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实猎在中国：间谍、语言天才，还是江湖骗子？
评论内容：
普鲁士人郭实猎（Karl Gützlaff）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个性倨傲狷急、行事夸张高调。凭借超常的语言天才，他于19世纪30年代初，最先突破清政府海禁，又在之后一直扮演着鸦片商人、英国商务监督、侵华英军及港英政府的翻译、参谋、情报官、殖民官员和传教士等多重角色。他是中国境内第一本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者，是中国最早的内地传道会——汉会的创始人。他以中、英、德、荷等国语言撰写论文和游记，极富影响。他是后人理解19世纪上半叶中西碰撞过程的关键线索，但他的行为和形象却充满矛盾、迷离难辨。关于他的争论至今未消。
本书从新发现的莱顿大学特藏、圣公会档案、荷兰传道会档案等文献入手，以英、德、荷、汉等多语种文献互勘，力图重新勾勒郭实猎的历史形象，进而揭示他在“开放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舆论作用和实践层面的影响。
李骛哲，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晚清政治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现为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副教授。撰有《李文田年谱长编》，在《近代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汉学研究》《道风》等刊物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李骛哲在研究中运用史料以复原史实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在解读文献和分析问题上堪称细致、严谨。对每一个选定的专题都进行了深入的专门讨论，合起来则可以展现郭实猎不平凡的一生。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丰富的细节重建了郭实猎事业和生活的实态，其个性也藉此得到成功的描摹。
——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该书填补了前人宏观近代史框架中的微观细节，以史实细节逼真展示了19世纪30—50年代郭实猎在清朝沿海进行违禁航行的心态与言行，在微观层面上揭示了19世纪西欧帝国主义向东扩张中，传教、商贸、舆论与武力之间的连带关系，在国内外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无论在史料上还是识见上都推进了一步。
——周伟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
1831年是中英关系史上的多事之秋。5月12日，英商重修商馆码头等举动遭到朝廷问责，广东巡抚朱桂桢携粤海关监督中祥打破嘉庆十九年（1814）以来的成例，突然闯入十三行商馆，一面在英王画像前公开审讯、斥责总商和通事，一面蛮横地命人“毁英商公局”，将事前由两广总督李鸿宾默许英人新建的商馆围墙、大门及码头等设施尽数拆毁。李鸿宾还进一步颁布《防范外夷八条章程》。英商将其视为玷污大不列颠国王尊严的严重挑衅，但广东当局在事后长达数月的时间内概不接收英商申诉。此事很快引起了英印总督本庭克（W.C. Bentinck）的重视，他亲自致函李鸿宾和道光皇帝，并派遣专使于12月5日前往广州交涉。交涉最终不了了之，但深受刺激的东印度公司驻华特选委员会主席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s）还是决心以强硬对抗强硬。他函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表示愿意亲自乘军舰北上天津，向中国皇帝递交交涉函牍，但随即被政策保守的公司总部罢免。
也正是在这个中英间矛盾十分尖锐的节点上，郭实猎完成了自己的首次中国沿海航行，登陆澳门。郭实猎并不知道自己来得正是时候，而比郭实猎年长二十一岁的马礼逊却敏锐地意识到，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正是开放中国的合适人选。马礼逊既是东印度公司的中文译员，又是当时最重要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他在广州徘徊了25年也没能找到进入中国传教的方法，郭实猎的出现，使他重新燃起了打开中国大门的希望。他立即将郭实猎引荐给马治平，并称“他的冒险行为与勇于说话使他在此间颇受赞扬，搭乘中国船只向北航行之举塑造他成为胆大之人与当今宠儿”。
