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创造历史：读《方苞年谱》
评论内容：
从文献来看，《方苞年谱》挖掘和征引了大量新材料，尤其对方苞著述与生平进行了细致考证与辨析，也因此有了诸多新发现。如《方苞年谱》指出，方苞居官之时，门人已倡议编纂其文集，但方苞不太支持，而于乾隆七年（1742）致仕归里后，门人再倡此议，方苞的态度则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乾隆十四年方苞去世，《望溪集》已经有多种版本流传。年谱即通过谱文，结合按语，对《望溪集》的编纂过程及刊刻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和详尽考订，尤其探析了后人多未见的乾隆十一年初刊本之具体情形，揭示其“二百六十篇、一百四十七位评点者、三百五十余条近两万字评语”之史实，与今人所见没有评点的方苞文集完全不同。年谱还考证，抗希堂本《望溪集》最后刊刻时间，并非通常所见的程崟作序时间（乾隆十一年），而是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后完成，距离方苞逝世的时间已不足一年。因此年谱编撰者认为，方苞家刻抗希堂本《望溪先生文偶抄》为方苞生前文集最终定本，可谓理据充分。此外，关于方苞文集篇目，《方苞年谱》也有细致考证。年谱指出，方苞去世前一年曾托付后事给好友全祖望：“吾老，未必久人间，箧中文未出者十之九，愿异日与吾儿整顿之”。可惜，后来长子方道章早于方苞去世，全祖望也几年后去世，方苞文集的编纂任务就搁置下来。
从理念来看，《方苞年谱》致力于塑造一个立体、全新的方苞形象，而非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学家标签的表面认知上。年谱不仅记载方苞一生的事迹，还对其生活、交游及学问思想等进行了细致梳理，比如讨论方苞与清初科学之关系。《方苞年谱》指出，据耶稣会士白晋《康熙皇帝》一书所言，康熙帝曾有意在中国设立科学院，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正是这一构想的具体体现。蒙养斋所开展科学活动，与法国科学院既有相似性，又彼此有往来。而方苞在蒙养斋度过了十年时光，在此期间，他参与纂修御制乐、律、历、算诸书，并接触到当时国内外一流科学人士。其中，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曾在蒙养斋讲授如何操作拉伊尔仪，康熙帝亦曾授蒙养斋诸臣习西洋算法，耶稣会士还于此间测绘完成了《皇舆全览图》，以及当时有关中学与西学优劣之争。方苞作为见证者与参与者，与梅瑴成、王兰生、顾陈垿等算学家朝夕相处，切磋琢磨，顾陈垿称方苞为蒙养斋经术湛深第一人，当时满族仕宦高层多就教于方苞，包括帝师徐元梦、皇子近侍完颜保、隆德兄弟等，诚亲王允祉还聘方苞为王子师。可以说，方苞站在当时科技前沿，接触了当时中外科学家，涉及数学、几何、代数、天文、历法、测绘等专业科技知识，这与今人所知文学家的方苞形象截然不同。
二
创新：年谱方法之多元
年谱虽为历史学著作，但编纂时也存在不同的方法，而这些方法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年谱理念。相较于以往的年谱，《方苞年谱》最凸显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尝试了学术研究型年谱的新路径。研究性与非研究性年谱之间显著的差异在于，对史料的考订和史实的裁断。非研究性年谱，通常以史事陈述为主，尽量避免掺杂个人见解。相较而言，《方苞年谱》除对史事做出比较客观、翔实的陈述外，还加入诸多编撰者的分析和评判。
其一，利用家谱，得出新结论。方志与家谱均属于地方性文献史料，彼此有交叉有补充，结合二者，可以解决不少学术症结。如《左忠毅公逸事》，为方苞所作名篇，然创作于何时，长期存疑。苏惇元《文目编年》列为“年四十至五十”之文，田丰称此篇评议明代史事，应作于《南山集》案发之前。而《方苞年谱》则认为该文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之前，属于典型的方苞早期作品，与《高阳孙文正逸事》《石斋黄公逸事》一样。年谱编撰者先是关注到《望溪集》初刊本中吴柳宽对《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之评点，接着考证出吴柳宽即吴御，又依据《麻溪吴氏族谱》查得吴氏卒于康熙二十六年，故得此判断。