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正本流传史事考辨丨《永乐大典》定稿617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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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正本整体消失、片纸不存，有关其下落，因明代档案等资料残缺，佐证正本流传线索的证据不足，研究者各执一词，争论已久。早在明清两代，正本的去向就曾引发关注。1949年以后，中华书局调查《大典》副本现存卷目，并征集影印，也曾引发学界对正本下落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说：（1）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2）毁于万历年间大火；（3）毁于明末李自成焚毁宫殿；（4）毁于明末清初南京；（5）毁于清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6）藏于皇史宬夹墙。学界前有研究已将（4）、（5）、（6）三说排除。
近年来，大量明清文集、方志、谱牒等陆续影印并数字化，以考察正本流传问题牵引，辅以数字人文研究工具与方法，综合文献辨伪、引文追溯及史料辨析，可以厘清《大典》正本流传、利用及下落等史事，以解悬而未决之惑。
《大典》正本修成于永乐六年（1408）冬，藏于南京，永乐十六年迁都北京后，置于左顺门北廊（即奉天门东庑），此后移储文楼。除正本外，仅有嘉靖年间所抄副本，重录完成于隆庆元年（1567）。嘉靖帝非常重视《大典》，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就筹划将《大典》录一副本，“并藏于皇史宬”、“两处收藏”，但未及实施。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宫中失火，致使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文、武二楼全遭焚毁，因文楼在奉天殿东侧不远，嘉靖帝亟命左右登文楼，夜中谕三四传，才将《大典》抢救出来。《大典》重录，于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开馆。按当时程序，每次由存藏处发出一千本交给文渊阁收掌官，校书官等每日在文渊阁领书，晚上交回。从文楼移出到重录完毕，这段时间《大典》存藏何处，研究者意见不一。就在《大典》开馆重录的同一年，三殿及文、武二楼重建告竣，改文楼为文昭阁。
《大典》重录完成后，正本仍归藏文昭阁，并未陪葬明永陵。文昭阁为宫中禁地，极少有人获允观览。副本作为“贮本”入藏皇史宬。明清两代，皇史宬是储藏皇家档案及典籍的禁地，即便朝廷官员，没有皇帝命令也很难入内览书。
《姓源珠玑》成书于宣德年间，在嘉靖《大典》录副前，是笔者目前所知最早引《大典》的书，其卷5引《大典》2条，卷6引《大典》4条。杨信民自序称，“幸尝应征秘阁，与修《大典》，获观群书，及乞骸归老，遂于眠食之余，臆记平昔所有，笔拾荟萃，及期成帙”，其书引《大典》所据是修《大典》时的笔记杂抄，并非事后重观《大典》原书据以抄录。此外《鸿书》卷33引《大典》“夹允，宋人，性敏而贫”，实转引自《姓源珠玑》卷5，而非直接引录自《大典》。
《大典》录副完成后，也有文献引用，如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引《大典》两处文字。其一，《松江府志胜》载：“按《永乐大典》载郏亶《水利考》谓‘松江南有大浦十八，中有上海、下海二浦’。今县治之左有大川曰黄浦，亦曰上海，浦县之得名以此。或云宋初诸番市舶直达青龙江镇，后江流渐隘，市舶在今县治处登岸，故称上海。”其二，《松江府志胜》载：“《永乐大典》云：‘江侧有扈渎垒。’”据曹学佺自序，编纂《大明一统名胜志》所据，多是其宦金陵时泛览四库书杂抄之资料。查崇祯《松江府志》卷2有“十五年改华亭县为松江府，仍属嘉兴路”，下有“又郏亶《水议》有上海、下海二浦”，卷5有“《永乐大典》云‘江侧有沪渎垒’”，与《大明一统名胜志》两处引文颇相似。上文所记两条《大典》文字源流不清，曹氏泛览金陵藏书，应无机会获见《大典》原稿本，此二条材料似为辗转所引。
《古今图书集成》引《大典》凡二处：其一，《职方典》卷690“沪渎江”条云：“江侧有沪渎垒。”其二，《职方典》卷692“上海县治”条云：“《永乐大典》：县署旧在今儒学之东。系松江总场。”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时引用过《大典》。实际上，两处文字皆来源于《大明一统名胜志》，也不是直接引自《大典》。