1832年1月12日，在离职返回英国前，马治平签署了派遣东印度公司驻华高级雇员林赛指挥炮舰“克莱福”号（Clive）北上进行贸易调查的命令，并以每月100银元的高薪，聘请郭实猎担任这次航行的随船译员和医生。
郭实猎在乘坐“顺利”号离开曼谷之际曾许诺，如果航行成功，他将返回暹罗继续传教。马治平的聘请显然改变了他的计划。在19世纪，新教传教士接受商人聘请参与商业和政治，并不算什么新闻，对于郭实猎这样一位生活和传教经费皆须自筹的独立传教士来说更是如此。初到澳门的郭实猎几乎就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他在暹罗的家人已经全部离世，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额外的财产。在生计都无法维持的时刻，有人出高薪聘请郭实猎参与前往中国的航程，他自会欣然应允。参与此行，不但可以使他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还能借机在沿途行医、传教，继续他的志业。但连续两次参与长途航行的举动也意味着，郭实猎放弃了他与李玛环在暹罗驻站传教的工作模式，重新选择了荷兰传道会和早期伦敦会传教士饱受诟病的旅行传教模式。而郭实猎的心境似乎随着妻女的病逝而回到了之前冒进求功的状态。
根据马治平的指示，这次调查航行的目的是“探查广州以北，特别是福建与江浙沿海港口通商的可能性及各地方政府与人民对此的反应态度”，“尝试交易”并“搜集商业情报”；不得携带鸦片，不得透露该船成员的东印度公司身份，不得与各地政府或平民产生冲突，不得进入内地；在1832年6月1日以前须返回澳门。
由于“克莱福”号的舰长引用东印度公司的条例，拒绝用炮舰载运商品，继任委员会主席的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便在2月5日前后，以每月2500银元的价格，另外租用了350吨的英籍商船“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以作北上考察之用，并随船载运“宽幅绒、羽纱、不列颠花布、棉纱、印度原棉”等物以备贸易，增派了火炮和士兵防止不测。为了不暴露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身份，林赛以“胡夏米”自饰—此化名似为Hugh Hamilton的粤语音译；郭实猎自称“甲利”，是其教名Charles的昵称Charlie的音译。
1832年2月25日，林赛与郭实猎登上“阿美士德勋爵”号，于次日正式起航。
有关这次航行的中文文献极少，绝大多数记录都来自郭实猎和林赛合著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赴中国北方港口的航行报告》与郭实猎独著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从报告内容可知，郭实猎的主要任务是与沿海政府接洽、购买给养、寻找领航员等。林赛只能说简单的汉语，既听不懂方言，也经常“无法让中国人听懂他说的中文”，所以沿途对官对商的交涉都由郭实猎负责。
郭实猎的价值很快得到充分的体现。4月2日，“阿美士德勋爵”号接近厦门，“距该城约一英里”下锚，随即被清军师船包围。郭实猎出面与厦门提督陈化成、金门总兵窦振彪交涉，要求以公价向当地人购买补给和淡水，而航行负责人林赛站在郭实猎身后，听取翻译，把握谈判的原则。林赛曾提到过郭实猎在这次交涉中的表现：
总兵与郭实猎两人之间后来用福建方言攀谈起来，总兵坦率地宣称我们请求购买粮食只是一个掩盖某种恶毒目的的借口；但是郭实猎先生不是个会被吆喝所吓倒的人，他对总兵的责难答复得那样机智有力，我们很满意地看到对方的论点完全被驳倒了。
郭实猎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较高的语言能力上，他擅长中国方言，尤其是闽南话；其次是他的相貌，他的头发、面容和身高似乎也与闽南人较为贴合，再加上一身中国服装，几令在场的中国官员怀疑他是“本地人伪装充当的奸细”。更为关键的则是他的交涉能力。与暹罗华侨两年的朝夕相处，使郭实猎学会了与中国人交往的技巧。与马礼逊等人在对华交涉时所表现出来的克制不同，郭实猎夸张偏激的个性使他敢于和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当面冲突，从而在交涉中不落下风，但他同时又能通过“机智有力”的语言技巧化解对方的责难，最终迫使陈化成让步，“同意派人充当买办”协助他们购买给养。