但这里仍有一些疑惑在，因为该文开头称“先君子尝言”，如此则当作于方苞之父方仲舒卒后，即康熙四十六（1707）之后。对此，年谱编撰者亦有分析，他认为康熙四十七年，方苞回到桐城，夜坐左光斗曾孙左文韩斋中，叩问左光斗逸事，此时或许修改《左忠毅公逸事》。如此看来，编撰者这一判断，也是有案可稽。此外，年谱还考证出光绪七年《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二十二《人物志》、道光七年《桐城续修县志》卷十六《人物志》，收录吴御时，误写作“吴衔”。
其二，利用他人年谱、别集，拓展新世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考究谱主人际交游网络，可以有效呈现谱主更多真实面相。《方苞年谱》几乎完整还原了方苞的“朋友圈”，一些之前未曾注意到、却与方苞有重要来往的人物，被发掘出来，方苞世界也因此得以拓展。比如全祖望，浙东学派知名学者，然鲜有人知道他与方苞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方苞年谱》撰者通过细致研究全祖望的年谱及其诗文集，全面梳理出方、全二人之间详细的交往记录。年谱指出，雍正八年（1730）全祖望初入京，即上书方苞讨论《丧礼》，方苞大异之，全氏之名遂因之鹊起。雍正十年，全祖望与方苞长子方道章一起中顺天乡试，方苞由此与全氏更相契合。此后，全祖望与方道章又结为儿女亲家。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进士及第，方苞时任礼部侍郎，后推荐全祖望入三礼馆修书，全氏因故转荐他人。方苞刻印文集时，亦赠与全祖望。方苞晚年，全氏过金陵拜谒，方苞更是以身后编纂全集之事相托。方苞逝后，全祖望为其撰写《神道碑》。此外，全祖望文集中还详尽记录了方苞在朝廷时的交游情况，堪称了解方苞的第一手文献。再比如孙奇逢曾孙孙用正，与方苞一生往来密切，亦少有人关注。而《方苞年谱》撰者，寻访到孙用正《缄斋集》全十六卷，补充了二人交往的大量一手史料，《方苞年谱》对其深度利用，不仅完整呈现了方、孙二人近五十年的交往历程与深厚情谊，而且揭示方苞花费十年时间精心校订《孙奇逢年谱》的过程、方法及其秉持的理念。同时，还厘清了方苞创作《孙征君年谱序》《孙征君传》《与孙以宁书》《修复双峰书院记》等文的具体时间与背景，彻底澄清了以往存在的种种猜测与模糊理解，为学界研究夏峰北学与桐城派提供了宝贵文献。
其三，利用不同文献，作出新论断。之所以说《方苞年谱》是学术研究型年谱，主要在于其能深度解读文献，详尽考订，濯旧出新，从而订正以往一些错误判断或结论，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敢于作出综述性的新论断。比如讨论颜李学派的李塨与方苞之间的关系，年谱在谱文下配有一段按语：“方苞与李塨，一南一北，一为桐城派宗师，一为颜李学派宗师。二人一生往来三十年，易子而教，换宅而居，虽多次论学不合，但不妨为至交。李塨与恽皋闻书曰：‘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昆绳、方灵皋。’方苞《与黄培山书》，将刘古塘、张彝叹、王源、李塨并称‘敦崇堂’四友。李塨《恕谷后集》有相关方苞文章四篇：《甲午如京记事》《与方灵皋书》《挽方灵皋之母吴太君辞》《书方灵皋一节》；《恕谷诗集》有诗一篇：《宋涵可价方灵皋字以诗为贽请业步答》。《方苞集》有相关李塨文章五篇：《与李刚主书》《李母马孺人八十寿序》《李刚主墓志铭》《李伯子哀辞》《释言》，足见二人情谊之深。”从按语来看，撰者所作判断有理有据，与以往所论方、李二人关系并不相同。再如讨论张英与方苞及桐城派之关系，年谱亦配有按语：“张英为方苞入朝前桐城人在朝廷之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对乡邦士人多有关照，与方家亦有姻亲关系，但方苞拒绝张英关照：‘众附恐后，余避不前。北试京兆，牒过礼部。公比群士，谓宜独步。凡在列者，凑公称师。余独自外，接以常仪。谓公余弃，公心以倾。’《方苞集》卷十六有《祭张文端公文》；《集外文》补遗卷一《张文端公墓表》（代李光地作）。据此，方苞与张英彼时之关系，尚属不错，朝廷大臣也知道他们同乡（同籍）之谊，但也仅仅如此，不宜过度夸大。方苞在朝廷前期往来者，主要为李光地、韩菼、徐元梦、顾琮、朱轼诸人。