研究者曾据《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指出嘉靖帝自驾崩至下葬时隔长达3个月零3天，可视为特殊现象，并以此联系《大典》重录完成的时间，将《大典》正本的整体消失与嘉靖帝入葬明永陵联系起来。但明代十三位皇帝中，从去世到下葬的时间间隔，仅万历帝（2个月零12天）、崇祯帝（15天）短于嘉靖帝。且据相关文献，明永陵寿宫营建在嘉靖二十六年前已结束。《大典》录副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起意，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开馆重录，隆庆元年录副完毕。明永陵自最初选址、营建，直至竣工，与《大典》重录并无交集。
《大典》副本重录完成之际，主持《大典》重录工作的徐阶以“进《大典》表”为题考选中书舍人，翰林院教习在馆课庶吉士时，也曾以“进《大典》表”为题。由此按图索骥，找到四篇《大典》副本进书表，作者分别为：唐文灿、沈鲤、林偕春、陈经邦。
《大典》重录人员多出身于内阁、翰林院，且庶吉士要代拟进书表，对《大典》重录前后，尤其是正本的情况，应相对熟悉。尽管《大典》副本最终似未取用四《表》，但因“考选中书舍人、翰林院馆课对他们自身仕途而言十分重要，是经深思之作”，且阁臣、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关系较为密切，他们在《大典》即将录副完成时，共同完成了命题、草拟进书表。故此，四《表》为讨论《大典》正副本相关问题提供了史料支撑。尤其是唐《表》，因其专为考选中书舍人所作，拟写相对仔细，文献价值更大。
唐《表》称颂嘉靖帝稽古右文的功业，“尝建宬而藏史册，并录经书；乃置笥以贮典坟，旁收传记。犹虑分储之未广，方期嗣续之有加”，也点出其“分储”文献的具体筹划，“先必献诸枫陛，以备重瞳乙夜之观；且将纳在芸台，以充副本别编之积”，“后先卷帙，映奎壁而标垂；左右图书，环宸居而拱向”。
林《表》有“第牙签数万卷，珍藏或溢于文昭；而上下二百年，掌故仅闻于册府。自非重录，讵免遗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楼遭嘉靖三十六年大火，至嘉靖四十一年方重建成。通绾此句，“珍藏或溢于文昭”所用应即“今典”，指称正本藏于文昭阁。
四《表》所述，用典故指代《大典》永乐正本与嘉靖副本，也在呼应嘉靖帝当时起意录副时“分储”及“两处收藏”的设想。这是《大典》正本没有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的有力旁证。
明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上疏请刻《大典》，提及正副本均未曾刊刻印行。冯梦祯在《与周叔宗》一函中提及《大典》：“类书事须得博采群书，秘阁中有《永乐大典》，卷帙最巨，此可采也。”此函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且在三月初离任前。考量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宫中发生大火，导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焚毁。次年年初，冯梦祯即作《与周叔宗》，未言及《大典》因前一年宫中大火遭焚，并提及“秘阁中有《永乐大典》，卷帙最巨”。据此，《大典》正本“毁于明末万历年间大火”说不可信。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陈子龙为陈敬宗文集作序，称陈敬宗“所修书如《永乐大典》，藏秘府文楼不可见，而《五经》《性理》诸书，足以继圣绪、翼经传，岂不灿然庠序哉”。陈子龙褒奖陈敬宗，举其所修之书，当然是指《大典》正本。万历末至崇祯年间，《大典》正本仍藏于文昭阁，随葬永陵及毁于万历年间大火二说，均不能成立。
焦点转至明末。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京师，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位称帝，随即被多尔衮、吴三桂联合攻打，遂起意将明宫焚毁。据《国榷》记载，“先运薪木积于内殿，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通夕火光烛天。须臾，九门雉楼皆火发，城外草场并燃，与宫中火光相映。太庙、武英殿门仅存”。钱谦益所称“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闯贼之一炬。然内阁之书尽矣”，应为实写。经此大火，明大内及十二宫或焚毁殆尽。
此外，据《清实录》及《永宪录》所记顺治初年各处重建的情况，乾清宫于顺治二年五月建成，太和殿、中和殿于顺治三年十月建成，随后皇城北门建成，赐名地安门，也可逆推当初文昭阁及周边如文渊阁各处，应无一幸免，全遭焚毁。退一步说，即便《大典》不藏于文昭阁，存于周边其他建筑，恐怕也难逃李自成蓄意为之的薪木、炮火之焚。