尽管如此，第二次沿海航行首站的交涉并不算成功。尤其是厦门驻军将“阿美士德勋爵”号误认为英军的战舰，不仅引起了清军的恐慌，也使得郭实猎无法实现销售货物的目的：
有关英国人和中国当局之间争端的消息，相当模糊又夸大，却已经在沿海一带传遍了，这是1831年5月的恶行造成的后果。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有一个谣言像野火一样传开了，说我们只是舰队的先导，这个舰队有二十艘战船，而且我们是为了报复在广东遭受的屈辱和伤害而来。所以相邻的各县都收到了紧急的命令，要求相邻各县把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都集中起来。
陈化成担心“阿美士德勋爵”号此行是要以武力报复广州当局强拆商馆的举动，他在厦门戒备森严，这意味着郭实猎已经不可能有机会“同本地人私自来往”。在完成补给之后，“阿美士德勋爵”号便于4月7日离开厦门继续北上。郭实猎在事后总结道：
为了避免（我们遭受的一切），应立即进入港口，并在中国帆船当中下锚，在合理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之前，他们便不应该离开，从而达到目的、促进商业，也减少官员和民众的麻烦……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不坚决要求，也会遭到中国人的拒绝。
随着郭实猎对华交涉经验的增长，“阿美士德勋爵”号在沿海的收获也越来越多。4月24日，郭实猎与林赛到达福州，直接将“阿美士德勋爵”号泊于福州海关之前，摆出一副不能贸易绝不离开的架势，与当地兵吏对峙24天，最终迫使署理闽浙总督魏元烺让步，售出了价值2089两7钱白银的纺织品。“阿美士德勋爵”号于5月25日抵达舟山附近洋面，与当地政府对峙了18天；6月13日，沿长江近迫上海。到达上海后，林赛与郭实猎显得越发跋扈，他们不但公然冲击道台衙门，在遭到阻拦后甚至直接撞脱衙署二门入内示威，并驾船与当地驻军对峙长达17天之久；随后又北上威海卫、朝鲜、琉球，9月5日才返回澳门。
此次航行在贸易方面并不算成功，因为“阿美士德勋爵”号共亏损5647英镑。但作为一次商业调查航行，林赛与郭实猎此行却堪称成功。
在沿途各地，郭实猎携林赛等人不但公然进入城市采购补给和商品、游历清军兵营、观摩清军操演，他甚至敢在清政府官员面前公开传教，委托他们将传教资料递交给道光皇帝。而各地的督、抚、提、镇等官员，除了在奏折中一味掩饰郭实猎等人的行踪之外，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将他们驱逐离境。无论是厦门的陈化成、福州的魏元烺，抑或江苏的林则徐和关天培，各地的封疆大吏不但对英船此来的目的不甚了解，甚至连对手的底细也一概不清楚。
相比之下，郭实猎和林赛收获的资讯则要多得多。在二人的航行记中，记录了大量沿海港口的贸易、航道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清政府官员和军队真实状况的打探。在军备方面，郭实猎注意到沿海炮台的朽坏、士兵良莠不齐、军备落伍。他描写道：陈化成属下的士兵“穿着虎纹军服，有的没有鼻子，有的则只有一只眼，大多数都是老弱之辈”，只有军官“穿着全套制服，身背弓箭，穿着优雅，同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与上海的清军对峙时，他们又记录了清军孱弱的军备：
江岸两侧已有六门火炮架起在泥台上，附近既无货车也无马车。在河岸的高处排列着相当数量的帐篷，以供执勤的兵勇居住。这些低矮的帐篷几乎难以遮挡风雨。为了显示出已有军事准备的样子，离岸稍远处的一整列土堆被砌成了帐篷的形状，并刷成白色。所有这些都被我们在船上用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江口还泊有15艘中国战船，这些战船是我们所见过最破烂无用的，它们只是一些大而笨拙的船只，约80吨，并在船中央的高台上设有一门火炮。
林赛还在文中强调，关天培属下士兵只有“一柄刀及柳条编成的盾牌”，而且“那些刀实在不成样子，简直就像一根铁条”，“火枪保养极差，几乎都快锈蚀了”，以至于“只要有50名训练有素而又坚毅”的英国士兵，就能打败500名、甚至更多的清军。