后世有研究者称，张英是桐城派或对桐城派形成有很大影响，于历史事实不符。方苞、刘大櫆时代，并无后世所谓‘桐城派’。桐城派并非某人建立，而是逐渐建构形成，姚鼐为桐城派真正奠基人。方苞与刘大櫆的‘桐城派三祖’身份，为后世追封。姚鼐早期及其之前的人与事，都不宜直接从桐城派立论。”很显然，这段话不是凭空而发，有很深的现实背景与理论考量，并经过了缜密的思考。扼要言之，《方苞年谱》的综述性论断文字，虽然篇幅不长，也可能带有个人观点，但都能从文献出发，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对于读者理解人物及史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大量使用新文献，是研究型年谱的重要标志。《方苞年谱》征引丰富，其中方苞著述18种、史志类文献251种、家谱年谱类112种、诗文集类246种、现代著作37种，合计达660余种。仅就方苞著述而言，《望溪先生偶抄》初刊本、吕公溥本、官献瑶本，以及《传恭斋尺牍》《望溪先生尺牍补遗》等都是首次在现代学术研究中被使用，特别是方苞与门人雷鋐信札二十封，后世只有晚清时期桐城学人萧穆提及，而该年谱将其全部披露并完整引用。可以说，这些新文献的发现与挖掘，为《方苞年谱》的编撰提供了新的言说维度和历史空间，从而立体展示了方苞作为古文宗师、时文宗师、修书总裁、翰林院教习、罹罪之人、庙堂理学家、经史学者等多面精彩人生。
三
补白：年谱禁忌之化解
年谱的编撰重在对史实的准确把握，而史实往往依托于文献，但史实与文献之间又非完整的对等关系，有时存在一定的禁忌与恩怨，使得部分文献缺失。为了弥补缺失，需要更多的相关文献来补白，《方苞年谱》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首先，方苞所处时代，文字狱大兴，方苞受《南山集》案牵连而入狱，这一罹罪经历对方苞影响极大，以致令他成为友朋眼中的“禁忌”。禁忌的产生又使得一些本该清晰展现的文献隐入尘烟，如翻阅方苞友人李光地、朱轼、徐元梦、杨名时、蔡世远、陈世倌等人传世文集，极少提及方苞。对此，《方苞年谱》采用三种方式，解决这一疑难：其一，深度挖掘现存文献史料，寻找蛛丝马迹；其二，以共同从事的工作，补充史料的不足；其三，辅以他人诗文集记述，佐证其事。尤其是第三点，《方苞年谱》运用得妥帖娴熟。比如方苞的修身克己之功，古今无异词，但在同一时间场域中却难找到实证，而年谱撰者发掘出方苞好友李塨《甲午如京纪事》一文。该文记载方苞“自讼”尤其细致：“黄昏往，灵皋问过曰：‘苞居先兄丧，逾九月，至西湖，蓦遇美姝。动念。先君逝，歠粥几殆，母命食牛肉数片，期后，欲心时发，及被逮，则此心顿息矣。何予之亲父兄，不如遭患难也？禽兽哉？’”此外，年谱又征引门生雷鋐《读书偶记》所载方苞为友人居丧事：“望溪师言，人子居丧，三年不内寝，不饮酒食肉，名为士大夫有未能行者，今既知之，追悔不及，却有补行之法。每值亲忌辰之月，执行一月，此心隐痛如居丧时，则其性行必不浮薄，此躬行最切要处。高淳张彝叹，名自超，穷经笃行，望溪师之执友也，彝叹死，师三月不入内寝，或疑为过礼，师曰：‘若不如此，平日之交皆伪情矣’。”综上可见，《方苞年谱》所征引材料充分证实了方苞的修身克己之功，以及注重践行的学养与德行。
第三方史料的运用，不但能突破禁忌，还能揭示一些重要信息，解疑答惑。如方苞在朝廷工作三十年，前二十年主要致力于编纂书籍，但雍正九年（1731）至十一年短短三年间被火速提拔，官至二品礼部侍郎，个中原委一直模糊不清。《方苞年谱》则以朱轼《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等第三方史料为线索进行梳理：雍正九年三月，方苞奉诏与朱轼、吴襄、吴龙应、顾成天、曹一士等逐条摘驳吕留良《四书讲义》《语录》。十二月，谕大学士朱轼等刊刻《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并颁布直省学宫，同月，方苞擢升左春坊左中允。雍正十年五月又升翰林院侍讲，七月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吕留良案定谳，同月，方苞校刊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集刊成。雍正十一年三月，方苞代果亲王允礼编选《古文约选》成，为八旗子弟官修教材。四月，方苞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这些文献可知，方苞凭借自己出色的学问功底，从政治边缘逐渐走向中心，这才是其迅速擢升的重要原因。当然方苞与朱轼等人关系莫逆，也可能是其擢升的推手。至乾隆元年，随着朱轼等好友相继离世，方苞亦被革职。
