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历史学如何“破圈”
评论内容：
【著书者说】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古老学科，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史学传统，不过，现代的历史学则是自19世纪以来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一门专业学问。长期以来，历史学专注于学术研究，撰作专业论著，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但带来的问题却是历史学者常常沉湎于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追求学术价值，结成比较封闭的学术圈，忽视了大众的知识需求，从而使历史学界与社会公众之间产生严重隔阂，造成历史学本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的缺失。那么，历史学该如何“破圈”呢？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一方面推动了历史学研究手段与方法的革新（如数据库、全文检索、数字人文等），另一方面也使得学术信息与研究成果的传播形态发生巨大改变，从过去只能到图书馆或书店查阅传统的纸质专业书刊，转变为如今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文字、音视频等数字内容。人们可以在全球各地快捷地了解各种学术动态，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了信息获取的能力和效率。学术研究成果的推介方式和传播渠道的变化，有利于打破历史学界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隔阂，使读者受众突破专业学者群体，向一般的社会人士延伸，从而拓展学术研究的功能边界，展现出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随着国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也日益高涨。如今很多人已不满足于从教科书上所获得的那点历史知识，而希望对中外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更详细深入的了解。历史爱好者群体数量庞大，推动着历史文化类内容消费市场持续扩大。面对如此旺盛的社会需求和庞大的商业市场，以往历史学者较少参与，而热衷于提供相应知识服务产品的人（如历史文化类畅销书作家、音视频博主等）大多是非历史专业出身的社会人士或公众人物，尽管他们的作品通俗易懂，富有趣味性，能够迎合大众品位，但其历史解读也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不能反映历史研究的最新水准。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呼吁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应由专注学术研究转向兼顾社会服务，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面向社会公众的历史文化普及事业，而且其普及工作需注重以下两点。
第一，做知识与思想并重的普及。在如今这个网络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其实有很多途径可以获取历史知识，并不一定非要听专家学者的讲述，但基于这些知识形成的历史观念则十分堪忧。一些人由于对历史的认知狭隘、片面，或受非专业人士解说的误导，而产生不切实际、颠倒黑白、偏激错误的历史观，乃至沦为历史虚无主义。因此，历史学者的职责不仅包括普及真实可信的历史知识，还要辨析事理，分清是非，讲述历史背后的逻辑和道理，向社会大众传输历史学“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传播理性思想，抵制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并将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上来，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人文素养。
第二，与各种新媒体传播方式相结合。历史学者除可以通过历史通俗读物写作等传统途径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之外，还应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弘扬中华历史文化，让文献记载、考古文物、文化遗存通过新媒体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手段走近百姓、走进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现代价值。从广义上来说，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包括所有通过电子网络媒介推广的普及文章、音视频课程、视频直播、电视节目、播客、影视剧、纪录片、脱口秀、动画片等，同时也可涵盖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游学考察，乃至一些游戏娱乐活动，如历史题材的电子游戏、桌游、剧本杀等新型的大众化传播渠道。近年来突飞猛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人机互动深度交流的特点，正日益成为人们获取、收集、处理信息的重要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亦可纳入“新媒体”的范畴。这些都是社会大众喜闻乐见、时尚新潮的传播方式，拥有更多的受众群体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历史学者应该主动了解时代环境的变化，利用新的传播方式，积极参与新媒体环境下的历史文化普及工作。
事实上，新媒体时代早已形成“内容为王”的共识，历史学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商机，诸如历史通俗写作、纪录片撰稿、博物馆策展、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化类研学、文博探索类综艺节目策划，以及文字、音视频知识型自媒体创作，还有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动漫乃至游戏剧本创作等等，都需要大量具备历史专业知识和素养的人士参与。然而历史专业学者群体毕竟人数有限，且受制于当前的考核评价体制，只能凭兴趣兼职从事一些历史文化普及工作，难以满足文化市场需求，这就促使我们更新历史学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比如可在过去主要培养专业学者和中小学历史教师之外，新增一类史学应用型人才，引导一部分接受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学生毕业后投身于历史文化普及事业，并勇于探索更多样、更具想象力的知识转化与传播路径，这必然会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可极大延展历史学的社会功用。