郭实猎形容海坛镇总兵万超是个“又老又糊涂的大烟鬼”，“表现得极端无礼，甚至到了侮辱人的地步”。当地的师船，“就好像一座鸦片烟鬼的巢穴（a den of opium-smokers），所有人都在模仿他们高贵的船长，在麻醉药中自由地放纵”。林赛也提到，“阿美士德勋爵”号到达福州时，曾因为清军水师航海技术不佳，而被都司陈显生的坐船撞断了斜桅。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撞击，四名英国水手登上清军师船“割断船缆”，却导致陈显生属下“四十或五十中国船员”弃船而逃。在上海时，郭实猎与林赛为了进入道台衙门与苏松太道吴其泰交涉，竟然命令随行水手撞毁衙署二门，但在场的中国官员竟不敢反击，反而请他们“入座并送上烟、茶”。在接下来交涉的过程中，甚至有一位参与谈判的知州几乎公开地宣传走私。他“让通事给郭实猎捎信”，声称如果英船“返回宁波外的岛屿，它肯定可以在那里不受干扰地进行贸易”。
“阿美士德勋爵”号的意义，并不止于该船途经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港，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四个口岸。郭实猎和林赛此行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摸清了清政府的虚实，并向西方展示出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航行和非法贸易的可能性。借着郭实猎在沿海各地的横冲直撞，盘踞在广东的港脚商人发现，清政府不仅无力驱逐入侵的英船，不敢对擅自入境的西方人采取断然的强制手段，甚至会默许西人在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这便为港脚商人下决心打破广州的贸易平衡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间谍，语言天才，还是江湖骗子？
重新认识一个隐没在历史尘烟中的关键人物。
李骛哲 著
978-7-101-16890-7
68.00元
普鲁士人郭实猎（Karl Gützlaff）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个性倨傲狷急、行事夸张高调。凭借超常的语言天才，他于19世纪30年代初，最先突破清政府海禁，又在之后一直扮演着鸦片商人、英国商务监督、侵华英军及港英政府的翻译、参谋、情报官、殖民官员和传教士等多重角色。他是中国境内第一本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者，是中国最早的内地传道会——汉会的创始人。他以中、英、德、荷等国语言撰写论文和游记，极富影响。他是后人理解19世纪上半叶中西碰撞过程的关键线索，但他的行为和形象却充满矛盾、迷离难辨。关于他的争论至今未消。
身着福建水手服饰的郭实猎
本书从新发现的莱顿大学特藏、圣公会档案、荷兰传道会档案等文献入手，以英、德、荷、汉等多语种文献互勘，力图重新勾勒郭实猎的历史形象，进而揭示他在“开放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舆论作用和实践层面的影响。
作者简介
李骛哲，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晚清政治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现为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副教授。撰有《李文田年谱长编》，在《近代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汉学研究》《道风》等刊物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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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评论
李骛哲在研究中运用史料以复原史实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在解读文献和分析问题上堪称细致、严谨。对每一个选定的专题都进行了深入的专门讨论，合起来则可以展现郭实猎不平凡的一生。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丰富的细节重建了郭实猎事业和生活的实态，其个性也藉此得到成功的描摹。
