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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2日(周四)20:00,“中华帝王传记”特装书第十三种《忽必烈传》即将上架,敬请关注。



郑思肖祖籍福建连江,后随父迁居苏州。原名郑之因,宋亡后改名思肖,寓意思念赵宋。他生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十四岁考中秀才。二十岁左右应博学鸿词考试,授和靖书院山长。三十九岁时南宋亡国,他拒绝仕元,隐居苏州四十年,并与降元的旧友赵孟頫绝交。他既是宋末元初的著名爱国诗人、画家,又是南宋遗民的代表性人物。他曾于1275年至1283年撰有16000余字的长篇叙事散文《大义略叙》,后收入其代表作《心史》(真伪有争议)。他在《大义略叙》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僧为僧官统僧,道士为道官统道士。”其中“九儒十丐”被后世认为是对元代读书人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流传甚广,早已成为元史的共识之一。
对于“九儒十丐”这种“奇怪论调”(引自李治安:《忽必烈传》,中华书局,2026年11月。以下同),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元史研究名家李治安教授做了细致辩驳。他在《忽必烈传》中指出:郑思肖所说的“官、吏、僧、道、医、工、猎、民、儒、丐”这十种类别,其实是“元朝职业户计的分野”,也就是元代的户籍类别。而且,这些不同户籍类别的人群,“各立官署,自治其人”。关键的是,这里所说的户籍类别遗漏了“军户”,而“军户”是元代重要的户籍类别之一。在李治安教授看来,“九儒十丐”这种排序,只不过是郑思肖按照“职业户计”的胪列,并非官方的正规等级秩序,因此,这种说法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忽必烈时期儒士的实际地位。
忽必烈时期的读书人,处境比较微妙。隶属于儒户的读书人,仍然享有种种特权,比如免除差役、选拔充任教官及儒吏。但教官和儒吏的地位低下,唯有教授有品级,为从八品、正九品的低级官员,而学正、学录、教谕、山长等均为没有品级的流外官,薪俸极低。而且,从下层教官进入流品官的机会非常渺茫。就算进入流品官,仍然属于流品官的低级,很难向上升转。
不过,有趣的是,“在历任蒙古大汗中,忽必烈应是较热心地举办朝廷和地方儒学教育的第一人”。早在1251年,蒙哥登上汗位,忽必烈奉命总领漠南军国重事,便开始借开府之机招揽四方英才,包括原为金朝士子在内的读书人和豪杰之士逐渐聚集到忽必烈帐下。据李治安教授介绍,在忽必烈临时征召和长期留在漠北的汉族士大夫中,以张德辉、刘秉忠、姚枢、李冶为代表,都曾向忽必烈系统宣讲过治国之道。由于汉族儒士的影响,忽必烈曾有一定的尊孔礼儒的倾向。如1244年金朝状元王鹗应忽必烈之召,携带孔子画像赴漠北举行释奠礼,忽必烈还与身边人享用释奠礼的食物。1252年,元好问和张德辉北上朝觐,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但如李治安教授所言,忽必烈当时未必能理解释奠和尊号的真正含义,“他的尊孔礼儒,也是比较朦胧或不十分自觉的”。

忽必烈即位之后,热心举办儒学教育。李治安教授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兴建正规的国子学。如设立国子学和国子监,元朝有了儒学最高学府和专门管理机构,这与其他汉地王朝没有差别。二是地方官办儒学普遍设立。如依王鹗之议,在各路设立提举学校官,选博学老儒充任教官,“这意味着北部中国地方官办儒学的全面恢复和重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蒙古统治者不重视儒学文治的偏向”。平定南宋后,还设立江淮十一道儒学提举司,专门管理江南地区的公立儒学教育。三是儒学教官的制度化。忽必烈统一南北后,一方面设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教官的职位,另一方面还专门颁布了《学官格例》,作为管理教官的办法。
忽必烈如此重视儒学,举办儒学教育,但对科举很不积极,甚至多次拒绝汉族士大夫恢复科举的建议。忽必烈对科举的这种排斥态度,李治安教授认为,“既受汉地厌恶金宋文士溺于场屋奔竞、唯务诗赋空文的舆情影响,也与他固守选官领域内蒙古贵族的特权利益有关”。科举正途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元代读书人社会地位的下降,但还不至于与“丐”为伍。
以上主要基于李治安教授全面修订的《忽必烈传》一书中的内容,对长久以来“九儒十丐”的主流说法做了简要辩驳,进而揭示忽必烈对儒学和儒家士大夫的矛盾复杂态度。《忽必烈传》是李治安教授研治元史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从元代制度史转向元代人物研究的代表作。纳入“中华帝王传记”丛书时,李治安教授首次做了全面修订,并重写了末章(即结论一章),还增加了“忽必烈大事年表”。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忽必烈传记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