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学派的主要成员和传承者、创新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19日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
推送张先生1992年刊登在《文史知识》“历史百题”栏目的一篇文章，以兹纪念。
张岂之先生千古！

关于陕西古代思想文化，我和我的同事刚刚写完《陕西思想文化史》一书，也可称之为《三秦思想文化史》。从蓝田人和大荔人，陕西境内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轩辕黄帝时代的文化、先周文化、秦文化，写到汉、唐文化，以迄宋代关学，直到陕西当代革命历史文化。我们的总看法是：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从人文初祖轩辕开始，在这块丰厚的文化沃土上，耸立着周秦汉唐诸座文化丰碑。近代，这块古老的文化基地又孕育产生了光辉的延安精神。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延安革命精神，是陕西文化的两大特色。要从古至今写出三秦文化的特色，是很困难的。以下试从几个侧面对三秦古代文化，作些介绍。

一、三秦文化的悠久渊源

首先要提到蓝田人，这指本世纪60年代在陕西省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发现的猿人化石。蓝田猿人生活的时代距今约100万年至50万年。这表明公王岭蓝田猿人的时代早于北京人。

还要提到大荔人，这指本世纪70年代末在陕西省大荔县解放村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距今约10余万年。蓝田人和大荔人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他们已经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渡，脱离了原始群而进入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组织形态——血缘家族阶段。

母系氏族社会遗址遍布陕西各地，关中渭水流域尤其众多。已经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母系氏族社会遗址。从遗址中我们了解到这个时期的生活情况和社会习俗。

大约公元前6000多年的时候，中国原始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也就是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被青铜时代所代替，中国历史才进入文明时代。

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陕西龙山文化时期，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最初发现于西安市客省庄，也称为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在黄河、渭水流域。从龙山文化中可以看到当时建筑技术的进步以及农业的发展。

这里不能不谈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笔者认为，黄帝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黄帝族主要活动于陕北黄土高原，黄帝逝世后安葬于陕北黄土高原（参看拙作《黄帝与陕北黄土高原》，《西北民俗》1990年第1期）。黄帝时代，陕西物质文明有了很大进步，当时发明了井、舟、车、铜镜等。黄帝时代有了文字，与文字相关的甲子和历法，也是这个时期的发明。

关于中国远古传说时期的另一位部落首领炎帝，据《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水经·渭水注》：“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凤翔府志》《宝鸡县志》还记载炎帝生于蒙峪，长于姜水，沐浴于九龙城。今宝鸡市区渭水南有姜水，又有姜氏城、蒙峪和九龙泉。这一带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很多，又有后人怀念炎帝而建的“神农祠”。据这些资料看，我觉得炎帝生于和长于宝鸡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当然，黄帝和炎帝并非固守一地，他们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和其他地方，因此除陕西地区外，其他地区也有关于黄帝和炎帝活动的传说。

陕西龙山文化与西周建国之间大致相隔着中国历史上的夏、商两代，即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1000年时间。这期间的陕西历史面目尚未完全弄清，现在能够确定的是：古公亶父率领周人由豳（今陕西彬县、旬邑县）迁岐（今陕西省岐山县）后，在周原定居下来，农业得到发展，筑城郭，设官吏，并使用奴隶劳动，这时周族已跨进阶级社会的门槛。周文王灭商后在今西安市沣水东岸建立了镐京，国土更加扩大，国力日益强盛，文明更加发达，西安作为国家首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三秦之地文物资源极为丰富，要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必须研究三秦之地的古史。

二、战国时期秦文化的承前启后特色

战国时期的齐鲁文化，以儒家为主体，重仁义，重道德，重人文。荆楚文化以道家为主，重自然，重养生，重探索。而三秦之地，则是另外的一种情形。秦孝公十三年（前349）都咸阳，中经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与此相联系，秦文化带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它从法家立场总结先秦文化，开启了后来的中国封建文化。《史记》《汉书》凡讲到汉代的各种制度，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学术，总是强调“汉承秦制”、“秦制汉循而术革”。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日知录》）在中国封建制度形成过程中，秦国是先驱者。孝公时商鞅变法，重耕战，重功利，重军事，奠定了后来始皇统一六国的基础。而秦代法律又奠定了后来各封建王朝法之基础（附：秦法关于保护自然生态之规定，极有卓见，这也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一条宝贵经验。具体规定见《秦律十八种释文注释》，见《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一书，文物出版社版）。因此，秦文化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开创者，是显而易见的。

西汉初期以道家文化为主体，但已展现出与秦法家文化相结合的特色。帛书《十大经》将“道”与“法”相联系，就是显例。道家文化与法家文化相结合，在西汉时期刘安编的《淮南子》一书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实际是以儒学为主，汇合了法家、道家和阴阳诸家的学说。