因鉴于此，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一门具有创新性、先锋性和实验性的课程，课名就叫“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它与历史学专业的“公共史学”不同，是面向所有高校学生开设的历史通识教育课程，其内容并非系统地讲授历史学，而是重点介绍在新媒体时代，历史学如何向社会大众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以及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并结合如今大众传媒的各种具体形式谈论历史学在其中可发挥的作用和价值。这门课程连接过去与现在，融通历史学与传播学，兼及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符合当下新文科建设与教学改革的要求。
在课程组织方面，我们不追求讲授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除了导论部分总体介绍什么是“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之外，主要课时是以案例讨论的形式展开。或从最近的媒体传播热点事件切入分析相关的历史问题，如以马未都先生与赵冬梅教授在电视节目中的争论为引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剖析“司马光砸缸”故事的来龙去脉；或谈论历史通俗写作与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如请虞云国教授分享对当前历史通俗写作的观察和思考，又如讲解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郑小悠《年羹尧之死》、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等典型非虚构历史作品的写作特点与技巧；或探讨新媒体传播方式对历史学的挑战、影响与因应方式，如分析当前的视频流媒体对历史学知识传播产生的新路径及其遇到的困境与出路；或解说历史学在文艺影视创作（如《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文博探索类节目策划（如《国家宝藏》）、历史题材游戏开发（如剧本杀《兵临城下》）中的作用，等等。主讲人是对这些话题有所思考，甚至亲身参与某些新媒体知识传播的专业历史学者，也会邀请相关媒体行业的从业者来做主题分享或参与对谈。笔者曾邀请过的主讲嘉宾有致力于从事考古文博和艺术史知识公众传播与社会服务的青年考古学者耿朔、游戏史研究专家卢雅怀等。
《正声新奏：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中华书局出版，入选“四月光明书榜”）一书就是我们在教学实践基础上编著的一本教辅读物。所谓“正声”是指坚守历史学本身的知识体系、文化传承、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而“新奏”是指以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对前者的普及、演绎与应用，我们希望本书可为历史学突破传统的学术圈，更好地发挥面向公众的社会服务功能提供有益的思考。
如上所述，随着技术革命和社会变迁，历史学的价值维度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拓展，促使历史学重新思考自身的学科定位、时代使命和教学目标。因此，我们提出“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这个概念，希望历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促成历史研究思路与教学模式的转变，凸显历史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起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作者：邱靖嘉，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博节目《国家宝藏》 资料图片
玩家在古风剧本杀中演绎剧情 新华社发
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资料图片
北京图书大厦历史类书架 北京图书大厦供图
【著书者说】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古老学科，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史学传统，不过，现代的历史学则是自19世纪以来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一门专业学问。长期以来，历史学专注于学术研究，撰作专业论著，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但带来的问题却是历史学者常常沉湎于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追求学术价值，结成比较封闭的学术圈，忽视了大众的知识需求，从而使历史学界与社会公众之间产生严重隔阂，造成历史学本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的缺失。那么，历史学该如何“破圈”呢？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一方面推动了历史学研究手段与方法的革新（如数据库、全文检索、数字人文等），另一方面也使得学术信息与研究成果的传播形态发生巨大改变，从过去只能到图书馆或书店查阅传统的纸质专业书刊，转变为如今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文字、音视频等数字内容。人们可以在全球各地快捷地了解各种学术动态，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了信息获取的能力和效率。学术研究成果的推介方式和传播渠道的变化，有利于打破历史学界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隔阂，使读者受众突破专业学者群体，向一般的社会人士延伸，从而拓展学术研究的功能边界，展现出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随着国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也日益高涨。如今很多人已不满足于从教科书上所获得的那点历史知识，而希望对中外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更详细深入的了解。历史爱好者群体数量庞大，推动着历史文化类内容消费市场持续扩大。面对如此旺盛的社会需求和庞大的商业市场，以往历史学者较少参与，而热衷于提供相应知识服务产品的人（如历史文化类畅销书作家、音视频博主等）大多是非历史专业出身的社会人士或公众人物，尽管他们的作品通俗易懂，富有趣味性，能够迎合大众品位，但其历史解读也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不能反映历史研究的最新水准。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呼吁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应由专注学术研究转向兼顾社会服务，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面向社会公众的历史文化普及事业，而且其普及工作需注重以下两点。
