坛的映射进行了专题研究，重点探讨南北朝文学如何呈现并叙写选官思想、家难与国难的文官困境、朝隐心态、清议与婚姻、“擿句褒贬”与“图写情兴”等与文学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命题。作者既试图厘清南北朝选官制度沿革的主体面貌，并考察其与文坛风气演变的制度性关联，又努力揭示南北朝文人在选官文化体系下政治心态、官场生态的形成与变化，并探讨这种变化对文人创作及文坛风气的影响，为我们全面展示了前科举时代的选官制度与文学发生衍变的种种侧面。
选官制度是南北朝时期贯穿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性制度形式，官场与文坛之间的关联类型、融通机制、双向塑造既有历史延续性，也有时代创变性。南北朝选官体系不仅体现在政法决策、职官运作、制礼作乐等实体层面，还映射到思想学术、士人心态、文化风俗、艺术娱乐等精神层面。上述内容均可与文学创作发生关联，并成为推动文运演化的重要因素。作者充分认识到南北朝文学的生发与选官制度的内在关联，突破了既有研究仅局限于乐府制度、藩府选士、世族仕前教育与文学关系等几个有限的选题上，从视野、方法等方面丰富并拓展了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空间。
魏晋时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时代，世代传承的豪门大族，将政治权力与文化资源全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文学也呈现出特有的贵族气息。南朝时期，贵族制社会开始衰落与崩溃，特别是侯景之乱，大肆屠杀贵族文人，贵族时代趋于终结，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新变化。以门资为基础的九品官人法及选曹机制趋于僵化，如何打破单一的选官路径而使门、才、德诸多元素达到平衡，始终是六朝人事制度调整或改良的主导方向。既然政治权力已经不再完全掌握在世家大族手里，朝廷势必要重新考虑国家机器的构成，而官员的选授无疑是其中的关键。作者仔细爬梳了南北朝正史，特别是《百官志》《官氏志》等一手材料，充分利用《北周六典》《北朝胡姓考》《唐六典》《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玉海》“学校”“选举”“官制”等文献以及后人的考证成果，梳理了南北朝时期中央各级官员的选授情况，并把不同类型的文官任职经历制成表格，置于相应章节，便于我们充分认识各层级官员的官职迁转历程。
作者将南北朝的选官制度划分为君主征辟、中央铨选、州郡察选三个层面，重点围绕中央铨选制度，特别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对文事活动的影响展开论述。科举制还未完全建立的时代，中央铨选制度对文运的影响无疑是最为强劲的，仅以尚书省为例略加说明。
南朝的尚书省主要由尚书八座（即五尚书、二仆射、一令）及列曹尚书和郎官构成，他们既是朝廷礼法廷议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各项政策从提出到实施的有力推动者。集文人、学者于一身的尚书官往往在案奏过程中加入自身的政治观念与意向以干预政治，从而使尚书官与文书行政之间建立起密切关联。并且尚书机构作为相权的实施主体，不管是与君权角力，还是与中书、门下争权，都在南朝政治领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通过铨选的权力杠杆推动了文坛的发展。尚书官在引导文风的转变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尚书省也成为了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地点，不仅尚书省的各种称谓、别称时时见诸诗人吟咏，尚书省的政务、交际活动也成为了南朝诗文的重要主题。尚书省主官的迁谪、丧亡不仅会引起朝廷权力格局的调整，造成朝野震动，甚至会波及文坛，酿成文林事件，对文事活动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不仅如此，作者还将重要文学家的任职经历和文学创作散入到他们对尚书省的吟咏或评论之中，对文学家的履历及有争议的文学作品的作者归属和创作时地进行了考辨，如逯钦立先生认为《秋怀诗》的作者当为谢灵运，误入谢惠连集中。但孙宝教授从二谢的生平经历和诗中对“白衣尚书”典故的化用出发，认为《秋怀诗》当为谢灵运所作，令人信服。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对于我们研究南北朝文学发生的背景及具体环境都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南朝时期，贵族制度虽然已经难以为继，但文学发展与政治进程之间具有不平衡，文学的发展总是滞后于政治的变化，所以南朝时期的贵族文学依然在延续。虽然本书探讨的重点在于文运兴替与选官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但似乎不应该忽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且作者重在对中央文官的选任制度展开讨论，对于地方官员的选授和地域文学的关注不足，对于京官和外官的跨区域迁谪带来的文士心理变化和文学创作活动的论述也有所欠缺。
另外，本书的上、中两编对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关联各自进行了叙写，但整体上来说依然重南朝而轻北朝，南北两朝的议题设置、叙写比例并不十分均衡，对于北朝重要文官的仕历迁转和文事活动的分析也不如南朝细致。这固然是由于文献记载不足造成的，但北朝的文献可以从新出土石刻资料中得到部分弥补。目前出土的北朝墓志已近二千篇，有很多士族化书写、谱牒学方面的资料，充分发掘这方面的资料，不仅对于改变重南轻北的局势有一定的扭转意义，对于研究北朝文人的仕途变化和文学创作也有较大帮助。如作者提到“邢、魏之争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因循程文格式与发挥文才个性之间取得折中之道”。（560页）新出土石刻文献中发现了魏收、任昉等人撰写的墓志铭多篇，其中不乏形式特殊的二人合作撰写墓志铭之例，对于我们认识魏收的文学个性也有一定的帮助。
然而这并不妨碍本书的学术价值。作者意在打通制度史、政治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学科壁垒，运用历史语境还原与文学政治功能生成的相关理论，将南北朝文人、文学置于选官程序、机构运作、制度约束、官方规范等条件下进行综合观照，从而实现知人论世、由世知人的双向认知。这种会通式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唐代以来选官与文学互动关联的研究提供文献依据和理论支撑，对于矫正前人认为的六朝文学文风绮靡、内容空乏等偏狭印象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