除了各类禁忌之外，谱主个人及家族恩怨，也造成一些文献与史实的忌讳。比如张廷玉与方苞，同为桐城籍，在朝共事几十年，交往不少。但《方苞年谱》认为，二人关系并不亲密，甚至有刻意疏远之嫌。年谱根据一些材料指出，不仅刘大櫆落第与张廷玉有关，方苞长子道章不得志也与张廷玉相关，道章儿女亲家全祖望甚至称“故相尤恶之”。不唯如此，方苞在世时所编《望溪集》中也不提张廷玉。而细读《方苞年谱》会发现，编撰者似乎也有意淡化方苞与张廷玉关系，统计下来，全书涉及张廷玉的内容只有五处，即便在方苞去世的当年，张廷玉告老还乡之事也未见记载。尽管撰者这一处理方式未必妥当，但从谱主方苞角度来看，当有不同的意义在。如此看来，望溪异代有知音矣！
顾颉刚先生曾说：“人们谈起方苞,只看他是一位桐城派文章的宗匠而模糊了他的学术工作。他屈抑了二百年了。”顾先生所言耐人寻味，造成方苞形象窄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学术之争与桐城派的标签化应是主因。近些年，随着大量文献史料的挖掘整理，为深度研究提供了便利与可能，而《方苞年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文章在阅读中被升华，历史在书写中被创造。《方苞年谱》的出版，为今人全面认识方苞与桐城派提供了最新文献，对于了解康乾盛世的崛起也大有裨益。相信开卷即入宝山，必当满载而归矣。
方苞（1668—1749），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江南桐城人，清代文学家。桐城派是清代以下重要的古文流派，影响巨大，方苞与姚鼐、刘大櫆并称，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方苞为学以程、朱为宗，提倡古文“义法”，追求道文并重。文风简严精实，古文写得雅洁自然，富有感染力。方苞的成就不仅限于古文创作，其作为官员、学者、选家，事迹亦多，只是为文学声名所掩盖，受到关注相对有限。现在这部《方苞年谱》，即力求通过充分的文献调查与考证，全方位、多面向地呈现方苞立体的历史形象，为读者了解方苞生平、所处时代、桐城源流提供一份扎实可读的材料。
全面展现清代著名文学家、桐城派宗师方苞的一生。
广泛搜集各种珍贵材料，考证详细。
以点带面，勾勒清代前中期的文化图景。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这是袁枚诗中对方苞与王士禛的评价，尤以评价方苞而著称，既言“一代正宗”，又称“才力薄”。后人不明真相，遂以此为方苞一生之标签。殊不知，这只是袁枚少时之见解，中年以后遂不敢“复为此论”。可惜袁枚态度的转变，较少有人关注到，他与方苞的交往，以及多年同住金陵的经历，也少为人知，而新撰《方苞年谱》却予以完整呈现，令人耳目一新。翻阅《方苞年谱》，此类“新发现”不胜枚举。该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成果，最近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编撰者任雪山先生，作为桐城派研究领域的专家，长期致力于方苞研究，而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大著，正是其多年研究的集成之作。相较于以往的同类著作，《方苞年谱》呈现出三大特征。
方苞（1668—1749）
一
破圈：年谱边界之试探
年谱通常被视为史学类著作，详述世系，诠次岁月，围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展开叙述。然而，其叙述的范围与边界究竟在哪里，即哪些历史应当被纳入考虑，哪些应当被排除，并无明确的共识。所谓的“应当纳入考虑”的内容，既受到编撰者专业与学养的限制，也牵涉到多种现实因素。而所指的“历史”，究竟是文献记载的历史抑或实际发生的历史，是谱主生前的历史还是其身后接受史，亦无定论。这一事实既为年谱编撰者带来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也就是说，在相对不变的体例模式中，尽力寻求变化与突破。
《方苞年谱》，任雪山 撰