——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该书填补了前人宏观近代史框架中的微观细节，以史实细节逼真展示了19世纪30—50年代郭实猎在清朝沿海进行违禁航行的心态与言行，在微观层面上揭示了19世纪西欧帝国主义向东扩张中，传教、商贸、舆论与武力之间的连带关系，在国内外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无论在史料上还是识见上都推进了一步。
——周伟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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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
1831年是中英关系史上的多事之秋。5月12日，英商重修商馆码头等举动遭到朝廷问责，广东巡抚朱桂桢携粤海关监督中祥打破嘉庆十九年（1814）以来的成例，突然闯入十三行商馆，一面在英王画像前公开审讯、斥责总商和通事，一面蛮横地命人“毁英商公局”，将事前由两广总督李鸿宾默许英人新建的商馆围墙、大门及码头等设施尽数拆毁。李鸿宾还进一步颁布《防范外夷八条章程》。英商将其视为玷污大不列颠国王尊严的严重挑衅，但广东当局在事后长达数月的时间内概不接收英商申诉。此事很快引起了英印总督本庭克（W.C. Bentinck）的重视，他亲自致函李鸿宾和道光皇帝，并派遣专使于12月5日前往广州交涉。交涉最终不了了之，但深受刺激的东印度公司驻华特选委员会主席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s）还是决心以强硬对抗强硬。他函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表示愿意亲自乘军舰北上天津，向中国皇帝递交交涉函牍，但随即被政策保守的公司总部罢免。
也正是在这个中英间矛盾十分尖锐的节点上，郭实猎完成了自己的首次中国沿海航行，登陆澳门。郭实猎并不知道自己来得正是时候，而比郭实猎年长二十一岁的马礼逊却敏锐地意识到，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正是开放中国的合适人选。马礼逊既是东印度公司的中文译员，又是当时最重要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他在广州徘徊了25年也没能找到进入中国传教的方法，郭实猎的出现，使他重新燃起了打开中国大门的希望。他立即将郭实猎引荐给马治平，并称“他的冒险行为与勇于说话使他在此间颇受赞扬，搭乘中国船只向北航行之举塑造他成为胆大之人与当今宠儿”。
马礼逊
1832年1月12日，在离职返回英国前，马治平签署了派遣东印度公司驻华高级雇员林赛指挥炮舰“克莱福”号（Clive）北上进行贸易调查的命令，并以每月100银元的高薪，聘请郭实猎担任这次航行的随船译员和医生。
郭实猎在乘坐“顺利”号离开曼谷之际曾许诺，如果航行成功，他将返回暹罗继续传教。马治平的聘请显然改变了他的计划。在19世纪，新教传教士接受商人聘请参与商业和政治，并不算什么新闻，对于郭实猎这样一位生活和传教经费皆须自筹的独立传教士来说更是如此。初到澳门的郭实猎几乎就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他在暹罗的家人已经全部离世，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额外的财产。在生计都无法维持的时刻，有人出高薪聘请郭实猎参与前往中国的航程，他自会欣然应允。参与此行，不但可以使他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还能借机在沿途行医、传教，继续他的志业。但连续两次参与长途航行的举动也意味着，郭实猎放弃了他与李玛环在暹罗驻站传教的工作模式，重新选择了荷兰传道会和早期伦敦会传教士饱受诟病的旅行传教模式。而郭实猎的心境似乎随着妻女的病逝而回到了之前冒进求功的状态。
根据马治平的指示，这次调查航行的目的是“探查广州以北，特别是福建与江浙沿海港口通商的可能性及各地方政府与人民对此的反应态度”，“尝试交易”并“搜集商业情报”；不得携带鸦片，不得透露该船成员的东印度公司身份，不得与各地政府或平民产生冲突，不得进入内地；在1832年6月1日以前须返回澳门。
