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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雪棠出版专著《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于雪棠教授深入考察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研究及传播,梳理了外国学者从哲学角度对《齐物论》的阐释,对“庄周梦蝶”寓言的解读,分析《庄子》海外传播之路,千年哲思如何照见当下,回响于世界。

《读+》专访于雪棠,探讨《庄子》是如何从中国经典转化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在英语语境中,对《庄子》多元解读的背后,藏着共通的价值内核:庄子的哲思跨越国界与时代,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着突破认知边界的思维启迪。
十二年磨一剑,在《庄子》里照见人生
于雪棠的专著《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从2013年立项到2025年出书,走过了十二年光阴。
于雪棠读《庄子》已有数十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她喜爱的篇章有变化。上大学时,她喜欢《逍遥游》,鲲鹏神话让她着迷,教材中解读的“精神绝对自由”也让她向往。她也特别喜欢《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有一种磅礴的气魄,前一句是将个体的生命与天地并立,鼎足而三,后一句又将自我消融于宇宙万物之中。”在于雪棠看来,这种对自我与宇宙关系的体认,既振奋人心,又不会凌驾于万物之上,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
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她,更偏爱庄子的人生感悟。“比如《大宗师》篇,评价历史上的一些人,说他们‘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也’。”这指的是“被他人的评价标准所束缚,没有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人生选择”。她说,现在对自己的要求,是希望尽可能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节奏做事。

2011年10月到2014年7月,于雪棠先后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威廉玛丽大学的孔子学院任教。那段日子里,她的课堂多元而鲜活:教授中国古代诗歌、书法、汉语阅读与写作等,还走进当地类似老年大学的课堂,给美国人讲儒家文化。有人写书法,有人写中文作文——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让她看见了中国文化跨越国界的吸引力。
“会讲故事”的《庄子》给物理学家以灵感
在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里,《庄子》为什么能在西方世界获得如此持久且深入的关注呢?于雪棠认为,这既得益于作品本身的魅力,也与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环境有关。
首先,《庄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独特的视角。它观照宇宙、反思社会、体察人生,思维方式自由跳跃,极富哲思与启发性。庄子的许多思想,比如对相对性的探讨、对语言局限的洞察等,与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哲学的某些脉络不谋而合,持续吸引着学者深入探究。
更重要的是,《庄子》不说教,而是讲故事。从鲲鹏变化到庄周梦蝶,从庖丁解牛到“河伯见北海若”,它把深刻的思想融于生动奇诡的寓言中。人们爱听故事,也自然能在故事中获得启发。它的语言也充满创造力,既有凝练如“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隽语,也有大量自创新奇词汇,用近乎诗性的表达承载思想的突破力。这使得《庄子》不仅被哲学、文学领域的学者持续研究,也吸引着科学家从中汲取精神养分。