清顺治十二年（1655），礼部仪制郎张能鳞奉命进入皇史宬查检前代玉牒、训诰，发现《大典》副本，他描述当时所见称，“独古今一大部类书，世所不恒见者，分贮金匮，匮以数十计，匮中以黄袱什袭者数百计，目录卷帙以千万计”。
清入关后，在明宫的废墟上重建宫殿，稽古右文也逐渐提上议程。顺治十年三月稍后，内翰林弘文院侍读学士陈爌向顺治帝上《请购遗书疏》。顺治十二年，张能鳞奉命入皇史宬检书，发现《大典》副本，副本未毁的消息才渐为人知。
综上所论，《大典》正本在明代的流传线索，大致如下：南京文渊阁东阁之下阁（明永乐六年）→北京左顺门北廊（永乐十九年）→文楼→从文楼移出（因嘉靖三十六年大火）→暂存某处→移入重建的文昭阁（嘉靖四十一年或稍后）→文渊阁（《大典》重录期间，在文渊阁收发《大典》）→文昭阁（崇祯年间）→毁于李自成焚烧宫殿（崇祯十七年四月）。
明永乐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乙丑（1407年12月14日），姚广孝等人进呈《重修文献集成》稿本，永乐皇帝朱棣更赐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撰序言。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善书人抄写全书，至次年冬，《永乐大典》正本告成，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的类书。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为防不测之虞，嘉靖皇帝决定重录一部副本，至隆庆元年（1567）年副本抄写完成。此后，有关正本的记载很少，下落更是众说纷纭，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桩迷案。
值此《永乐大典》定稿617周年，特刊本文，一同探寻《永乐大典》正本的流传情况。
《永乐大典》，[明]解缙等 奉敕纂
中华书局2024年8月出版
《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正本整体消失、片纸不存，有关其下落，因明代档案等资料残缺，佐证正本流传线索的证据不足，研究者各执一词，争论已久。早在明清两代，正本的去向就曾引发关注。1949年以后，中华书局调查《大典》副本现存卷目，并征集影印，也曾引发学界对正本下落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说：（1）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2）毁于万历年间大火；（3）毁于明末李自成焚毁宫殿；（4）毁于明末清初南京；（5）毁于清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6）藏于皇史宬夹墙。学界前有研究已将（4）、（5）、（6）三说排除。
近年来，大量明清文集、方志、谱牒等陆续影印并数字化，以考察正本流传问题牵引，辅以数字人文研究工具与方法，综合文献辨伪、引文追溯及史料辨析，可以厘清《大典》正本流传、利用及下落等史事，以解悬而未决之惑。
一、胡敬辰家藏《永乐大典》辨正
《大典》正本修成于永乐六年（1408）冬，藏于南京，永乐十六年迁都北京后，置于左顺门北廊（即奉天门东庑），此后移储文楼。除正本外，仅有嘉靖年间所抄副本，重录完成于隆庆元年（1567）。嘉靖帝非常重视《大典》，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就筹划将《大典》录一副本，“并藏于皇史宬”、“两处收藏”，但未及实施。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宫中失火，致使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文、武二楼全遭焚毁，因文楼在奉天殿东侧不远，嘉靖帝亟命左右登文楼，夜中谕三四传，才将《大典》抢救出来。《大典》重录，于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开馆。按当时程序，每次由存藏处发出一千本交给文渊阁收掌官，校书官等每日在文渊阁领书，晚上交回。从文楼移出到重录完毕，这段时间《大典》存藏何处，研究者意见不一。就在《大典》开馆重录的同一年，三殿及文、武二楼重建告竣，改文楼为文昭阁。
嘉靖皇帝
张岱曾记，“踵而上之，更有《永乐大典》一书。胡仪部青莲先生尊人，曾典禁中书库，携出三十余本，一韵中之一字，犹不尽焉。世宗盖一便殿，以藏此书，堆砌几满”，点出收藏《大典》之所是嘉靖帝新盖的一处“便殿”。“便殿”所指，应即嘉靖四十一年重建的文楼，在奉天殿之东。《大典》重录完成后，正本仍归藏文楼。