由于“克莱福”号的舰长引用东印度公司的条例，拒绝用炮舰载运商品，继任委员会主席的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便在2月5日前后，以每月2500银元的价格，另外租用了350吨的英籍商船“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以作北上考察之用，并随船载运“宽幅绒、羽纱、不列颠花布、棉纱、印度原棉”等物以备贸易，增派了火炮和士兵防止不测。为了不暴露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身份，林赛以“胡夏米”自饰—此化名似为Hugh Hamilton的粤语音译；郭实猎自称“甲利”，是其教名Charles的昵称Charlie的音译。
1832年2月25日，林赛与郭实猎登上“阿美士德勋爵”号，于次日正式起航。
有关这次航行的中文文献极少，绝大多数记录都来自郭实猎和林赛合著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赴中国北方港口的航行报告》与郭实猎独著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从报告内容可知，郭实猎的主要任务是与沿海政府接洽、购买给养、寻找领航员等。林赛只能说简单的汉语，既听不懂方言，也经常“无法让中国人听懂他说的中文”，所以沿途对官对商的交涉都由郭实猎负责。
《“阿美士德勋爵”号赴中国北方港口的航行报告》
郭实猎的价值很快得到充分的体现。4月2日，“阿美士德勋爵”号接近厦门，“距该城约一英里”下锚，随即被清军师船包围。郭实猎出面与厦门提督陈化成、金门总兵窦振彪交涉，要求以公价向当地人购买补给和淡水，而航行负责人林赛站在郭实猎身后，听取翻译，把握谈判的原则。林赛曾提到过郭实猎在这次交涉中的表现：
总兵与郭实猎两人之间后来用福建方言攀谈起来，总兵坦率地宣称我们请求购买粮食只是一个掩盖某种恶毒目的的借口；但是郭实猎先生不是个会被吆喝所吓倒的人，他对总兵的责难答复得那样机智有力，我们很满意地看到对方的论点完全被驳倒了。
郭实猎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较高的语言能力上，他擅长中国方言，尤其是闽南话；其次是他的相貌，他的头发、面容和身高似乎也与闽南人较为贴合，再加上一身中国服装，几令在场的中国官员怀疑他是“本地人伪装充当的奸细”。更为关键的则是他的交涉能力。与暹罗华侨两年的朝夕相处，使郭实猎学会了与中国人交往的技巧。与马礼逊等人在对华交涉时所表现出来的克制不同，郭实猎夸张偏激的个性使他敢于和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当面冲突，从而在交涉中不落下风，但他同时又能通过“机智有力”的语言技巧化解对方的责难，最终迫使陈化成让步，“同意派人充当买办”协助他们购买给养。
尽管如此，第二次沿海航行首站的交涉并不算成功。尤其是厦门驻军将“阿美士德勋爵”号误认为英军的战舰，不仅引起了清军的恐慌，也使得郭实猎无法实现销售货物的目的：
有关英国人和中国当局之间争端的消息，相当模糊又夸大，却已经在沿海一带传遍了，这是1831年5月的恶行造成的后果。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有一个谣言像野火一样传开了，说我们只是舰队的先导，这个舰队有二十艘战船，而且我们是为了报复在广东遭受的屈辱和伤害而来。所以相邻的各县都收到了紧急的命令，要求相邻各县把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都集中起来。
陈化成担心“阿美士德勋爵”号此行是要以武力报复广州当局强拆商馆的举动，他在厦门戒备森严，这意味着郭实猎已经不可能有机会“同本地人私自来往”。在完成补给之后，“阿美士德勋爵”号便于4月7日离开厦门继续北上。郭实猎在事后总结道：
为了避免（我们遭受的一切），应立即进入港口，并在中国帆船当中下锚，在合理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之前，他们便不应该离开，从而达到目的、促进商业，也减少官员和民众的麻烦……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不坚决要求，也会遭到中国人的拒绝。
最初以“郭实猎信号塔”为名的上海外滩信号塔
随着郭实猎对华交涉经验的增长，“阿美士德勋爵”号在沿海的收获也越来越多。4月24日，郭实猎与林赛到达福州，直接将“阿美士德勋爵”号泊于福州海关之前，摆出一副不能贸易绝不离开的架势，与当地兵吏对峙24天，最终迫使署理闽浙总督魏元烺让步，售出了价值2089两7钱白银的纺织品。“阿美士德勋爵”号于5月25日抵达舟山附近洋面，与当地政府对峙了18天；6月13日，沿长江近迫上海。到达上海后，林赛与郭实猎显得越发跋扈，他们不但公然冲击道台衙门，在遭到阻拦后甚至直接撞脱衙署二门入内示威，并驾船与当地驻军对峙长达17天之久；随后又北上威海卫、朝鲜、琉球，9月5日才返回澳门。
