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雪棠： 西方读者“再造”了一个《庄子》
评论内容：
读+：您在书中详细梳理了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历程，能否为我们勾勒出关键节点？背后是否有值得关注的故事？
于雪棠：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翻译的《庄子全集》，出版于1968年，至今仍是英语世界接受度最高的译本。华兹生是一位对中国早期经典有着广泛译介的学者，他的译笔非常畅达，获得普遍赞誉。
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学术层面的突破，我认为有三个标志。
第一个是汉学家陈荣捷的博士论文。1929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庄子哲学概要》，影响深远。陈荣捷后来成为大师级人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评价说：“陈荣捷先生是20世纪后半期欧美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哲学权威。”
第二个是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的《庄子：内七篇》，出版于1981年。这是一个特殊类型的译本，可称之为《庄子》的重编本。《庄子》共三十三篇，此书相对完整翻译了《庄子》中的十九篇，其他篇章被拆散、分编在各个专题之下。他对《庄子》一书的思想做了分层研究，将不同的篇章划归不同的学派。葛瑞汉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一生著述甚丰，研究领域很广，是汉学大家。他对《庄子》哲学有很多独到、深刻的阐发，其重编本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标志，是第一本《庄子》研究论文集的出现。梅维恒教授主编出版了《实验性〈庄子〉论文集》（1983），收录了十三篇论文。他的选本很不一样。论文的作者不限于专业的汉学家，还有几位非汉学家。比如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他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庄子：快乐的鱼》一文中，他谈到了《庄子》的寓言及其思维方式对自己的启发。
大众层面的广泛传播，关键节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美国修道士、社会活动家托马斯·莫顿（Thomas Merton，1915—1968）编译的《庄子之道》（1965）。这本书不是单纯地选译《庄子》，而是具有模仿的性质。莫顿不懂中文，他自述，对《庄子》的理解主要依靠英、法、德等译本。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他编译的《庄子》居然相当贴近《庄子》的精神。这本小册子大受欢迎，到2010年，此书重印了20多次。这个编译本代表着《庄子》走向了普通大众。
第二个是冯家福和简·英格利希（Jane English）夫妻合译的《庄子内篇》（1974）。这本书是大开本铜版纸印刷，很精美，配以大量英格利希拍摄的黑白摄影作品，图片上还有冯家福行楷书写的《庄子》文段。此书销量也很好，至2014年，共出了5版。
第三个是英国宗教学家、汉学家彭马田（Martin Palmer，1953— ）主译的《庄子》英文全译本（1996），此书由企鹅书屋出版，同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2000年再版，影响范围非常广。彭马田毕业于剑桥大学，长年修习汉语。翻译出版了《道德经》《道家要素》等书。
这三本不同类型的《庄子》译本，各有特色，适应了普通读者的需求，将《庄子》推向更多的非专业人士，推广到更广大的国家和地区中。
读+：西方读者在品读《庄子》时，是否会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解读或再创造？这种“本土化”解读是否改变了《庄子》思想的本义？
于雪棠：西方读者在品读《庄子》时，必然会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解读。比如前面谈到的葛瑞汉，他根据思想的连贯性，将《庄子》多篇文章重新组合，改变传世本《庄子》的文本面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西方重视的逻辑性来看待《庄子》的文章，可以说，他“再造”了一个《庄子》。
说到本义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庄子》三十三篇中，不少篇章思辨性极强，又大量运用“寓言”“卮言”等表达方式，创造了很多新奇独特的语汇。正因如此，历代中国学者对它的解读也众说纷纭，究竟哪种解释才算真正贴近“本义”，至今仍难有定论。只能说哪种解说更符合《庄子》整体的思想语境，更有说服力。有些是确定无疑的，但有些很难统一。
