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社会各界反响热烈，西夏学界尤为振奋。恰在此时，中华书局推出了李华瑞教授力作《回望贺兰：西夏文明史再研究》，为方兴未艾的“西夏热”再添薪火，为渴望深入了解西夏历史的读者及时提供了丰盛的学术盛宴。展读此书，深为作者治学之勤与创获之丰所感，谨录以下三点体会，与同好分享。
李华瑞教授是著名的宋史专家，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作者在研究宋史之际，对西夏史的探究渐有深挚兴趣。正如作者于后记中所言：“研究宋史是我的职业，研究西夏史更多的是兴趣。”窃以为，任何工作的精进皆始于兴趣。而作者这份兴趣，实则蕴含着学术自觉与责任担当。研究宋史离不开辽、金、西夏史，其中西夏史因资料最匮乏、面貌最模糊，对这种未知度高、神秘感强的学问的钻研，既是有识学者的天然追求，更是时代赋予的学术职责。实际上，早在27年前，作者出版《宋夏关系史》时，这份兴趣已初显。此后作者对西夏的关注和研究一发而不可收。当年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时，就聘请作者担任副主任，共同推进西夏研究。
近代以来，西夏研究因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发现而多偏重西夏语言、文字及文献译释研究，而要厘清西夏历史文化的面貌，还需要史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介入，为领域注入新视角与新方法。华瑞教授就是这样的学者。他持续参加有关西夏研究的学术活动，并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中的重要项目，出版了专著《〈天盛律令〉》与〈庆元条法事类〉比较研究》（合著），后来又在《西夏学文库》中出版了论文集《西夏史探赜》。现在作者早已不是在西夏学界“打擦边球”，而是重要的领军主力之一。而这部新著正是以浓厚兴趣为引、以艰辛付出为基的研究结晶。
作者在开篇介绍研究缘起并厘定“西夏文明”概念后，用14章的篇幅全面梳理了西夏文明的核心领域，从西夏主体民族党项诸问题与西夏故地的沿革，到西夏立国与政治、经济制度，从西夏文字的创制与印刷术进步到儒家政治文化与法典体系的构建，从汉藏佛教的圆融到史学、文学、美术等领域的风貌，最终以深刻结语收束全书。每章都凝聚着作者深入研究的成果，既精准把握宏观脉络，又透彻剖析微观细节，立体呈现出西夏文明的独特气质与多元内涵。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每一核心问题的探讨，皆以穷尽史料、遍稽前贤为前提：先系统梳理古今中外研究成果与代表性观点，尽显对基础资料与学术史的熟稔；再在此基础上深耕细作——既对传统史料做细致考辨，又结合出土文献与考古发现补充诸多既往被忽视的细节，经反复考辨，或吸纳成说，或发启新见。这些洞见为西夏研究注入新活力，也为读者呈现出更立体、更丰富的西夏文明图景。即便是作者坦言不甚熟悉的西夏语言文字领域，因他执着研习数百西夏文单词、系统掌握相关知识，竟也写得有声有色。
因西夏传统史料匮乏、出土资料有局限性，研究仍存薄弱环节，多为出土什么、研究什么，难以做到全面。如作者提及的西夏史学与文学薄弱便属此类。史载西夏曾设翰林学士院，修纂实录，却未流传下来。出土文献中若干西夏历史残叶，因系西夏文草书，尚未完全释读。文学方面，虽有汉文与西夏文著述，出土的西夏文书仪中亦有继承中原传统的七言律诗，足见西夏诗歌文学的高度及中原传统文学的影响，却终显单薄。这些薄弱环节，既增添了继续探索的动力，也让我们对未来更多西夏文史文献的出土抱持期待。
此书将西夏文明史研究提升至新高度，也为西夏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范式。因西夏历史文化遗留问题甚多，随着当下研究蓬勃开展，对书中涉及的老问题或有新的讨论，也还会提出新的问题，这正是西夏研究发展的动力。
西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然有些西方学者竟将西夏归为“中亚国家”。对此，本书作者将厘清西夏文明属性作为重要学术目标，不仅多处明确论证西夏文明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且强调西夏故地早为中原王朝“王化之地”。这一认知至关重要——它是理解西夏王朝的根本前提，偏离此点，便会在大方向上出错。
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学者对此多持相近看法。我在1986年出版的《西夏文化》结语中曾提到：西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有重要贡献。作者在本书中对西夏文明的属性有更明晰的阐发，认为“以夏州五州政权为核心发展起来的西夏是中原政权分割出去的割据政权，而不是什么中亚国家。在这里一定要强调西夏与中原的同远远大于异”。这一论断，对西夏文明的认知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西方部分学者视西夏为“中亚国家”，或源于对中国历史的惯性误解，或刻意将这类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剥离出中国范围。此等痼疾非一朝一夕可根除，需要学术界如本书作者这样高度重视，在学术著作中予以澄清。近年笔者亦有类似经历：《西夏文教程》英译本出版后，剑桥大学彼得·科尼基（Peter Kornicki）教授发表书评，虽肯定此书的学术价值与翻译水平，却对原著“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西夏帝国不属于中国”而“独立于中国”。笔者遂与本书译者李汉松共同发表《与剑桥大学彼得·科尼基教授商榷西夏对中国的认同》予以驳斥。事实上，针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性质的类似误读并非个例，值得学界高度警惕。
综上，华瑞教授的此新著，既是他以兴趣驱动、以责任深耕的心血之作，也是兼具系统性与突破性的学术典范，更以鲜明立场彰显了西夏文明的中华基因，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深刻启示。
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出版者中华书局作为古籍专业出版社，对素称冷门的西夏古籍整理与研究著作的出版，亦给予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2011年，出版宁夏大学杜建录教授主编的《党项西夏文献研究》，洋洋500万字，实为检索党项与西夏文献的大型实用工具书。2016年，又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杜建录任总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对黑水城出土的4000件汉文文献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6卷泥金书写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被掠走，部分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笔者与该馆达成合作出版协议，将其所藏3册以《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西夏文献》为名在中国出版，2018年仍由中华书局与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推出。2011年，“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我们将《西夏文物》的系统编纂出版列为项目重大课题，分5编出版，仍由两社联袂承担，今年7月，35册已悉数推出。中华书局作为古籍出版的权威机构，为西夏研究提供新资料、新整理成果与新工具书，有力推动了西夏学的发展，实为难得，值得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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