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样到不一样：授人以渔的《归去来》
评论内容：
作为一种方法，必须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何才可能“真正懂得”陶渊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归去来》将陶渊明分成了两部分：他的人生经历与他的诗文思想。这样的区分之中蕴含着不同的方法论。对于前者，需要凭借相对客观的史料；而对于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主观的解读。这对《归去来》的读者提出了颇高的要求，读者们必须对文学史料研究和文本解读分析的区别怀有自觉，如此方能理解《归去来》分成上下卷的苦心，因为上下两个部分都体现了作者的方法论，而抓住他的方法论，才是得到了“渔”。
在讲述陶渊明人生选择的过程中，顾农强调了“以诗补史”的方法。“以诗补史”是明清以来黄宗羲、钱谦益等人的主张。顾农在介绍陶渊明初仕之时正式地提出了“以诗补史”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核心在于相信文学——尤其是自述性文学——的客观性和可信性。无论是对于陶渊明归隐之动机与归隐后生活的探讨，其实都是陶渊明诗文与其他史料相结合后分析的结果。尤其是作者重点反驳的“忠愤说”，更是离不开对《咏三良》等陶诗的解读。事实上，对陶渊明忠于晋朝的问题，梁启超、李长之等人早已作了反驳，顾农的独特性在于凸显了前人对陶诗“过度诠释”可能带来的严重问题，提醒读者“以诗补史”需要注意尺度。举例来说，《拟古》其九中的“忽值山河改”“只不过是描写地形地貌的变化”，而不一定要引申为改朝换代。
“归”于原作的态度集中体现在对陶渊明诗文思想的阐发之中，顾农的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他对陶诗的解读方法：“陶渊明有些诗其实是不看专家的注释或分析还好，看了反而觉得更糊涂的。这里只好采取……自己来做主的大胆策略，直接面对原作。这时没有中介也许更好些。”“自己来做主”是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宣言，完全符合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所说的由读者自己给文本带去意义的主张。但是，读者也许会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何自己比中介更接近真正的陶渊明？或者说，前人解读的缺陷在哪里？顾农指出了原因：“前人解说陶诗有一种带规律性的有趣现象，就是凡遇到他不大弄得懂的作品或其中某些部分，就往当时的政治上拉……”以《蜡日》为例，清人认为“风雪送余运”意味着东晋已终而刘宋方兴，而在顾农看来，这就是一首记录当时风俗的诗歌罢了。将政治因素与诗歌脱离，陶渊明身上的“忠愤”色彩就会脱落，“一样”的陶渊明也就变成了“不一样”的陶渊明。
当然，《归去来》的“渔”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如果我们都接受了“不一样”的陶渊明形象，那么“不一样”是不是就成为了“一样”，若是如此，还会不会有其他“不一样”的出现？有此疑惑的读者也许是过度解读了“不一样”三个字。就当代学者来说，绝大多数的解读是不可能完全全新的，“不一样”并不是彻底否定了“一样”，而是对前人的“一样”做出适当的调整。就《感士不遇赋》来说，顾农就认为晚清刘熙载的评论最为中肯。正是在对前人的继承和批判中，陶渊明的形象将会持续地“不一样”下去吧！
顾名思义，既然顾农先生的《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谈的是“不一样的陶渊明”，那么就当然有一个“一样”的陶渊明。换言之，作者心中有一个靶子，也就是大家司空见惯的陶渊明形象，或者说“神坛”上的陶渊明。无论是隐逸潇洒陶渊明，还是忠于东晋的陶渊明，都充满了理想的色彩，尤其是在两者结合之后，陶渊明就“成了近乎神坛上的人物”。于是，作者的任务就是把陶渊明请下神坛，正如引言所说——“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而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才能真正懂得他”。
顾农著《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中华书局，2023年7月
将历史中高高在上的人物请下神坛或是“去圣化”，这是近年来颇为盛行的一种治学态度。周志文先生的《阳明学十讲》也主张去圣才得真阳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倾向，同时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逻辑。这一倾向的基本逻辑是历代对陶渊明的建构是失真的，从而我们对陶渊明的解读就成为了对历代学者的一种挑战，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解读的陶渊明才是“真正”的。因此，“归去来”的不仅是陶渊明本人，也是陶渊明的形象，更是陶渊明读者的心态。顺着这个逻辑，我们不难发现《归去来》的意义在于“渔”而不是“鱼”，它绝不是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陶渊明，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杜子美或是不一样的苏东坡……作为一种方法，必须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何才可能“真正懂得”陶渊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归去来》将陶渊明分成了两部分：他的人生经历与他的诗文思想。这样的区分之中蕴含着不同的方法论。对于前者，需要凭借相对客观的史料；而对于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主观的解读。这对《归去来》的读者提出了颇高的要求，读者们必须对文学史料研究和文本解读分析的区别怀有自觉，如此方能理解《归去来》分成上下卷的苦心，因为上下两个部分都体现了作者的方法论，而抓住他的方法论，才是得到了“渔”。
在讲述陶渊明人生选择的过程中，顾农强调了“以诗补史”的方法。“以诗补史”是明清以来黄宗羲、钱谦益等人的主张。顾农在介绍陶渊明初仕之时正式地提出了“以诗补史”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核心在于相信文学——尤其是自述性文学——的客观性和可信性。无论是对于陶渊明归隐之动机与归隐后生活的探讨，其实都是陶渊明诗文与其他史料相结合后分析的结果。尤其是作者重点反驳的“忠愤说”，更是离不开对《咏三良》等陶诗的解读。事实上，对陶渊明忠于晋朝的问题，梁启超、李长之等人早已作了反驳，顾农的独特性在于凸显了前人对陶诗“过度诠释”可能带来的严重问题，提醒读者“以诗补史”需要注意尺度。举例来说，《拟古》其九中的“忽值山河改”“只不过是描写地形地貌的变化”，而不一定要引申为改朝换代。
“归”于原作的态度集中体现在对陶渊明诗文思想的阐发之中，顾农的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他对陶诗的解读方法：“陶渊明有些诗其实是不看专家的注释或分析还好，看了反而觉得更糊涂的。这里只好采取……自己来做主的大胆策略，直接面对原作。这时没有中介也许更好些。”“自己来做主”是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宣言，完全符合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所说的由读者自己给文本带去意义的主张。但是，读者也许会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何自己比中介更接近真正的陶渊明？或者说，前人解读的缺陷在哪里？顾农指出了原因：“前人解说陶诗有一种带规律性的有趣现象，就是凡遇到他不大弄得懂的作品或其中某些部分，就往当时的政治上拉……”以《蜡日》为例，清人认为“风雪送余运”意味着东晋已终而刘宋方兴，而在顾农看来，这就是一首记录当时风俗的诗歌罢了。将政治因素与诗歌脱离，陶渊明身上的“忠愤”色彩就会脱落，“一样”的陶渊明也就变成了“不一样”的陶渊明。
当然，《归去来》的“渔”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如果我们都接受了“不一样”的陶渊明形象，那么“不一样”是不是就成为了“一样”，若是如此，还会不会有其他“不一样”的出现？有此疑惑的读者也许是过度解读了“不一样”三个字。就当代学者来说，绝大多数的解读是不可能完全全新的，“不一样”并不是彻底否定了“一样”，而是对前人的“一样”做出适当的调整。就《感士不遇赋》来说，顾农就认为晚清刘熙载的评论最为中肯。正是在对前人的继承和批判中，陶渊明的形象将会持续地“不一样”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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