其实，我们对经典的理解就是这样，具有开放性。在我看来，很多翻译是非常好的，很忠实《庄子》原文的语境，能揭示《庄子》的要义，但有些确实明显走偏了。
比如美国汉学家魏鲁男（James R.Ware，1901—1977），他翻译、出版了《庄周语录》（1963），这是20世纪第一个《庄子》英文全译本。他在《前言》中说：“庄子常用的一个术语是‘道’，他用了大概20个词语来表达它。我将它们都译为‘God’，我对它的唯一定义就是，上帝=生命。”这明显偏离了《庄子》的思想。
读+：除了学术译本与论著，《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还有其他载体？国外的学者们使用了哪些多元形式对《庄子》进行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于雪棠：《庄子》的传播载体早已不限于学术译本，而是进入了更广泛的文化与艺术领域。早在1966年，美国学者兼文学杂志编辑蕾妮·卡罗尔·韦斯（Renée Karol Weiss，1923—2021）与版画家乔伊斯·西尔斯（Joyce Sills，1940—2019）就合作出版了一本黑白绘本，题为《赢得赛跑——一个取自〈庄子〉的主题》。
该绘本的灵感来源于《庄子·秋水》中“夔怜蚿”的寓言。原文中，独脚的夔羡慕多脚的蚿，蚿羡慕无脚的蛇，蛇羡慕无形的风，风则羡慕能观照一切的心灵。庄子借这段层层递进的对话，探讨了万物各有其性、循其自然的道理，原本并无“赛跑”之意。
但绘本作者对此进行了富于童趣的现代改编：他们加入了一个名叫杰弗瑞的小男孩作为主角，让“夔”“蚿”等角色化身为故事中与孩子对话的形象，并将原本哲学性的“心”之观照，转化为“小男孩目光所及”这一更为具象的表达。通过这种再创作，抽象的“自然”与“观照”思想被转化为儿童可感的情节，既保留了寓言的结构，又赋予了故事新的情境与情感色彩。
这种创作方式也反映了一种跨文化、跨媒介传播《庄子》的策略：借助具象的人物和情节，将古典文本中的思辨内核转化为当代读者——尤其是儿童——易于接受和想象的形式。尽管内容有所改编，但《庄子》寓言中的思想，仍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传达。
冯家福和他的妻子简·英格利希合译、出版了《庄子内篇》（1974），这本书很受欢迎，多次再版。简·英格利希从1991年开始制作、出版并出售挂历，文字内容出自冯家福与她合作翻译的《道德经》和《庄子内篇》。每个月的配图都注明了拍摄内容及地点。挂历每年一版，亚马逊网上有售，销售情况很好。
普通大众没有精力阅读《庄子》全书。《庄子》中的很多格言警句印在挂历上，让《庄子》阅读变得随时随地、简便易行。
1999年，《庄子内篇》一书经删节后，由音频文学（Audio Literature）公司出版了录音磁带，由哲学家黄忠良（Chung-liang AL Huang）朗读。只是现在人们都不再听磁带了，有点可惜。如果与时俱进的话，应当再出新的音频产品。无论如何，这些相关的文创产品，都促进了《庄子》的传播。
托马斯·莫顿编译的《庄子之道》，企鹅书屋出版的《庄子》全译本，都有大量插图。这些插图颇具东方特色，让人不再对古老而深奥的《庄子》望而生畏。
另外，书的排版形式也有助于传播。像托马斯·莫顿的《庄子之道》，所选文段大多分行排版，和诗的排版完全相同，文段字数精练，形式上做了简洁化的处理。这些读物、挂历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是需要有创意的，好的表现形式非常重要。
读+：在您看来，《庄子》思想中那种宏阔的宇宙意识与尊重多元共生的智慧，对解决当今全球面临的文化冲突与精神困境，提供了怎样的思路？
于雪棠：《庄子》思想丰富，有特别宏大的视野、超越现实的想象、超越人类中心的立场，有一种宏阔的宇宙意识，有将自我消融于宇宙的观念。
不同处境、面临不同人生困惑的人，或者那些习惯于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的人，都能够从《庄子》中获得不同的思想力量。
我们常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就体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齐物论》中啮缺和王倪关于什么是“正处”“正味”“正色”的讨论，就是从差异性的视角出发，体现了尊重多元共生的思想。我们应当真正走进《庄子》这部经典，体会其中博大的人生关怀，领略它思辨的乐趣与语言的恣肆雄奇。
或许，这需要全球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更多地向世界传播《庄子》所蕴含的思维拓展价值，以及它引导人们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
