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隋书》修订本亮相
评论内容：
“连续七年，在主会场中央大厅同一个位置，中华书局选择把最有影响力的书放在上海书展首发。”昨天下午，上海书展再度上演温情一幕——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作为主持人亮相《隋书》修订本读者见面会，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也连续第七年当嘉宾。从2013年开始，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都选择在上海书展首发，从《史记》、新旧《五代史》，到《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再到最新的《隋书》，这已经成为全国出版人与上海读者的书香约定。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标志新成果，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运用科学的校勘整理方法，对二十五部“正史”进行首次大规模系统整理，出版半个世纪以来，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和研究。2006年起，由中华书局组织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在充分继承原点校本成绩的基础上，按照当代学术规范加以复核和提升。
《隋书》记述了隋开皇元年至义宁二年共38年历史，系统保存了梁、陈、北齐、北周及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是唐魏徵、长孙无忌领衔编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全书85卷，包括帝纪5卷、列传50卷、志30卷。纪、传记载隋朝史事，志则涵括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故又称《五代史志》，为研究南北朝至唐期间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提供了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史料。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由汪绍楹点校，后经阴法鲁覆阅改定全稿，由邓经元编辑整理，于1973年出版。据原点校本《出版说明》，《隋书》校勘采用了传世的九种版本，并参校《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鉴》《通志》等书有关部分，版本校勘采取的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式。
“上海书展架起了出版者与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对图书的市场营销有着明显的拉动影响力，不但带动了出版的自身节奏，也成为很多读者的持续期待。”徐俊谈到，哪怕是偏冷门小众的历史、社科类读物，也不愁没有知音——当年《史记》修订本在上海书展首发后销售超十万套，大型专业书《辽史》修订本也卖出上万套，并在全国图书发行市场打开局面。
书展台下人头攒动，台上学者也现场“授课”。“《隋书》系统总结和记述了南北朝后期至隋的典章制度沿革，跟别的正史比起来，《隋书》的重要性不光在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而是综合反映了多个时代的历史。”《隋书》修订主持人之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吴玉贵说，与前四史相比，《隋书》知名度不算高，但这不意味着重要性低——对研究隋代历史来说，它是最重要的和“唯一”的。“唐承隋制，而且是全面继承，唐朝各项重要制度，基本上在隋代都已成型，到唐代以后得以继续发展完善。从寻根溯源的意义上来说，要想透彻理解唐朝，就必须回到隋朝，从《隋书》中寻找答案。”
《隋书》修订严格遵守底本校勘的原则，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宋甲本、宋乙本、元至顺本、明汲古阁本，参校元大德本、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清武英殿本，除明显版刻讹误外，凡有改动必出校记。百衲本底本大德本的覆刻、补板情况极为复杂，在覆刻或修板时，常参考利用后代的版本，加之百衲本影印时又作了修改描润，所以百衲本的某些文字往往与南北监本、殿本相同，而与宋、元本乃至汲本相异。
“为了弥补百衲本的这一缺憾，修订本在必要时以异文校的形式，交待了宋、元本等早期版本的情况。在版本校的基础上，运用本校、他校，大量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墓志等相关资料进行校勘，尽可能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和校勘成果。”《隋书》修订主持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彦弘说。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标志新成果，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运用科学的校勘整理方法，对二十五部“正史”进行首次大规模系统整理，出版半个世纪以来，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和研究。2006年起，由中华书局组织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在充分继承原点校本成绩的基础上，按照当代学术规范加以复核和提升。
《隋书》记述了隋开皇元年至义宁二年共38年历史，系统保存了梁、陈、北齐、北周及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是唐魏徵、长孙无忌领衔编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全书85卷，包括帝纪5卷、列传50卷、志30卷。纪、传记载隋朝史事，志则涵括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故又称《五代史志》，为研究南北朝至唐期间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提供了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史料。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由汪绍楹点校，后经阴法鲁覆阅改定全稿，由邓经元编辑整理，于1973年出版。据原点校本《出版说明》，《隋书》校勘采用了传世的九种版本，并参校《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鉴》《通志》等书有关部分，版本校勘采取的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式。
“上海书展架起了出版者与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对图书的市场营销有着明显的拉动影响力，不但带动了出版的自身节奏，也成为很多读者的持续期待。”徐俊谈到，哪怕是偏冷门小众的历史、社科类读物，也不愁没有知音——当年《史记》修订本在上海书展首发后销售超十万套，大型专业书《辽史》修订本也卖出上万套，并在全国图书发行市场打开局面。
书展台下人头攒动，台上学者也现场“授课”。“《隋书》系统总结和记述了南北朝后期至隋的典章制度沿革，跟别的正史比起来，《隋书》的重要性不光在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而是综合反映了多个时代的历史。”《隋书》修订主持人之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吴玉贵说，与前四史相比，《隋书》知名度不算高，但这不意味着重要性低——对研究隋代历史来说，它是最重要的和“唯一”的。“唐承隋制，而且是全面继承，唐朝各项重要制度，基本上在隋代都已成型，到唐代以后得以继续发展完善。从寻根溯源的意义上来说，要想透彻理解唐朝，就必须回到隋朝，从《隋书》中寻找答案。”
《隋书》修订严格遵守底本校勘的原则，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宋甲本、宋乙本、元至顺本、明汲古阁本，参校元大德本、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清武英殿本，除明显版刻讹误外，凡有改动必出校记。百衲本底本大德本的覆刻、补板情况极为复杂，在覆刻或修板时，常参考利用后代的版本，加之百衲本影印时又作了修改描润，所以百衲本的某些文字往往与南北监本、殿本相同，而与宋、元本乃至汲本相异。
“为了弥补百衲本的这一缺憾，修订本在必要时以异文校的形式，交待了宋、元本等早期版本的情况。在版本校的基础上，运用本校、他校，大量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墓志等相关资料进行校勘，尽可能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和校勘成果。”《隋书》修订主持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彦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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