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振珮先生的《史通笺注》，202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新版，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事。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史学理论著作，但是笔者在梳理后发现，中华书局按照古籍整理要求出版的严肃规范的《史通》整理之作，却是比较晚近的事。
《史通笺注》新版附录二为《刘知几学行编年简表》，张振珮先生在小序中提到刘知几的年谱著作有几种，其中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原是商务印书馆1935年印，1956年修订重印，1963年再次修订后由中华书局重版。这是中华书局比较早的一次与刘知几结缘。至于《史通》在中华书局的出版，在本世纪之前，则只有如下两条记录：
《史通》线装本，全四册，1961年12月出版，为影印明万历五年张之象刻本。
程千帆《史通笺记》，1980年11月出版。
前者是影印本，不是现代整理本；后者是笺记，不录原文，并非完整的整理。中华书局是以古籍整理出版为主业的名社，为什么一直不做《史通》的整理本？原来有点想不通，后来猜到可能是为了避免重复出版，因为比较有名的浦起龙的《史通通释》，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了。那时候古籍出版社之间有业务分工，地方古籍出版社主要出本省本区域的古籍，全国性的古籍出版社，业务也各有侧重，比如中华重历史和哲学，上古重文学，时间段上中华侧重先秦至宋，上古侧重宋以下，彼此之间有某种默契，而且如果对方已经出了某个很好的品种，己方一般就不再出同品种同样整理方式的书。如果偶然发生了选题撞车，则往往是因为信息沟通不畅造成的。
我是2002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分在古籍二部，这个部门后来改名为历史哲学编辑室，重点业务是中国古代史和古代哲学典籍的整理出版。当时注意到书局没有《史通》的整理本，联想到自己在北大读书时的借阅经历，我就想补上这一品种。——我是1996年进入北大读硕士，那时候网络还不很发达，查阅图书很多情况下要亲自跑去图书馆。上古的《史通通释》虽然出版得早，但因为不常重印，书店里是买不到的，必须去图书馆里看。我记得北大图书馆藏的似是第一版，外面用黑色的硬壳保护起来，很有沧桑感。因为有这个经历，所以我就想中华书局是不是也可以出一个《史通》的整理本。我的本科是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的，当时教我们中国史学史课的是叶振华老师，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于是我给叶振华老师去信，问他是否有意整理此书，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后来打听才知道，叶老师后来身体很不好，2003年去世，年仅54岁。我很震惊，替他惋惜。2006年底我转到哲学编辑室工作，由于工作重心转移，便不再理会《史通》一事了。
2008年，书局出版了一套“中华经典史评”，一共6种，里面并没有《史通》。由于上市后销售并不很理想，就没有再推出后续品种。
2014年，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简称“三全本”）出版了《史通》，作者白云，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三全本”的一种，这个《史通》版本除了全文整理标点外，还有注释和翻译，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目前累计印刷7次，总印数2.7万册。如果按古籍整理图书的销量来看，这个数字已经很高了，但是在“三全本”系列里面，这个印量却是偏少的，说明对《史通》感兴趣和真正能读进去的人并不算多。
在我局的传统古籍整理部门，则只有文学编辑室的马婧在2012年申报立项了张振珮《史通笺注》一个项目，且由于各种原因，进度缓慢。2019年7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去北师大开会，会间和学者聊天，有学者说赵吕甫做的《史通新校注》不错，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的。赵吕甫是赵少咸之子，质量应该可以。当时我的身份是古籍出版中心主任，但是我并没有看过此书，回来后问中心下面几位编辑室主任的意见，结果意见不一，这事就又放下了，转回头只好继续等待马婧那里的进展。这算是中华书局在《史通》出版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史通笺注》在书局的修订再版，工作量确实极大，特别是核对引文，耗时费力，马婧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她从2018年起任二十四史修订办公室副主任，做图书编辑已经不是其主要工作内容，但是她对《史通笺注》一直不放弃，很有耐心，与张新民教授的整理团队紧密配合，项目始终在稳步推进中。2021年底马婧不再担任修订办副主任，重回文学编辑室，终于加快此书的进度，使《史通笺注》修订版作为“中华国学文库”的一个品种，得以在2022年8月顺利出版。“中华国学文库”的定位是收入中国古籍中的最要之书、最善之本，《史通笺注》是当得起的。
