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通鉴》家族又添新人，文白对照本《资治通鉴纲目》来了！
评论内容：
《资治通鉴纲目》（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那么，朱熹为什么要编撰《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有什么编写特色？跟《资治通鉴》相比，《资治通鉴纲目》又做了哪些改编工作？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问题。
说到朱熹为什么要编撰《资治通鉴纲目》，还得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说起。
话说《资治通鉴》修成之后，司马光似乎高兴不起来。因为这部力求“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史书，在发挥资政的功能之前，似乎有一种更强烈的功能——催眠。这可不是我们瞎编的，司马光自己就曾说起，《资治通鉴》修成之后，好多人来借《通鉴》看，但“读未终纸，即已欠伸思睡矣”（《容斋随笔》卷四）。
而且，《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篇幅这么大，未免让人望而生畏，简直不敢开读。于是司马光又择其精要之语，编了一部三十卷的《资治通鉴目录》，就相当于一部历史大事表。可这样篇幅倒是小了，相对来说，内容又显得太简略了。于是司马光又着手编写一部详略适中的八十卷本《通鉴举要历》，可惜还没来得及编完，司马光就去世了。
司马光像
到了南宋时期，史学家胡安国在司马光遗稿的基础上，编成了《通鉴举要补遗》一书。朱熹曾经在胡安国家里读到过这部书，还是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不够强，难以“领其要而及其详”。所谓“领其要”就是掌握史事概要，所谓“及其详”就是了解史事详情。
于是朱熹下决心，在《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通鉴举要补遗》这四部书的基础上，“别为义例，增损檃括”而成《资治通鉴纲目》，以使“天道明”而“人道定”。
那么，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究竟有什么编写特色，以致可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使“天道明”而“人道定”呢？
《资治通鉴纲目》在编写方面，至少有两大特色：其一，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它开创了纲目体这种史书体裁；其二，就是《资治通鉴纲目》的行文中蕴含《春秋》笔法，含义深刻。下面我们分别说明一下。
先来说说纲目体。所谓“纲目”体，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上面说到的“领其要而及其详”的问题。所谓“纲”，就是史事概要，在原书中是用大字书写的（本次出版用黑体字排印）；所谓“目”，就是史事详情，在原书中是用双行小字书写的（本次出版用宋体字排印）。这种编排方式，尤其是“目”用双行小字的方式，大大压缩了史书的篇幅，故《资治通鉴纲目》全书仅五十九卷，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五分之一。
《资治通鉴纲目》版式图
而通过采取这种纲目体的体裁，如果读者想了解史事的概要，只要读“纲”的部分就行了，这就实现“领其要”的目的了；如果读者还想进一步了解史事的详细情况，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读“目”的部分，这就实现“及其详”的目的了。
这样的处理，就使得史事的层次非常清晰，简明易读。因此，后来学者也学习采用纲目体这种体裁来编写史书，比较著名的如清康熙时期吴乘权编撰的《纲鉴易知录》，后来成为学子学习中国通史的入门读物。
《纲鉴易知录》（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下面再说说《资治通鉴纲目》的《春秋》笔法问题。所谓《春秋》笔法，是说孔子编《春秋》时，用字非常严谨，字字句句都暗含褒贬之意。而朱熹在编写《资治通鉴纲目》时，有意学习《春秋》，在很多地方也寄寓深意，以期维护封建纲常秩序。
例如《资治通鉴纲目》的纪年文字，即有大字和小字的分别。一般而言，大字就是朱熹认可的正统帝王纪年，小字则是非正统政权纪年。比如在三国时期，《资治通鉴》是以曹魏年号纪年的，但《资治通鉴纲目》不认可篡位的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而以继承东汉的蜀汉政权为正统，因而蜀汉政权为大字纪年，魏、吴都是小字纪年。所以，这里，纪年的大小字就蕴含着正统和非正统之间的差异，就体现了《春秋》笔法。
《资治通鉴纲目》内文图
又如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前402），《资治通鉴》记载“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朱熹不认可楚国称王，所以其纲称“盗杀楚君当”，称其为“楚君”而不称楚王，就体现了其尊王的《春秋》笔法。
正因《资治通鉴纲目》处处体现维系封建纲常秩序的思想，所以它也被奉为“史中之经”，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明宪宗称其“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清康熙帝更亲加批注。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来看，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惑，《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朱熹是不是拿着《资治通鉴》一通删节、复制、粘贴就行了呢？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据学者研究，相对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做了大量的改编工作，大体来说，分为增、删、改三个方面。
增，主要指《资治通鉴纲目》增补了一些重要的史事。有些是司马光刻意删削不载的，朱熹认为很重要，故予以增补。例如汉高祖刘邦因商山四皓追随太子刘盈而放弃废除太子一事，司马光认为不可信，便不予记载，只记载了叔孙通谏阻废除太子之事，而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则增补了商山四皓陪太子觐见刘邦事。有些则是《资治通鉴》漏载的重要史事，如汉高祖四年实行算赋令，是西汉初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治通鉴》不载，《资治通鉴纲目》予以补充，其纲云：“八月，汉初为算赋。”
删，是说《资治通鉴纲目》对《资治通鉴》做了大量精简压缩的工作，保留基本史实，删去次要文句及某些事件的具体经过，使读者把握要点，一目了然。例如汉光武帝建武五年载录班彪的《王命论》，《资治通鉴》所录长达四百九十多字，而《资治通鉴纲目》则仅择要摘录了一百八十多字，精简了三百字，但文章的主要观点仍然保留了。
改，是说修改《资治通鉴》的不当之处。例如《资治通鉴》遇到一年之中有年号变更时，都取最后一个年号，如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四月以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称开平元年。《资治通鉴》记这年的事就直接用开平元年纪年，可这年四月以前，实际并非开平元年，故洪迈曾讥讽《资治通鉴》的这种做法“窒而不通”，而《资治通鉴纲目》则大字纪年用“天祐四年”，又以小字注明“四月以后”为后梁开平元年，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更为切合史实。
总而言之，由于上述的种种编修特色，使得《资治通鉴纲目》比《资治通鉴》更为简明易读，加上后来朱熹的思想被奉为正统，《资治通鉴纲目》也一度成为科举士子学习通史的首选读物，在元明清时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资治通鉴纲目》仍是我们学习历史、汲取智慧的经典著作。“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系列《资治通鉴纲目》是目前市面上仅见的《资治通鉴纲目》白话译本，是普通读者阅读《资治通鉴纲目》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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