中华书局2024年8月出版
从结构来说，年谱编撰一般包含谱前、谱中与谱后三个部分，而《方苞年谱》不走寻常路，没有设置谱前与谱后。即便通常置于谱前的家族世系，在该年谱中也被精简而移至谱文之后。不设谱前，精简世系年表，尚可理解，毕竟相关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过多赘述反倒失于冗长。但谱后缺失则实属少见，况且谱主方苞乃一代文宗，桐城派三祖之一，其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那么编撰者为何不设谱后呢？通读《方苞年谱》会发现，其实相当一部分本该置于谱后的内容，已经被择要融入谱文之中。比如方苞辞世后，岳麓书院山长宁乡王文清有诗缅怀，诗创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但撰者却将该诗移至乾隆十四年八月，方苞去世时的诸多祭文悼诗序列中，并交代了时间背景。又如方苞出售莲花池田一事，年谱不仅以方苞与弟子单作哲信札作为佐证材料，还增加按语，指明此事在王介山《诗礼堂古文》、萧穆《敬孚类稿》、刘声木《苌楚斋续笔》等均有记载，适当补充了此事的后世影响。从上述例证可知，撰者并未忽视谱后内容，而是将谱后引入谱文之中，显然这一做法是有意为之。当然，也不排除《方苞年谱》谱后内容过大，留待日后另作处理。况且，若重笔于谱后，核心部分的谱文则必然失衡。如此一来，融谱后于谱文之中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从文献来看，《方苞年谱》挖掘和征引了大量新材料，尤其对方苞著述与生平进行了细致考证与辨析，也因此有了诸多新发现。如《方苞年谱》指出，方苞居官之时，门人已倡议编纂其文集，但方苞不太支持，而于乾隆七年（1742）致仕归里后，门人再倡此议，方苞的态度则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乾隆十四年方苞去世，《望溪集》已经有多种版本流传。年谱即通过谱文，结合按语，对《望溪集》的编纂过程及刊刻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和详尽考订，尤其探析了后人多未见的乾隆十一年初刊本之具体情形，揭示其“二百六十篇、一百四十七位评点者、三百五十余条近两万字评语”之史实，与今人所见没有评点的方苞文集完全不同。年谱还考证，抗希堂本《望溪集》最后刊刻时间，并非通常所见的程崟作序时间（乾隆十一年），而是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后完成，距离方苞逝世的时间已不足一年。因此年谱编撰者认为，方苞家刻抗希堂本《望溪先生文偶抄》为方苞生前文集最终定本，可谓理据充分。此外，关于方苞文集篇目，《方苞年谱》也有细致考证。年谱指出，方苞去世前一年曾托付后事给好友全祖望：“吾老，未必久人间，箧中文未出者十之九，愿异日与吾儿整顿之”。可惜，后来长子方道章早于方苞去世，全祖望也几年后去世，方苞文集的编纂任务就搁置下来。
从理念来看，《方苞年谱》致力于塑造一个立体、全新的方苞形象，而非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学家标签的表面认知上。年谱不仅记载方苞一生的事迹，还对其生活、交游及学问思想等进行了细致梳理，比如讨论方苞与清初科学之关系。《方苞年谱》指出，据耶稣会士白晋《康熙皇帝》一书所言，康熙帝曾有意在中国设立科学院，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正是这一构想的具体体现。蒙养斋所开展科学活动，与法国科学院既有相似性，又彼此有往来。而方苞在蒙养斋度过了十年时光，在此期间，他参与纂修御制乐、律、历、算诸书，并接触到当时国内外一流科学人士。其中，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曾在蒙养斋讲授如何操作拉伊尔仪，康熙帝亦曾授蒙养斋诸臣习西洋算法，耶稣会士还于此间测绘完成了《皇舆全览图》，以及当时有关中学与西学优劣之争。方苞作为见证者与参与者，与梅瑴成、王兰生、顾陈垿等算学家朝夕相处，切磋琢磨，顾陈垿称方苞为蒙养斋经术湛深第一人，当时满族仕宦高层多就教于方苞，包括帝师徐元梦、皇子近侍完颜保、隆德兄弟等，诚亲王允祉还聘方苞为王子师。可以说，方苞站在当时科技前沿，接触了当时中外科学家，涉及数学、几何、代数、天文、历法、测绘等专业科技知识，这与今人所知文学家的方苞形象截然不同。
