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元年，《春秋》开篇记下一件几千年后仍被讨论不休的大事：
郑伯克段于鄢。
短短六字，写出兄弟相残、君臣失序的一幕。
全句关键的动词，在于这个“克”字。
经文注释直言：“克，战胜。”
表示赢了这场战争，为何不用“杀”“讨”“伐”“灭”，偏偏用“克”？
三传阐发，各见侧重。
《左传》解释道：
如二君，故曰克。
意思是，郑庄公与弟弟共叔段相争，已经形同两位敌对的国君，并非单纯是哥哥惩治弟弟，所以，用描述两国相争的“克”字，点明双方势均力敌、兵戎相见的事实，也暗含对兄弟失和、礼制崩坏的批评。
《公羊传》更重义理褒贬，直接把“克”解作“杀”：
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
“克”，比一般的“杀”来得重，意在凸显郑伯之恶。他处心积虑纵容弟弟作乱，再以武力除之后快，用心刻毒，所以，经文特意用“克”，放大其道德过失。
《穀梁传》则从双方实力着眼：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
不说“杀”而说“克”，是为了显示共叔段手握部众、已成气候，并非普通公子。这既点出叔段的不臣，也暗含对郑伯养痈为患、未能及早教导约束的贬斥。
就一个“克”字，三传分别从礼制、道德、形势三个角度解读，《春秋》的用字之慎、褒贬之深，一目了然。
而这只是开始，整部《春秋》中，描述战争的动词有一整套体系，每一字都对应着不同的战争性质、规模与道义评判。
这在三传并收的前提下，凸显的完全就是八个字：
轻重有序，褒贬自见。
《公羊传》有一段总纲式的概括：
曷为或言侵，或言伐？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
战争行为层层递进，经文只记最重的一层。三传并观，我们可以把征、讨、伐、侵、战、围、入、灭、取等词，逐一理清：
·征与讨：最具正当性的用兵·
“征”，是等级最高、正义性最强的战争，意为 “上伐下”。所谓 “征之为言正也”，是以有道伐无道，通常是天子遵天命、行正道，讨伐违逆的诸侯。它自带正当性光环，是春秋礼制理想中的用兵模式。
“讨”次之，核心是“师出有名”。出兵之前先宣布对方罪状，声罪致讨，行为公开、理由充分。讨既可用于天子对臣下，也可用于诸侯之间，关键在于 “有理有据”，区别于无端进犯。可以说，征重在上对下的名分，讨重在罪名上的正当。

《春秋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