胡敬辰之父胡维新从皇宫携出三十余册《大典》一事，张岱在《诗韵确序》《陶庵梦忆·韵山》《艺文志总论》中均有记载，而以《艺文志总论》所记尤详，“且闻管库官吏多私窃携归，简其卷数，遗失必多。余于仪部胡敬辰家所见有二十余本，而四支韵中一字尚不能完”。张岱三处记载于胡敬辰家所见《大典》册数不一，《诗韵确序》《陶庵梦忆·韵山》记作“三十余本”，《艺文志总论》记作“二十余本”，且明确指出这二十余本所涉韵目为四支韵。《大典》依《洪武正韵》排纂，支韵在第二，张岱按平水韵误记作四支韵。据现存清乾隆年间四库馆《〈永乐大典〉点存目录》，二支韵所缺为卷698—719，凡22卷。张升《关于〈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之谜》一文已有考证，所缺卷698—719实为十本（册）。由此可证，张岱在胡敬辰家所见的三十（或二十）余本（册）应是永乐正本。
胡维新为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进士，曾任行人司行人，有过出入禁中之权，但未见其掌管禁中书库。乾隆年间查检《大典》副本时，二支韵仅缺十册。由此推判，嘉靖末年重录前，这部分《大典》正本应在宫中。有学者指出，胡维新于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即到福建任巡按，又改宁州通判，一直在外地为官，并没有机会在宫中行窃，那部分《大典》应是重录完成后才被窃出，辗转到了胡家。余姚胡氏为科第世家，多人与《大典》重录人员为同榜进士，且族人胡正蒙曾直接参与《大典》录副。胡家之所以藏有《大典》正本，除此前研究者指出胡维新曾为行人司行人、有出入禁中的机会外，恐怕还与胡氏因科举与《大典》重录官员所建立的联系有关。
二、《姓源珠玑》《鸿书》《大明一统名胜志》引《永乐大典》考
《大典》重录完成后，正本仍归藏文昭阁，并未陪葬明永陵。文昭阁为宫中禁地，极少有人获允观览。副本作为“贮本”入藏皇史宬。明清两代，皇史宬是储藏皇家档案及典籍的禁地，即便朝廷官员，没有皇帝命令也很难入内览书。
皇史宬
《姓源珠玑》成书于宣德年间，在嘉靖《大典》录副前，是笔者目前所知最早引《大典》的书，其卷5引《大典》2条，卷6引《大典》4条。杨信民自序称，“幸尝应征秘阁，与修《大典》，获观群书，及乞骸归老，遂于眠食之余，臆记平昔所有，笔拾荟萃，及期成帙”，其书引《大典》所据是修《大典》时的笔记杂抄，并非事后重观《大典》原书据以抄录。此外《鸿书》卷33引《大典》“夹允，宋人，性敏而贫”，实转引自《姓源珠玑》卷5，而非直接引录自《大典》。
《大典》录副完成后，也有文献引用，如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引《大典》两处文字。其一，《松江府志胜》载：“按《永乐大典》载郏亶《水利考》谓‘松江南有大浦十八，中有上海、下海二浦’。今县治之左有大川曰黄浦，亦曰上海，浦县之得名以此。或云宋初诸番市舶直达青龙江镇，后江流渐隘，市舶在今县治处登岸，故称上海。”其二，《松江府志胜》载：“《永乐大典》云：‘江侧有扈渎垒。’”据曹学佺自序，编纂《大明一统名胜志》所据，多是其宦金陵时泛览四库书杂抄之资料。查崇祯《松江府志》卷2有“十五年改华亭县为松江府，仍属嘉兴路”，下有“又郏亶《水议》有上海、下海二浦”，卷5有“《永乐大典》云‘江侧有沪渎垒’”，与《大明一统名胜志》两处引文颇相似。上文所记两条《大典》文字源流不清，曹氏泛览金陵藏书，应无机会获见《大典》原稿本，此二条材料似为辗转所引。
《古今图书集成》引《大典》凡二处：其一，《职方典》卷690“沪渎江”条云：“江侧有沪渎垒。”其二，《职方典》卷692“上海县治”条云：“《永乐大典》：县署旧在今儒学之东。系松江总场。”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时引用过《大典》。实际上，两处文字皆来源于《大明一统名胜志》，也不是直接引自《大典》。
三、嘉靖帝下葬与《永乐大典》副本进书表
研究者曾据《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指出嘉靖帝自驾崩至下葬时隔长达3个月零3天，可视为特殊现象，并以此联系《大典》重录完成的时间，将《大典》正本的整体消失与嘉靖帝入葬明永陵联系起来。但明代十三位皇帝中，从去世到下葬的时间间隔，仅万历帝（2个月零12天）、崇祯帝（15天）短于嘉靖帝。且据相关文献，明永陵寿宫营建在嘉靖二十六年前已结束。《大典》录副在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起意，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开馆重录，隆庆元年录副完毕。明永陵自最初选址、营建，直至竣工，与《大典》重录并无交集。
明永陵
《大典》副本重录完成之际，主持《大典》重录工作的徐阶以“进《大典》表”为题考选中书舍人，翰林院教习在馆课庶吉士时，也曾以“进《大典》表”为题。由此按图索骥，找到四篇《大典》副本进书表，作者分别为：唐文灿、沈鲤、林偕春、陈经邦。