方苞修书的武英殿
二
创新：年谱方法之多元
年谱虽为历史学著作，但编纂时也存在不同的方法，而这些方法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年谱理念。相较于以往的年谱，《方苞年谱》最凸显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尝试了学术研究型年谱的新路径。研究性与非研究性年谱之间显著的差异在于，对史料的考订和史实的裁断。非研究性年谱，通常以史事陈述为主，尽量避免掺杂个人见解。相较而言，《方苞年谱》除对史事做出比较客观、翔实的陈述外，还加入诸多编撰者的分析和评判。
其一，利用家谱，得出新结论。方志与家谱均属于地方性文献史料，彼此有交叉有补充，结合二者，可以解决不少学术症结。如《左忠毅公逸事》，为方苞所作名篇，然创作于何时，长期存疑。苏惇元《文目编年》列为“年四十至五十”之文，田丰称此篇评议明代史事，应作于《南山集》案发之前。而《方苞年谱》则认为该文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之前，属于典型的方苞早期作品，与《高阳孙文正逸事》《石斋黄公逸事》一样。年谱编撰者先是关注到《望溪集》初刊本中吴柳宽对《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之评点，接着考证出吴柳宽即吴御，又依据《麻溪吴氏族谱》查得吴氏卒于康熙二十六年，故得此判断。但这里仍有一些疑惑在，因为该文开头称“先君子尝言”，如此则当作于方苞之父方仲舒卒后，即康熙四十六（1707）之后。对此，年谱编撰者亦有分析，他认为康熙四十七年，方苞回到桐城，夜坐左光斗曾孙左文韩斋中，叩问左光斗逸事，此时或许修改《左忠毅公逸事》。如此看来，编撰者这一判断，也是有案可稽。此外，年谱还考证出光绪七年《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二十二《人物志》、道光七年《桐城续修县志》卷十六《人物志》，收录吴御时，误写作“吴衔”。
其二，利用他人年谱、别集，拓展新世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考究谱主人际交游网络，可以有效呈现谱主更多真实面相。《方苞年谱》几乎完整还原了方苞的“朋友圈”，一些之前未曾注意到、却与方苞有重要来往的人物，被发掘出来，方苞世界也因此得以拓展。比如全祖望，浙东学派知名学者，然鲜有人知道他与方苞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方苞年谱》撰者通过细致研究全祖望的年谱及其诗文集，全面梳理出方、全二人之间详细的交往记录。年谱指出，雍正八年（1730）全祖望初入京，即上书方苞讨论《丧礼》，方苞大异之，全氏之名遂因之鹊起。雍正十年，全祖望与方苞长子方道章一起中顺天乡试，方苞由此与全氏更相契合。此后，全祖望与方道章又结为儿女亲家。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进士及第，方苞时任礼部侍郎，后推荐全祖望入三礼馆修书，全氏因故转荐他人。方苞刻印文集时，亦赠与全祖望。方苞晚年，全氏过金陵拜谒，方苞更是以身后编纂全集之事相托。方苞逝后，全祖望为其撰写《神道碑》。此外，全祖望文集中还详尽记录了方苞在朝廷时的交游情况，堪称了解方苞的第一手文献。再比如孙奇逢曾孙孙用正，与方苞一生往来密切，亦少有人关注。而《方苞年谱》撰者，寻访到孙用正《缄斋集》全十六卷，补充了二人交往的大量一手史料，《方苞年谱》对其深度利用，不仅完整呈现了方、孙二人近五十年的交往历程与深厚情谊，而且揭示方苞花费十年时间精心校订《孙奇逢年谱》的过程、方法及其秉持的理念。同时，还厘清了方苞创作《孙征君年谱序》《孙征君传》《与孙以宁书》《修复双峰书院记》等文的具体时间与背景，彻底澄清了以往存在的种种猜测与模糊理解，为学界研究夏峰北学与桐城派提供了宝贵文献。