《庄子》中的“齐物”并非其字面所示，意图使万物趋同、观点归一。恰恰相反，“齐物”是尊重差异性的，是尊重多元共生的，这为当下全球和谐共处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思路。文化是多元的，要尊重异于自己的文化，任何人都不能唯我独尊，以己为是，以他人为非。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世间万物。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庄子·马蹄》描述了“至德之世”的情形：“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与万物共同自由地生存于天地之间，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理想状态也应如此吧。
作者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引领，从文本、关键词、哲学、文学和传播形态等五个方面，深入考察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研究及传播情况。具体而言，述评英语世界对《庄子》文本的分层研究、重组及删移；辨析篇题英译所蕴含的儒道两家观念，探讨多学科视角对“游”和“卮言”这两个关键词的译解；梳理学者从哲学角度对《齐物论》的阐释，对“庄周梦蝶”寓言的解读；探讨在英文中国文学叙述中，《庄子》“道”论的显隐所折射的文学和哲学学科分化过程，以及《庄子》生命主题阐发的范式转换；全面介绍不同类型的选译本，揭示作为副文本的封面、插图与《庄子》思想之间的关联。本书引证丰富，论析精微，有助于深化学界对中西学术交流互动的认识。
于雪棠，1972年出生，辽宁抚顺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著有《〈周易〉与中国上古文学》《先秦两汉文体研究》，主编《儒家语录类文献论丛》，参编多种教材。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雪棠出版专著《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于雪棠教授深入考察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研究及传播，梳理了外国学者从哲学角度对《齐物论》的阐释，对“庄周梦蝶”寓言的解读，分析《庄子》海外传播之路，千年哲思如何照见当下，回响于世界。
《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于雪棠 著
《读+》专访于雪棠，探讨《庄子》是如何从中国经典转化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在英语语境中，对《庄子》多元解读的背后，藏着共通的价值内核：庄子的哲思跨越国界与时代，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着突破认知边界的思维启迪。
以下为访谈内容。
莫顿不懂中文，但他依靠英法德译本编译的《庄子》大受欢迎
读+：您在书中详细梳理了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历程，能否为我们勾勒出关键节点？背后是否有值得关注的故事？
于雪棠：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翻译的《庄子全集》，出版于1968年，至今仍是英语世界接受度最高的译本。华兹生是一位对中国早期经典有着广泛译介的学者，他的译笔非常畅达，获得普遍赞誉。
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学术层面的突破，我认为有三个标志。
第一个是汉学家陈荣捷的博士论文。1929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庄子哲学概要》，影响深远。陈荣捷后来成为大师级人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评价说：“陈荣捷先生是20世纪后半期欧美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哲学权威。”
第二个是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的《庄子：内七篇》，出版于1981年。这是一个特殊类型的译本，可称之为《庄子》的重编本。《庄子》共三十三篇，此书相对完整翻译了《庄子》中的十九篇，其他篇章被拆散、分编在各个专题之下。他对《庄子》一书的思想做了分层研究，将不同的篇章划归不同的学派。葛瑞汉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一生著述甚丰，研究领域很广，是汉学大家。他对《庄子》哲学有很多独到、深刻的阐发，其重编本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标志，是第一本《庄子》研究论文集的出现。梅维恒教授主编出版了《实验性〈庄子〉论文集》（1983），收录了十三篇论文。他的选本很不一样。论文的作者不限于专业的汉学家，还有几位非汉学家。比如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他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庄子：快乐的鱼》一文中，他谈到了《庄子》的寓言及其思维方式对自己的启发。