以上是我对过去中华书局出版《史通》历史的一个小小回顾。张振珮先生的《史通笺注》，无疑是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品种。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学界的关注，发表了一批书评，陈祖武先生高度肯定此书的价值，还就宣传一事特意和我打电话，帮助联络和推荐适合写书评的学者。此书在当年末举行的中华书局“双十佳”图书评选中入选古籍学术类十佳图书。
二
《史通》虽然是一部史学名著，但是我必须老实承认，自己并没有系统地读过，过去当学生时只是查阅过其中部分内容。《史通笺注》这部书的发稿和付型流程，在三审阶段虽然经过我的手，我也只是抽检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已，因为确实诸事繁忙，有心无力。因此，我对张振珮先生这部著作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并没有评价的资格，不敢赞一辞，这要请学有专长的专家来评价。
关于刘知几这个人，我倒是有一些话想说。《史通笺注》修订版的附录一为《新唐书·刘子玄传》笺注，针对传文中称刘知几“兄弟六人俱有名”，笺注云：“知几有胞兄知柔、知章二人，叔伯兄弟含章、贲、居简三人，故称六人。”（第999页）这样我们就知道，刘知几上面有两个哥哥：知柔和知章。在《刘子玄传》的前文笺注中，张振珮先生更明确指出“知几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第994页）再以《新唐书》本文为印证，传文称刘知几听闻其父为“诸兄”讲《春秋左氏》，是“诸兄”，说明他有不止一个兄长。但是我们在前言中看到张振珮先生有一处笔误，前言第3页讲到刘知几“兄知柔，弟知章，均善文词”，此处当为一个偶然之失。
刘知几和他的两位兄长知柔、知章，名字都集中出现于《系辞下传》的一段话中：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长兄知柔一名，出自“知柔知刚”一句。仲兄知章一名，出自“知微知彰”一句。章、彰二字常通用，且“章”字可与叔伯兄弟中的“含章”暗相呼应。刘知几的名字，出自开始处的“知几其神乎”一句。“知几”一词的含义最妙，《系辞传》还特别解释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吉之先见者也”一句，朱熹《周易本义》注释道，《汉书》引此句，“吉之”之间有“凶”字，即写作“吉凶之先见者也”。用白话来说，“几”就是事情将要发生变化的那种极微妙、极难感知的征兆、线索或苗头。那么能做到知几，就是很神奇、很了不得的人物了。刘知几字子玄，一个“几”，一个“玄”，名和字的含义正相合。
说完了刘知几名字的出处和含义，我们再说“几”字的写法。现代简化字中的“几”有三个来源：1、表示几案，繁体作“几”。2、表示几乎，繁体作“幾”。3、表示多个或不确定的数目，繁体作“幾”。其中第1、2义项读音为jī，第3个义项读音为jǐ。刘知几的“几”，对应的是第2个义项。中华版《史通笺注》把原作者名写作“刘知幾”，其实在字义和读音上都没有起到明确区分和指示的效果，而因为该书整体是简体字，保留“幾”字的写法就显得怪异，严格说来是作法欠妥的。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作“刘知几”，反而比较妥当。我作为此书修订新版的三审，没有及早意识到这里有问题，也应该检讨自己的疏忽大意。
中华书局出版大量的繁体字图书，在做简体字图书时如果遇到特殊的人名、书名，对于是否简化，往往便成了问题，编辑犹疑不定，态度偏于保守，倾向于保留繁体字，以为这样可以多保留一些历史信息，想让读者知道这个字在历史上本来的写法。这本是好意，但好心有时未必会取得好的效果，会导致简化字使用不彻底，不明就里的读者不仅不会领情，还会怪我们的编辑故意掉书袋，显示学问。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仔细查阅了2013年国务院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除字表外，还特别留意了作为附件的《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比如哪些字被视作可以用于姓氏人名或地名的规范字。《通用规范汉字表》是国发〔2013〕23号文件的主体，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编辑出版行业应该遵照执行。根据该字表，“幾”就是“几”的繁体字，不是规范字。我以为，今后在简体字书中如果遇到刘知幾、魏徵、徐幹，我们大大方方地写成刘知几、魏征、徐干就行，不用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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