此次航行在贸易方面并不算成功，因为“阿美士德勋爵”号共亏损5647英镑。但作为一次商业调查航行，林赛与郭实猎此行却堪称成功。
在沿途各地，郭实猎携林赛等人不但公然进入城市采购补给和商品、游历清军兵营、观摩清军操演，他甚至敢在清政府官员面前公开传教，委托他们将传教资料递交给道光皇帝。而各地的督、抚、提、镇等官员，除了在奏折中一味掩饰郭实猎等人的行踪之外，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将他们驱逐离境。无论是厦门的陈化成、福州的魏元烺，抑或江苏的林则徐和关天培，各地的封疆大吏不但对英船此来的目的不甚了解，甚至连对手的底细也一概不清楚。
林则徐
相比之下，郭实猎和林赛收获的资讯则要多得多。在二人的航行记中，记录了大量沿海港口的贸易、航道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清政府官员和军队真实状况的打探。在军备方面，郭实猎注意到沿海炮台的朽坏、士兵良莠不齐、军备落伍。他描写道：陈化成属下的士兵“穿着虎纹军服，有的没有鼻子，有的则只有一只眼，大多数都是老弱之辈”，只有军官“穿着全套制服，身背弓箭，穿着优雅，同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与上海的清军对峙时，他们又记录了清军孱弱的军备：
江岸两侧已有六门火炮架起在泥台上，附近既无货车也无马车。在河岸的高处排列着相当数量的帐篷，以供执勤的兵勇居住。这些低矮的帐篷几乎难以遮挡风雨。为了显示出已有军事准备的样子，离岸稍远处的一整列土堆被砌成了帐篷的形状，并刷成白色。所有这些都被我们在船上用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江口还泊有15艘中国战船，这些战船是我们所见过最破烂无用的，它们只是一些大而笨拙的船只，约80吨，并在船中央的高台上设有一门火炮。
林赛还在文中强调，关天培属下士兵只有“一柄刀及柳条编成的盾牌”，而且“那些刀实在不成样子，简直就像一根铁条”，“火枪保养极差，几乎都快锈蚀了”，以至于“只要有50名训练有素而又坚毅”的英国士兵，就能打败500名、甚至更多的清军。
郭实猎形容海坛镇总兵万超是个“又老又糊涂的大烟鬼”，“表现得极端无礼，甚至到了侮辱人的地步”。当地的师船，“就好像一座鸦片烟鬼的巢穴（a den of opium-smokers），所有人都在模仿他们高贵的船长，在麻醉药中自由地放纵”。林赛也提到，“阿美士德勋爵”号到达福州时，曾因为清军水师航海技术不佳，而被都司陈显生的坐船撞断了斜桅。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撞击，四名英国水手登上清军师船“割断船缆”，却导致陈显生属下“四十或五十中国船员”弃船而逃。在上海时，郭实猎与林赛为了进入道台衙门与苏松太道吴其泰交涉，竟然命令随行水手撞毁衙署二门，但在场的中国官员竟不敢反击，反而请他们“入座并送上烟、茶”。在接下来交涉的过程中，甚至有一位参与谈判的知州几乎公开地宣传走私。他“让通事给郭实猎捎信”，声称如果英船“返回宁波外的岛屿，它肯定可以在那里不受干扰地进行贸易”。
“阿美士德勋爵”号的意义，并不止于该船途经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港，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四个口岸。郭实猎和林赛此行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摸清了清政府的虚实，并向西方展示出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航行和非法贸易的可能性。借着郭实猎在沿海各地的横冲直撞，盘踞在广东的港脚商人发现，清政府不仅无力驱逐入侵的英船，不敢对擅自入境的西方人采取断然的强制手段，甚至会默许西人在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这便为港脚商人下决心打破广州的贸易平衡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南京条约签订图》中间部分及对应人物，后排右二为郭实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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