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道教典籍选刊”最近出版郜同麟《老子化胡经校注》，以其独特的影响和价值，引起学界较大关注。《老子化胡经》是道教发展史、佛道争胜的重要文献，一度影响较大，但在元代以后被彻底禁止流通。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文书的发现，使流行于六朝至唐五代时期的《老子化胡经》重见天日，再现当年原貌，丰富了道教史、佛道争胜史的文献史料。郜同麟《老子化胡经校注》以敦煌本为底本，以传世相关文献为参照，为学界提供了方便阅读、系统梳理的《老子化胡经》文本全貌。该书在校注整理上呈现出颇多优长之处，使《老子化胡经》的整理与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该书重视敦煌文献内证材料，“以敦解敦”。与传世文献不同的是，敦煌文献目前未有完整整理，从数万卷敦煌遗书中爬梳出相应的敦煌文献内证材料，需要日常的用心积累与慧眼识珠，其中的耐性与学识，皆非一般人可及。这种“以敦解敦”的校注释诂模式，是作者学力积养的体现。
相较于以往整理，该书最大特色是以敦煌文献为根基。其正文底本以七件敦煌藏经洞写本为基础，分十卷本《老子化胡经》（存序、卷一、卷二、卷八、卷十）、《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别本老子化胡经》三类，其中十卷本是主体，其他两种为补充。附录有《老子化胡经佚文》《老子化胡说相关文献》《老子化胡经相关史料》，与正文相互参照，形成延伸，扩展其深度与广度。作者在校注、释诂过程中，以敦煌文献内证材料为优先，尽量保持其原始特色。一是宗教术语方面。例如《老子化胡经》卷一“后圣大明尊法”，作者认为当指摩尼教法，并引BD256号《摩尼教残经》予以阐析。同时作者指出“但在道教语境中，‘后圣’多指后圣金阙帝君”，并引敦煌文献S.4226号《太平部第二》加以佐证。二是普通语词方面。例如卷八“愿誓微信”，作者指出中古多称相馈之物为“信”，并引证敦煌文献S.328号《伍子胥变文》为例，同时指出当时道教亦称信徒的供献为“信”，并引P.3663号道教经书为例。
其次，该书充分发掘敦煌文献的语词特色，重视俗字、俗语释诂。敦煌文献中有丰富的俗字俗语，《老子化胡经校注》亦多有揭示。例如《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城中囯”，原卷“囯”即为“國”之俗字。作者引唐代苏鹗《苏氏演义》：“囗王为国，文字（子）为学，如此之字，皆后魏时流俗所撰。”其中“囗王为国”即当时“國”之俗字。
作者在考察这些俗字俗语时，还善于与当时文化习俗结合起来。例如《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胡夷越老”，作者认为“老”当读作“獠”，指南方少数民族，在敦煌文献中多有“獠”作“老”或“蛯”的例子，“蛯”即据“老”字新造的增旁俗字。
再次，该书重视佛道争胜的文化语境考察，义理与训诂并重。《老子化胡经》是佛道争胜的历史产物，作者在校注过程中非常注重对其历史与文化语境的抉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道教比附或改造佛教故事。例如卷一“九龙吐水，灌洗其形”，作者指出这是比附佛传故事，在佛教文献中记载较多。又卷十“老君十六变词”，作者指出其中或出自佛教本生故事，或源自佛教教义，亦多比附之文。二是道教根据佛教典籍而生出的臆造语。例如卷二“二根多根”“或入火光三昧，或入水光三昧，或得如意慈三昧，或得大空三昧，或得如想三昧”，作者指出“二根”为佛教语，但“多根”佛教文献未见，当为道教徒臆造；“火光三昧”“水光三昧”亦为佛教语，但“如意慈三昧”“大空三昧”“如想三昧”，在佛教文献中未见，可能是道教徒的编造语。三是否定佛教教义和人物。例如卷一开篇“极乐之国”，比附佛教极乐净土，而下文却称极乐世界“彼实无也”，作者指出这其实体现了对当时流行的净土思想的否定。
最后，该书学术精神求真务实，纠偏与阙疑兼顾。作者站在前人肩膀上，对以往不足之处多有订正，使《老子化胡经》文本更为完善。但作者并不止步于此，而是精益求精，不舍弃任何“寸进”之功。一是对于道经的不合理处多有揭示。例如卷二“示教众生”“说寂灭乐、有无二边、无想无我，令邪慧解”，作者认为此处内容多有不合理处。寂灭乐，是佛教“四种乐”之一，而“有无二边”是佛教执有、执无的两种邪见，《老子化胡经》却将二者并列，显然不尽合理；而“无想”在佛教中是指无想念的状态，一般用于无想定或无想天中，“无我”是“苦空无常”，指不存在实体之自我，《老子化胡经》将“无想无我”并列，显然也不尽合理。这些不合理的揭示，将激发后来者继续探讨的热情。二是《老子化胡经》内容驳杂，部分文字晦涩难解，校注中偶遇有语意不能通达之处，作者不回避，亦不强作解人，或两说并存，或作阙疑标识，以待来哲。例如卷十“白象驮经诣洛城”，作者指出文献一般记载是白马驮经，但本经称“白象驮经”，其或“象”为“马”之误，或别有所据。其阙疑处亦不少。例如卷八“生民扰扰”“行攻堕泪”，作者指出“义不可通，疑‘攻’字有误”；又如卷十有“买育人”一词，令人费解，作者指出“不可通，似当有误”。有时，作者还尽可能在阙疑处做出合理猜测。如卷十“晃师知意不与言”，作者指出“义不可解，疑即‘幻师’，即前假作婆罗门的道士”。这些猜测，为后来者提供进一步思考的方便。
总体而言，《老子化胡经校注》以“了解之同情”的治学理念，力求重回历史现场，以文献校注为基石，融入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学界贡献出又一力作。作者先前整理有《礼藏》本《礼记正义》，赢得学界口碑，此次《老子化胡经校注》也别具特色，必将再次获得学界的广泛赞誉。
《老子化胡经》至少在南朝萧梁时已经行世，是道教徒为打击、压倒佛教而编造出来的文献，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道教与佛教论争失败，《化胡经》被禁绝，从此完全亡佚。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若干唐代写本。
《老子化胡经校注》收录了藏经洞发现的所有《化胡经》写卷共七种，又根据写卷内容划定为三种类型，分别称之为“十卷本”（斯1857、伯2007、斯6963、伯3404、伯2004，分别对应序和卷一、卷一、卷二、卷八、卷十）、“灵宝本”（斯2081）、“别本”（伯2360），并在此基础上录文、作注。又广泛搜罗教外教内文献六十余种，编纂了“老子化胡经佚文”“老子化胡说相关文献”“老子化胡经相关史料”三个附录，篇幅几占全书一半，材料极为丰富。
郜同麟，1985年生，山东兖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从事经学文献、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拘校道文——敦煌吐鲁番道教文献研究》《宋前文献引〈春秋〉研究》，古籍整理《礼记正义》，参编《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1.《老子化胡经》是研究佛道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本次整理收录了现存所有的七个本子，并划分为“十卷本”“灵宝本”“别本”三种类型。
2.《化胡经》内容驳杂，文字晦涩，校注者充分论证，详加注释，解决了前人的讹误及遗留问题。
3.本书的三个附录囊括六十余种文献，《化胡经》的佚文、相关史料以及“化胡说”相关文献搜罗殆尽。
4.校注者郜同麟老师，长期从事经学、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学术功底深厚，古籍整理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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