日本著名核物理学家、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在困于基本粒子运动的核心难题时,联想到了《浑沌凿窍》。
这篇寓言出自《庄子·内篇·应帝王》,大体翻译如下:“南海的帝王名叫儵,北海的帝王名叫忽,中央的帝王名叫浑沌。儵和忽时常在浑沌的境内相会,浑沌待他们很好。儵和忽商量回报浑沌,说:‘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听、饮食、呼吸,唯独他没有,我们试着给他凿出来。’于是每天凿出一窍,凿到第七天浑沌就死了。”
汤川秀树在一篇名为《庄子:快乐的鱼》的论文里这样回忆此事:
我研究基本粒子已有多年,至今已发现30多种不同的基本粒子。每种基本粒子都带来谜一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深入一步考虑在这些粒子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想起了庄子的寓言,通过把“儵”和“忽”看成某种类似基本粒子的东西而自得其乐。只要它们还在自由地到处乱窜,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直到它们从南到北相遇于浑沌之地,这时就会发生像基本粒子碰撞那样的一个事件。
按照这一蕴含着某种二元论的方式来看,就可以把混沌的无序状态看成基本粒子包裹起来的时间和空间。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诠释是可能的——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它就是中央之帝“浑沌”。与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但它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
这就是“浑沌”,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
当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粒子物理的迷宫中,借“浑沌凿窍”的隐喻重新构想物质本源,让我们看见《庄子》超越哲学文本,成为激发跨学科创造性思维的源泉。
《齐物论》因其思辨性,备受西方学者关注
在西方汉学界的《庄子》研究中,《齐物论》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逍遥游》。这一学术倾向的形成,主要源于其文本本身的特质与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深刻契合,即《齐物论》具有突出的哲学思辨性。《齐物论》围绕是非、物我、认知与语言等命题展开的深刻怀疑与相对主义论述,与古希腊以降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了天然的对话场域。这种跨文化的思想共鸣,使其极易被纳入西方哲学的分析框架,从而吸引了大量哲学学者的持续关注与阐释。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齐物论》便成为众多具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反复论述的话题。美国的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陈汉生(Chad Hansen,1942— )、爱莲心(Robert E.Allinson,1942— )、英国的葛瑞汉、瑞士的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1939— )等,多位学者不断挖掘出新颖而深邃的哲学内涵,推动了研究成果的持续积累与范式更新。
“齐物”的翻译并不容易,国内许多研究者对它的阐释也并不统一。葛瑞汉的翻译是“Seeing Things as Equal”(视万物为平等),毕来德认为,应当是“considering things as fundamentally equivalent”(将万物视为本质上均等)。他们指出了齐物是一种观物方式,认识、看待世界的方式。
《齐物论》瑰奇的意象、寓言式的对话与诗性的逻辑结构,本身就值得反复品读。这一点在权威英文选本中得到了印证:无论是陈荣捷(Wing Tsit Chan,1901—1994)编纂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1963),还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 )编纂的《中国文学选集:开端至1911》(1996),均全文收录《齐物论》,充分体现了西方学界对其哲学与文学双重经典性的共同认可。
“逍遥游”在英语世界里的阐释丰富而有趣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逍遥游》是《庄子》中的一篇经典文章,通过一系列寓言故事和对话,展现了庄子对于自由、超脱和逍遥的深刻思考。

这篇中国人熟悉的经典在英语世界里是什么样?不同的汉学家是如何翻译,再传达给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去理解?于雪棠与《读+》记者聊起这个话题,形容其“丰富而有趣”。
20世纪《庄子》的全译本和节译本比较多,“逍遥游”的译法也多种多样。第一类是将“逍遥”译为“自由”。这种诠释在英语世界中颇为常见,如英国汉学家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美国翻译家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1949—2021)、美国诗人、翻译家戴维·辛顿(David Hinton,1954— )、英国汉学家彭马田都将“逍遥”译为“自由”。
第二类强调主体心灵或精神的状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Victor H. Mair,1943— )将《逍遥游》译为“Carefree Wandering”(心无挂虑地漫游)。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译为“The Happy Excursion”(快乐的远行)。林语堂也采用了这一译法。美国华裔学者冯家福(Gia-fu Feng,1919—1985)译为“Happy Wandering”(快乐的漫游)。
第三类是突出精神之游。美国汉学家魏鲁南(James R. Ware,1901—1977)译为“Let Fancy Roam”(让幻想漫游),这个译法标示的是只在幻想中发生的游,不是形神兼具之游。
第四类是强调动词。“逍遥游”也写作“逍遥遊”,三个字的偏旁相同,都是行走义。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译为“Going Rambling Without a Destination”(漫无目的地闲逛),突出了行走的不间断性。
第五类,强调逍遥游的超越性。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宗教学教授包如廉(Julian F. Pas,1929—2000)译为“Free Flight into Transcendence”(自由地飞向超越)。美国道教学者苏海涵(Michael Saso,1930—1991)译为“Journey to the Realm of Transcendence”(前往超越境域之旅)。
庄子的“逍遥游”既非极乐狂喜,也无宗教意味,但“无何有之乡”的逍遥之境,确实蕴含超现实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