其三，利用不同文献，作出新论断。之所以说《方苞年谱》是学术研究型年谱，主要在于其能深度解读文献，详尽考订，濯旧出新，从而订正以往一些错误判断或结论，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敢于作出综述性的新论断。比如讨论颜李学派的李塨与方苞之间的关系，年谱在谱文下配有一段按语：“方苞与李塨，一南一北，一为桐城派宗师，一为颜李学派宗师。二人一生往来三十年，易子而教，换宅而居，虽多次论学不合，但不妨为至交。李塨与恽皋闻书曰：‘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昆绳、方灵皋。’方苞《与黄培山书》，将刘古塘、张彝叹、王源、李塨并称‘敦崇堂’四友。李塨《恕谷后集》有相关方苞文章四篇：《甲午如京记事》《与方灵皋书》《挽方灵皋之母吴太君辞》《书方灵皋一节》；《恕谷诗集》有诗一篇：《宋涵可价方灵皋字以诗为贽请业步答》。《方苞集》有相关李塨文章五篇：《与李刚主书》《李母马孺人八十寿序》《李刚主墓志铭》《李伯子哀辞》《释言》，足见二人情谊之深。”从按语来看，撰者所作判断有理有据，与以往所论方、李二人关系并不相同。再如讨论张英与方苞及桐城派之关系，年谱亦配有按语：“张英为方苞入朝前桐城人在朝廷之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对乡邦士人多有关照，与方家亦有姻亲关系，但方苞拒绝张英关照：‘众附恐后，余避不前。北试京兆，牒过礼部。公比群士，谓宜独步。凡在列者，凑公称师。余独自外，接以常仪。谓公余弃，公心以倾。’《方苞集》卷十六有《祭张文端公文》；《集外文》补遗卷一《张文端公墓表》（代李光地作）。据此，方苞与张英彼时之关系，尚属不错，朝廷大臣也知道他们同乡（同籍）之谊，但也仅仅如此，不宜过度夸大。方苞在朝廷前期往来者，主要为李光地、韩菼、徐元梦、顾琮、朱轼诸人。后世有研究者称，张英是桐城派或对桐城派形成有很大影响，于历史事实不符。方苞、刘大櫆时代，并无后世所谓‘桐城派’。桐城派并非某人建立，而是逐渐建构形成，姚鼐为桐城派真正奠基人。方苞与刘大櫆的‘桐城派三祖’身份，为后世追封。姚鼐早期及其之前的人与事，都不宜直接从桐城派立论。”很显然，这段话不是凭空而发，有很深的现实背景与理论考量，并经过了缜密的思考。扼要言之，《方苞年谱》的综述性论断文字，虽然篇幅不长，也可能带有个人观点，但都能从文献出发，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对于读者理解人物及史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大量使用新文献，是研究型年谱的重要标志。《方苞年谱》征引丰富，其中方苞著述18种、史志类文献251种、家谱年谱类112种、诗文集类246种、现代著作37种，合计达660余种。仅就方苞著述而言，《望溪先生偶抄》初刊本、吕公溥本、官献瑶本，以及《传恭斋尺牍》《望溪先生尺牍补遗》等都是首次在现代学术研究中被使用，特别是方苞与门人雷鋐信札二十封，后世只有晚清时期桐城学人萧穆提及，而该年谱将其全部披露并完整引用。可以说，这些新文献的发现与挖掘，为《方苞年谱》的编撰提供了新的言说维度和历史空间，从而立体展示了方苞作为古文宗师、时文宗师、修书总裁、翰林院教习、罹罪之人、庙堂理学家、经史学者等多面精彩人生。
三
补白：年谱禁忌之化解
年谱的编撰重在对史实的准确把握，而史实往往依托于文献，但史实与文献之间又非完整的对等关系，有时存在一定的禁忌与恩怨，使得部分文献缺失。为了弥补缺失，需要更多的相关文献来补白，《方苞年谱》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首先，方苞所处时代，文字狱大兴，方苞受《南山集》案牵连而入狱，这一罹罪经历对方苞影响极大，以致令他成为友朋眼中的“禁忌”。禁忌的产生又使得一些本该清晰展现的文献隐入尘烟，如翻阅方苞友人李光地、朱轼、徐元梦、杨名时、蔡世远、陈世倌等人传世文集，极少提及方苞。对此，《方苞年谱》采用三种方式，解决这一疑难：其一，深度挖掘现存文献史料，寻找蛛丝马迹；其二，以共同从事的工作，补充史料的不足；其三，辅以他人诗文集记述，佐证其事。尤其是第三点，《方苞年谱》运用得妥帖娴熟。比如方苞的修身克己之功，古今无异词，但在同一时间场域中却难找到实证，而年谱撰者发掘出方苞好友李塨《甲午如京纪事》一文。该文记载方苞“自讼”尤其细致：“黄昏往，灵皋问过曰：‘苞居先兄丧，逾九月，至西湖，蓦遇美姝。动念。先君逝，歠粥几殆，母命食牛肉数片，期后，欲心时发，及被逮，则此心顿息矣。何予之亲父兄，不如遭患难也？禽兽哉？’”此外，年谱又征引门生雷鋐《读书偶记》所载方苞为友人居丧事：“望溪师言，人子居丧，三年不内寝，不饮酒食肉，名为士大夫有未能行者，今既知之，追悔不及，却有补行之法。每值亲忌辰之月，执行一月，此心隐痛如居丧时，则其性行必不浮薄，此躬行最切要处。高淳张彝叹，名自超，穷经笃行，望溪师之执友也，彝叹死，师三月不入内寝，或疑为过礼，师曰：‘若不如此，平日之交皆伪情矣’。”综上可见，《方苞年谱》所征引材料充分证实了方苞的修身克己之功，以及注重践行的学养与德行。