大众层面的广泛传播，关键节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美国修道士、社会活动家托马斯·莫顿（Thomas Merton，1915—1968）编译的《庄子之道》（1965）。这本书不是单纯地选译《庄子》，而是具有模仿的性质。莫顿不懂中文，他自述，对《庄子》的理解主要依靠英、法、德等译本。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他编译的《庄子》居然相当贴近《庄子》的精神。这本小册子大受欢迎，到2010年，此书重印了20多次。这个编译本代表着《庄子》走向了普通大众。
第二个是冯家福和简·英格利希（Jane English）夫妻合译的《庄子内篇》（1974）。这本书是大开本铜版纸印刷，很精美，配以大量英格利希拍摄的黑白摄影作品，图片上还有冯家福行楷书写的《庄子》文段。此书销量也很好，至2014年，共出了5版。
第三个是英国宗教学家、汉学家彭马田（Martin Palmer，1953— ）主译的《庄子》英文全译本（1996），此书由企鹅书屋出版，同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2000年再版，影响范围非常广。彭马田毕业于剑桥大学，长年修习汉语。翻译出版了《道德经》《道家要素》等书。
这三本不同类型的《庄子》译本，各有特色，适应了普通读者的需求，将《庄子》推向更多的非专业人士，推广到更广大的国家和地区中。
读+：西方读者在品读《庄子》时，是否会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解读或再创造？这种“本土化”解读是否改变了《庄子》思想的本义？
于雪棠：西方读者在品读《庄子》时，必然会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解读。比如前面谈到的葛瑞汉，他根据思想的连贯性，将《庄子》多篇文章重新组合，改变传世本《庄子》的文本面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西方重视的逻辑性来看待《庄子》的文章，可以说，他“再造”了一个《庄子》。
说到本义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庄子》三十三篇中，不少篇章思辨性极强，又大量运用“寓言”“卮言”等表达方式，创造了很多新奇独特的语汇。正因如此，历代中国学者对它的解读也众说纷纭，究竟哪种解释才算真正贴近“本义”，至今仍难有定论。只能说哪种解说更符合《庄子》整体的思想语境，更有说服力。有些是确定无疑的，但有些很难统一。
其实，我们对经典的理解就是这样，具有开放性。在我看来，很多翻译是非常好的，很忠实《庄子》原文的语境，能揭示《庄子》的要义，但有些确实明显走偏了。
比如美国汉学家魏鲁男（James R.Ware，1901—1977），他翻译、出版了《庄周语录》（1963），这是20世纪第一个《庄子》英文全译本。他在《前言》中说：“庄子常用的一个术语是‘道’，他用了大概20个词语来表达它。我将它们都译为‘God’，我对它的唯一定义就是，上帝=生命。”这明显偏离了《庄子》的思想。
《庄子》中的很多格言警句印在国外挂历上
读+：除了学术译本与论著，《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还有其他载体？国外的学者们使用了哪些多元形式对《庄子》进行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于雪棠：《庄子》的传播载体早已不限于学术译本，而是进入了更广泛的文化与艺术领域。早在1966年，美国学者兼文学杂志编辑蕾妮·卡罗尔·韦斯（Renée Karol Weiss，1923—2021）与版画家乔伊斯·西尔斯（Joyce Sills，1940—2019）就合作出版了一本黑白绘本，题为《赢得赛跑——一个取自〈庄子〉的主题》。
该绘本的灵感来源于《庄子·秋水》中“夔怜蚿”的寓言。原文中，独脚的夔羡慕多脚的蚿，蚿羡慕无脚的蛇，蛇羡慕无形的风，风则羡慕能观照一切的心灵。庄子借这段层层递进的对话，探讨了万物各有其性、循其自然的道理，原本并无“赛跑”之意。
但绘本作者对此进行了富于童趣的现代改编：他们加入了一个名叫杰弗瑞的小男孩作为主角，让“夔”“蚿”等角色化身为故事中与孩子对话的形象，并将原本哲学性的“心”之观照，转化为“小男孩目光所及”这一更为具象的表达。通过这种再创作，抽象的“自然”与“观照”思想被转化为儿童可感的情节，既保留了寓言的结构，又赋予了故事新的情境与情感色彩。