秦王朝建立后，并没有能够使秦文化和齐鲁文化、楚文化相互融合。因为秦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也因为它用高压手段强制地在全国推行秦文化，得出相反的结果。汉王朝建立后，才逐渐将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汇合在一起，形成了绚丽多采的汉文化。今天来看，不能以汉文化来否定秦文化，因为秦文化是汉文化的基础之一。秦文化的重农耕的经济政策，重功利的价值观，其中含有不少的精华，需要作深入的探讨。

唐代（618一907）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唐建都于长安，因而唐文化亦可称之为长安文化——这是三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特点，不但注重本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吸收，而且注重吸收和改进外来的文化。

从儒学方面来说，在唐代中叶出现了儒学佛教化的某些趋势，例如在思想体系上，利用和改造了佛教的法裔传承来建立儒学的学术渊源关系；在思想内容上，引进佛教对人的主体的研究成果，强化心性的作用和地位；在思想方法上，吸取佛教的某些抽象思辨，来提高儒学的理论化水平，等等。这样，唐中叶的儒学就有可能摒弃传统的经学笺注形式，建立以儒学为主体，对佛学有所取舍的思想体系，即被人们称之为新儒学的思想体系，其开创者有韩愈、柳宗元等人。此其一。

其次，唐代由于国家的统一，社会较为安定，加上中外文化的交流的加强，医药、化学、药学、农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达到很高水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唐代自然科学的开放性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开放性表现于：一方面，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吸取了外国自然科学的一些成果，五六世纪，印度天文学与数学有显著进步，其成果也随着佛经一起流传到中国（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第346一348页）。另一方面，我国的自然科学在当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它向外传播，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上，受中国科学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家莫过于日本和朝鲜，就医药学方面而论，我国的《黄帝内经》《伤寒论》《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等，唐代时传入朝鲜，影响很大。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进入高潮，日本共派遣了19次遣唐使，有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行来到中国。奈良时代的日本贵族热衷于吸收中国文化，“越是中国风味的，就越受古代贵族们的喜爱”，“越是中国式的东西才是古代日本的贵族文化”，“他们醉心于此：只要是唐朝的东西，不论什么都要尽快地传进来”（井上清《日本历史》）。

宋代关学的创始者是张载（1020－1077）。张载是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其思想在关中地区影响很大。以他为中心，形成了宋代理学史上最大的四个学派之一的关学学派。

张载谈到他的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他规定的关学学派为之奋斗的目标。“为天地立心”，是指要探讨宇宙万物的道理，这种道理不是感官的片断知识，而是经过理性思考而得到的关于“天性”（理）的认识。所谓“为生民立命”，就是为黎民百姓造福。他自已在生活上粗食陋居，为政注意尊老抚幼，救灾济贫，不以科举功名为重，而以尧、舜之功业作为鞭策。所谓“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儒家思想传统，继承一切对人类有贡献的学术思想，并有所创造和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为万世开太平”。看来其为学，其理论，其从政，都不是为一时一地，而是为了中国的万世太平奠定基业。

张载之关学重自然科学，重理论思维，这在他的《易说》《正蒙》中表现得尤为清楚。特别是《正蒙》一书，集其一生理论创造之精华，是张载具有完整体系的思想理论。其中关于天文、地理、历算、生物等自然科学的理论概括；其关于“太虚气化”之论述；其关于“天性”和“理”范畴之分析；其关于“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其关于“穷神知化”与“穷理尽性”之研究；其关于“大心”理论之提出；其关于辩证思维之阐释等等，都是张载在哲学理论上的创造性贡献，是前所未有的。

张载不是封闭在书斋中的思想家，他关心现实，研究现实，关注国家民族的兴亡。他的《边议》论文对军事问题和边地防守诸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其弟子大都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倡导者。

南宋时期关学衰落，而且张载关学的后继者也没有产生过很大影响。这和南宋时期的社会民族矛盾有关。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转移到临安（今杭州）。南方繁荣了，西北衰落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在长安附近继续并发展张载的关学，事实上已缺少必要的客观条件。

宋代以后，三秦思想文化已不像以往那样绚丽多采。明代的关中之学实际是理学的末流，其思想理论均未超出两宋时期的理学大儒。清朝初年关中周至县的李颙在思想理论上的创造及其影响，已无法和同时代的大学者、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相比。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看，三秦思想文化在南宋以前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以上四点的简要概括，还不能全面地阐述三秦文化的特色，仅只是一个粗略的介绍。《文史知识》杂志开辟中国古代地区文化的介绍专栏，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强调一下：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是研究祖国各地区的思想文化，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华民族整体思想文化的必经途径。如果我们用若干年的时间，着重研究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陕西思想文化，研究她的内容和特点，研究她如何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摇篮，研究她顽强的生命力等等，这些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的特色”必须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