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风貌，可以以不同的形态向后人展示，使人对其形成整体印象。从绘画方面看，以列宾、苏里科夫为代表的俄罗斯十九世纪巡回展览画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等经典油画作品生动反映了沙皇时代的黑暗统治和人民的苦难生活；《清明上河图》则通过对清明时节汴梁万种风情的描绘，反映出北宋时期国泰民安的社会风情。从文学方面看，李白、杜甫等一批盛唐诗人的作品是盛唐时代文化、文学繁荣的精彩写照；关汉卿、马致远等杂剧作家的优秀作品则生动反映了元代前期的社会现实，展示出中国市民文学登上文学舞台的盛况。从雕塑方面看，从云冈石窟大批狰狞恐怖的雕像造型到龙门石窟一个个慈眉善目的佛像的演变，反映出佛教的世俗化和中国化历程。
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历程看，魏晋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大一统文化背景下，学术思想和人们的言行规范受到严格管束和控制，因而造成整个社会的趋同态势。这一态势从东汉后期开始有所松动，以戴良为代表的“修异操”行为开启了变“趋同”为“趋异”风气的先河。在此风气的影响下，魏晋时期全面颠覆了汉代的“趋同”大势，代之以全新的风格各异、性格多样的社会风气和人格风采。

造成这个局面有历史的必然走势和现实变革推动的缘故。
从历史走势来看，汉末的社会动荡的确给周秦以来的封建专制造成严重创伤。西周时期形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统格局已经分崩离析。汉末群雄逐鹿的局面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帝王权威崩溃的印象实际上要远远大于它本身的政治影响，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心理才培育形成了魏晋起始的个性自由精神和蔑视皇权的思想意识。
从现实变革推动角度看，门阀士族的崛起形成了改换魏晋文化舞台主角的决定性推手。利用汉末局势动荡、皇权日渐衰落的机会，门阀士族得到迅猛发展的良机。到曹魏和西晋时期，门阀士族首先在经济上迅速崛起。“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物质财富的膨胀和物质生活的奢华，很快转化为以“崇有论”为主题的哲学思想潮流和政治上对于“名教”社会诉求的重新回归。这充分表明，西晋时期社会主体思想和政治潮流完全成为门阀士族的专用体系。火上浇油的是，“永嘉丧乱”进一步削弱了皇权，以至于西晋王朝覆灭后难以从主体上承担携百姓南渡的重任。而门阀士族不仅利用经济实力扩大家族人口，以家族为单位成批过江，而且还以其经济和政治实力，辅佐皇帝建立东晋王朝，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由此导致此时士族文人和皇帝的关系，不再是当年东方朔所悲叹的“伴君如伴虎”的关系，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等量齐观的平视关系，甚至能够居高临下，把皇权控驭于门阀士族之手。东晋时期的帝王废立，权力往往不在帝王手中，而是受制于门阀士族。更有甚者，有的帝王的生命也葬送在门阀权势之下。
门阀士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连续扩展，为其自身的群体人格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正始玄学家和竹林七贤就一直在努力追寻的人格独立境界，经过西晋士族的政治经济势力扩展，到东晋终于得以实现。在这个不太漫长的时间过程中，不但中国政治舞台的主导力量发生了从帝王向士人的转变，而且在文化舞台上，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个巨变的突出表现就是文学从各种实用性文体中独立出来，形成所谓“文的自觉”和“文学独立”的局面。文学舞台背景的变化又波及书法、绘画等其他艺术领域，这种局面的形成又给了广大士族文人施展才华，在文学艺术舞台上竞技的极大空间。无论是格律诗的构建基础形成，还是“二王”书法的卓越成就，乃至顾恺之的“传神写照”，都能显示出士人人格独立之后文学艺术的独立所产生的巨大成效。这个成效还不仅体现在其自身，更大的价值表现在它为更大规模和更多成果的唐宋士人文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长期以来，人们在高度评价盛唐文学的同时，往往只是把盛唐文化的繁荣视为一个孤立现象，对其赖以生成的土壤和营养缺乏联系的观照和审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魏晋时期士族文人从经济独立到人格独立，从思想主角到政治主角乃至文化主角的准备工作，盛唐文化的繁荣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就无从谈起。