第三方史料的运用，不但能突破禁忌，还能揭示一些重要信息，解疑答惑。如方苞在朝廷工作三十年，前二十年主要致力于编纂书籍，但雍正九年（1731）至十一年短短三年间被火速提拔，官至二品礼部侍郎，个中原委一直模糊不清。《方苞年谱》则以朱轼《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等第三方史料为线索进行梳理：雍正九年三月，方苞奉诏与朱轼、吴襄、吴龙应、顾成天、曹一士等逐条摘驳吕留良《四书讲义》《语录》。十二月，谕大学士朱轼等刊刻《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并颁布直省学宫，同月，方苞擢升左春坊左中允。雍正十年五月又升翰林院侍讲，七月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吕留良案定谳，同月，方苞校刊的《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集刊成。雍正十一年三月，方苞代果亲王允礼编选《古文约选》成，为八旗子弟官修教材。四月，方苞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这些文献可知，方苞凭借自己出色的学问功底，从政治边缘逐渐走向中心，这才是其迅速擢升的重要原因。当然方苞与朱轼等人关系莫逆，也可能是其擢升的推手。至乾隆元年，随着朱轼等好友相继离世，方苞亦被革职。
除了各类禁忌之外，谱主个人及家族恩怨，也造成一些文献与史实的忌讳。比如张廷玉与方苞，同为桐城籍，在朝共事几十年，交往不少。但《方苞年谱》认为，二人关系并不亲密，甚至有刻意疏远之嫌。年谱根据一些材料指出，不仅刘大櫆落第与张廷玉有关，方苞长子道章不得志也与张廷玉相关，道章儿女亲家全祖望甚至称“故相尤恶之”。不唯如此，方苞在世时所编《望溪集》中也不提张廷玉。而细读《方苞年谱》会发现，编撰者似乎也有意淡化方苞与张廷玉关系，统计下来，全书涉及张廷玉的内容只有五处，即便在方苞去世的当年，张廷玉告老还乡之事也未见记载。尽管撰者这一处理方式未必妥当，但从谱主方苞角度来看，当有不同的意义在。如此看来，望溪异代有知音矣！
顾颉刚先生曾说：“人们谈起方苞,只看他是一位桐城派文章的宗匠而模糊了他的学术工作。他屈抑了二百年了。”顾先生所言耐人寻味，造成方苞形象窄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学术之争与桐城派的标签化应是主因。近些年，随着大量文献史料的挖掘整理，为深度研究提供了便利与可能，而《方苞年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文章在阅读中被升华，历史在书写中被创造。《方苞年谱》的出版，为今人全面认识方苞与桐城派提供了最新文献，对于了解康乾盛世的崛起也大有裨益。相信开卷即入宝山，必当满载而归矣。
清代著名文学家、桐城派宗师方苞的一生
任雪山 撰
繁体竖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6665-1
138.00元
内容简介
方苞（1668—1749），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江南桐城人，清代文学家。桐城派是清代以下重要的古文流派，影响巨大，方苞与姚鼐、刘大櫆并称，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方苞为学以程、朱为宗，提倡古文“义法”，追求道文并重。文风简严精实，古文写得雅洁自然，富有感染力。方苞的成就不仅限于古文创作，其作为官员、学者、选家，事迹亦多，只是为文学声名所掩盖，受到关注相对有限。现在这部《方苞年谱》，即力求通过充分的文献调查与考证，全方位、多面向地呈现方苞立体的历史形象，为读者了解方苞生平、所处时代、桐城源流提供一份扎实可读的材料。
编辑推荐
全面展现清代著名文学家、桐城派宗师方苞的一生。
广泛搜集各种珍贵材料，考证详细。
以点带面，勾勒清代前中期的文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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