这种创作方式也反映了一种跨文化、跨媒介传播《庄子》的策略：借助具象的人物和情节，将古典文本中的思辨内核转化为当代读者——尤其是儿童——易于接受和想象的形式。尽管内容有所改编，但《庄子》寓言中的思想，仍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传达。
冯家福和他的妻子简·英格利希合译、出版了《庄子内篇》（1974），这本书很受欢迎，多次再版。简·英格利希从1991年开始制作、出版并出售挂历，文字内容出自冯家福与她合作翻译的《道德经》和《庄子内篇》。每个月的配图都注明了拍摄内容及地点。挂历每年一版，亚马逊网上有售，销售情况很好。
普通大众没有精力阅读《庄子》全书。《庄子》中的很多格言警句印在挂历上，让《庄子》阅读变得随时随地、简便易行。
1999年，《庄子内篇》一书经删节后，由音频文学（Audio Literature）公司出版了录音磁带，由哲学家黄忠良（Chung-liang AL Huang）朗读。只是现在人们都不再听磁带了，有点可惜。如果与时俱进的话，应当再出新的音频产品。无论如何，这些相关的文创产品，都促进了《庄子》的传播。
托马斯·莫顿编译的《庄子之道》，企鹅书屋出版的《庄子》全译本，都有大量插图。这些插图颇具东方特色，让人不再对古老而深奥的《庄子》望而生畏。
另外，书的排版形式也有助于传播。像托马斯·莫顿的《庄子之道》，所选文段大多分行排版，和诗的排版完全相同，文段字数精练，形式上做了简洁化的处理。这些读物、挂历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是需要有创意的，好的表现形式非常重要。
读+：在您看来，《庄子》思想中那种宏阔的宇宙意识与尊重多元共生的智慧，对解决当今全球面临的文化冲突与精神困境，提供了怎样的思路？
于雪棠：《庄子》思想丰富，有特别宏大的视野、超越现实的想象、超越人类中心的立场，有一种宏阔的宇宙意识，有将自我消融于宇宙的观念。
不同处境、面临不同人生困惑的人，或者那些习惯于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的人，都能够从《庄子》中获得不同的思想力量。
我们常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就体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齐物论》中啮缺和王倪关于什么是“正处”“正味”“正色”的讨论，就是从差异性的视角出发，体现了尊重多元共生的思想。我们应当真正走进《庄子》这部经典，体会其中博大的人生关怀，领略它思辨的乐趣与语言的恣肆雄奇。
或许，这需要全球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更多地向世界传播《庄子》所蕴含的思维拓展价值，以及它引导人们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
《庄子》中的“齐物”并非其字面所示，意图使万物趋同、观点归一。恰恰相反，“齐物”是尊重差异性的，是尊重多元共生的，这为当下全球和谐共处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思路。文化是多元的，要尊重异于自己的文化，任何人都不能唯我独尊，以己为是，以他人为非。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世间万物。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庄子·马蹄》描述了“至德之世”的情形：“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与万物共同自由地生存于天地之间，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理想状态也应如此吧。
（转自《长江日报》2025年12月23日第8版，记者 马梦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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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雪棠 著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7194-5
96.00元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于雪棠，1972年出生，辽宁抚顺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著有《〈周易〉与中国上古文学》《先秦两汉文体研究》，主编《儒家语录类文献论丛》，参编多种教材。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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