第一，做知识与思想并重的普及。在如今这个网络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其实有很多途径可以获取历史知识，并不一定非要听专家学者的讲述，但基于这些知识形成的历史观念则十分堪忧。一些人由于对历史的认知狭隘、片面，或受非专业人士解说的误导，而产生不切实际、颠倒黑白、偏激错误的历史观，乃至沦为历史虚无主义。因此，历史学者的职责不仅包括普及真实可信的历史知识，还要辨析事理，分清是非，讲述历史背后的逻辑和道理，向社会大众传输历史学“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传播理性思想，抵制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并将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上来，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人文素养。
第二，与各种新媒体传播方式相结合。历史学者除可以通过历史通俗读物写作等传统途径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之外，还应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弘扬中华历史文化，让文献记载、考古文物、文化遗存通过新媒体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手段走近百姓、走进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现代价值。从广义上来说，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包括所有通过电子网络媒介推广的普及文章、音视频课程、视频直播、电视节目、播客、影视剧、纪录片、脱口秀、动画片等，同时也可涵盖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游学考察，乃至一些游戏娱乐活动，如历史题材的电子游戏、桌游、剧本杀等新型的大众化传播渠道。近年来突飞猛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人机互动深度交流的特点，正日益成为人们获取、收集、处理信息的重要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亦可纳入“新媒体”的范畴。这些都是社会大众喜闻乐见、时尚新潮的传播方式，拥有更多的受众群体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历史学者应该主动了解时代环境的变化，利用新的传播方式，积极参与新媒体环境下的历史文化普及工作。
事实上，新媒体时代早已形成“内容为王”的共识，历史学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商机，诸如历史通俗写作、纪录片撰稿、博物馆策展、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化类研学、文博探索类综艺节目策划，以及文字、音视频知识型自媒体创作，还有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动漫乃至游戏剧本创作等等，都需要大量具备历史专业知识和素养的人士参与。然而历史专业学者群体毕竟人数有限，且受制于当前的考核评价体制，只能凭兴趣兼职从事一些历史文化普及工作，难以满足文化市场需求，这就促使我们更新历史学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比如可在过去主要培养专业学者和中小学历史教师之外，新增一类史学应用型人才，引导一部分接受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学生毕业后投身于历史文化普及事业，并勇于探索更多样、更具想象力的知识转化与传播路径，这必然会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可极大延展历史学的社会功用。
因鉴于此，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一门具有创新性、先锋性和实验性的课程，课名就叫“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它与历史学专业的“公共史学”不同，是面向所有高校学生开设的历史通识教育课程，其内容并非系统地讲授历史学，而是重点介绍在新媒体时代，历史学如何向社会大众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以及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并结合如今大众传媒的各种具体形式谈论历史学在其中可发挥的作用和价值。这门课程连接过去与现在，融通历史学与传播学，兼及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符合当下新文科建设与教学改革的要求。
在课程组织方面，我们不追求讲授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除了导论部分总体介绍什么是“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之外，主要课时是以案例讨论的形式展开。或从最近的媒体传播热点事件切入分析相关的历史问题，如以马未都先生与赵冬梅教授在电视节目中的争论为引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剖析“司马光砸缸”故事的来龙去脉；或谈论历史通俗写作与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如请虞云国教授分享对当前历史通俗写作的观察和思考，又如讲解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郑小悠《年羹尧之死》、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等典型非虚构历史作品的写作特点与技巧；或探讨新媒体传播方式对历史学的挑战、影响与因应方式，如分析当前的视频流媒体对历史学知识传播产生的新路径及其遇到的困境与出路；或解说历史学在文艺影视创作（如《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文博探索类节目策划（如《国家宝藏》）、历史题材游戏开发（如剧本杀《兵临城下》）中的作用，等等。主讲人是对这些话题有所思考，甚至亲身参与某些新媒体知识传播的专业历史学者，也会邀请相关媒体行业的从业者来做主题分享或参与对谈。笔者曾邀请过的主讲嘉宾有致力于从事考古文博和艺术史知识公众传播与社会服务的青年考古学者耿朔、游戏史研究专家卢雅怀等。
《正声新奏：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中华书局出版，入选“四月光明书榜”）一书就是我们在教学实践基础上编著的一本教辅读物。所谓“正声”是指坚守历史学本身的知识体系、文化传承、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而“新奏”是指以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对前者的普及、演绎与应用，我们希望本书可为历史学突破传统的学术圈，更好地发挥面向公众的社会服务功能提供有益的思考。
如上所述，随着技术革命和社会变迁，历史学的价值维度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拓展，促使历史学重新思考自身的学科定位、时代使命和教学目标。因此，我们提出“新媒体时代的历史学”这个概念，希望历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促成历史研究思路与教学模式的转变，凸显历史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起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作者：邱靖嘉，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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