《大典》重录人员多出身于内阁、翰林院，且庶吉士要代拟进书表，对《大典》重录前后，尤其是正本的情况，应相对熟悉。尽管《大典》副本最终似未取用四《表》，但因“考选中书舍人、翰林院馆课对他们自身仕途而言十分重要，是经深思之作”，且阁臣、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关系较为密切，他们在《大典》即将录副完成时，共同完成了命题、草拟进书表。故此，四《表》为讨论《大典》正副本相关问题提供了史料支撑。尤其是唐《表》，因其专为考选中书舍人所作，拟写相对仔细，文献价值更大。
唐《表》称颂嘉靖帝稽古右文的功业，“尝建宬而藏史册，并录经书；乃置笥以贮典坟，旁收传记。犹虑分储之未广，方期嗣续之有加”，也点出其“分储”文献的具体筹划，“先必献诸枫陛，以备重瞳乙夜之观；且将纳在芸台，以充副本别编之积”，“后先卷帙，映奎壁而标垂；左右图书，环宸居而拱向”。
林《表》有“第牙签数万卷，珍藏或溢于文昭；而上下二百年，掌故仅闻于册府。自非重录，讵免遗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楼遭嘉靖三十六年大火，至嘉靖四十一年方重建成。通绾此句，“珍藏或溢于文昭”所用应即“今典”，指称正本藏于文昭阁。
四《表》所述，用典故指代《大典》永乐正本与嘉靖副本，也在呼应嘉靖帝当时起意录副时“分储”及“两处收藏”的设想。这是《大典》正本没有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的有力旁证。
四、明万历后《永乐大典》正、副本的流传线索
明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上疏请刻《大典》，提及正副本均未曾刊刻印行。冯梦祯在《与周叔宗》一函中提及《大典》：“类书事须得博采群书，秘阁中有《永乐大典》，卷帙最巨，此可采也。”此函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且在三月初离任前。考量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宫中发生大火，导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焚毁。次年年初，冯梦祯即作《与周叔宗》，未言及《大典》因前一年宫中大火遭焚，并提及“秘阁中有《永乐大典》，卷帙最巨”。据此，《大典》正本“毁于明末万历年间大火”说不可信。
《明代北京城复原图》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陈子龙为陈敬宗文集作序，称陈敬宗“所修书如《永乐大典》，藏秘府文楼不可见，而《五经》《性理》诸书，足以继圣绪、翼经传，岂不灿然庠序哉”。陈子龙褒奖陈敬宗，举其所修之书，当然是指《大典》正本。万历末至崇祯年间，《大典》正本仍藏于文昭阁，随葬永陵及毁于万历年间大火二说，均不能成立。
焦点转至明末。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京师，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位称帝，随即被多尔衮、吴三桂联合攻打，遂起意将明宫焚毁。据《国榷》记载，“先运薪木积于内殿，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通夕火光烛天。须臾，九门雉楼皆火发，城外草场并燃，与宫中火光相映。太庙、武英殿门仅存”。钱谦益所称“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闯贼之一炬。然内阁之书尽矣”，应为实写。经此大火，明大内及十二宫或焚毁殆尽。
此外，据《清实录》及《永宪录》所记顺治初年各处重建的情况，乾清宫于顺治二年五月建成，太和殿、中和殿于顺治三年十月建成，随后皇城北门建成，赐名地安门，也可逆推当初文昭阁及周边如文渊阁各处，应无一幸免，全遭焚毁。退一步说，即便《大典》不藏于文昭阁，存于周边其他建筑，恐怕也难逃李自成蓄意为之的薪木、炮火之焚。
《清实录》
清顺治十二年（1655），礼部仪制郎张能鳞奉命进入皇史宬查检前代玉牒、训诰，发现《大典》副本，他描述当时所见称，“独古今一大部类书，世所不恒见者，分贮金匮，匮以数十计，匮中以黄袱什袭者数百计，目录卷帙以千万计”。
清入关后，在明宫的废墟上重建宫殿，稽古右文也逐渐提上议程。顺治十年三月稍后，内翰林弘文院侍读学士陈爌向顺治帝上《请购遗书疏》。顺治十二年，张能鳞奉命入皇史宬检书，发现《大典》副本，副本未毁的消息才渐为人知。
结语
综上所论，《大典》正本在明代的流传线索，大致如下：南京文渊阁东阁之下阁（明永乐六年）→北京左顺门北廊（永乐十九年）→文楼→从文楼移出（因嘉靖三十六年大火）→暂存某处→移入重建的文昭阁（嘉靖四十一年或稍后）→文渊阁（《大典》重录期间，在文渊阁收发《大典》）→文昭阁（崇祯年间）→毁于李自成焚烧宫殿（崇祯十七年四月）。
存卷收录全备，朱墨双色影印
[明]解缙等奉敕纂
16开 精装
978-7-101-16477-0
8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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