然而，魏晋文化的一切成就和耀眼光环，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事积累起来，所谓集腋成裘的结果。因此，拨开大的历史背景帷幕和光环，以人物为中心，把镜头聚焦在那些魏晋文化舞台大戏中的明星演员和重要推手上面，应该是解剖并深入认识魏晋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和渠道。
因为历史观念与价值取向差别，历史上对于魏晋文化及魏晋士人，负面评价占据主导潮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魏晋文化和士人形象的认知和评价。从近现代开始，这个情况才有所改观。鲁迅、宗白华、王瑶、刘叶秋、李泽厚等名家对于魏晋文化和士人的一系列正面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魏晋文化和士人的负面形象，也为对魏晋文化和士人形象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开导了先路。
我本人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魏晋文化研究的队列中来的。算起来，从我系统研究《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开始，至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但以往的研究基本都是从问题性质的角度对魏晋时期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梳理剖析。如果说以往我本人对于《世说新语》乃至魏晋文化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什么进步和特色的话，我想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基本吃透魏晋玄学思想潮流的基础上，把玄学思潮作为统摄理解魏晋文化各个方面的杠杆和钥匙；二是用大量《世说新语》和其他魏晋文献中的故事作为解读魏晋文化各种潮流的鲜活案例，增强形象感。
但是，这样的研究关注的是魏晋文化的主潮，以及各种从属于主潮的文化侧面，还没有从单个人的角度，以个体人物为单位来解析魏晋文化和士人形象。这次以问题为中心转到以人物为中心，使我对魏晋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诠释机会。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开启了从人物角度审视魏晋文化的思路。大约三四年前，我和《文史知识》一直在探讨在该刊开一个连载栏目的事情。责编孙永娟老师提出，《文史知识》有个“人物春秋”栏目，稿源不算多，但读者比较喜欢看，问我能不能尝试一下。我感到这个角度虽然具有一定挑战性，但我还是有一定的基础。从挑战性的角度说，虽然以往研究接触了不少人物和相关事件，但因为这些人物事件从属于各种问题，是诠释一些问题的必要材料支撑，缺少一个对人物自身全部历史的系统观照和总结。材料不少，但比较零散。从基础的角度说，在同一个历史时段各种不同问题中，往往要涉及很多相同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情况已经在不同的问题中积累了可观的材料。好比已经有了很多不同颜色的珠子，需要把它们按颜色分开，再用线将同一颜色的珠子贯穿起来而已。这让我脑洞大开，心想这应该是一次很好的以群像方式展示魏晋文化的机会，类似《清明上河图》《最后的晚餐》那种通过群体形象刻画主题的经典范式。

有了这些想法，我便尝试写了一篇何晏的样稿。这篇写了我比较熟悉的何晏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玄学方面的贡献，二是为政治自保构陷旧友的卑下人格。这两条以前本来是分别谈不同问题时使用的材料，但我发现将二者汇为一文，恰好可以挖掘何晏其人的人格矛盾。文章写好后获得编辑部认可，从此便正式在《文史知识》拉开“魏晋人物谈”大幕。
坦白说，这个时候对于栏目的整体规划和主旨思路，我还没有完全形成。在完成两三篇稿子之后，这个主旨思路和整体规划大体明确了，我打算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操作：
首先，从主旨思路上，打算用我本人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统领全部文稿。“三段说”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按时间顺序，大致可划分为先秦两汉的帝王文化、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的士人文化、元明清的市民文化三个阶段（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求索》2017年第3期）。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主流的突出表现就是士族文人从经济政治地位崛起到群体人格独立，并由此催生中国文学的自觉和独立，乃至促成唐诗、宋词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看，魏晋时期以士人群体人格独立为标志的士人文化起步，是拉开灿烂的中国士人文化大幕的号角。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个案描述，是窥视士人文化起步的独特视角和有效窗口。
其次，从“三段说”的主旨立论出发，力求用魏晋士人群像全面反映魏晋士人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魏晋士人文化大致经历了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的过渡：正始时期以玄学为中心的士人人格精神培育，竹林名士时期对于士人文化精神“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题的实践，元康名士在玄学“崇有论”统摄下追求物质享受和政治实际利益的人生态度，东晋名士以“身名俱泰，仕隐兼修”为宗旨的人生价值追求，构成魏晋士人文化精神的基本演变轨迹。而这个轨迹的形成，除了各种理论阐述，最能体现出其演变线索的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以个体人物为单位的行为展示，正是全面诠释魏晋文化演变历程的理想元素。

出于这样的思路，从人选安排上，希望尽量体现出魏晋士人文化舞台的全方位面貌。既考虑到士人作为主体人选的比重，也考虑到各种身份的社会人物对于士人文化形成的同步作用。比较典型的是部分统治者对士人文化崛起和转折的推动作用。像曹操、曹丕父子，不但身体力行，参与创作，而且还广延文士，倡导文学，对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的转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晋简文帝虽然不是一位成功的帝王，却是一位成功的士人。他的人生经历和命运形象诠释了士人文化是怎样取代帝王文化的。又如支遁，作为僧人，他与士人文化的完全同步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士人文化对于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舞台的全面影响和覆盖。另一方面，构成士人文化本身的群体也有多重角度和类型。有从政治和理论上探索和构建士人文化体系的何晏和王弼，有从士人人格本身思考并探索多重可能性的竹林七贤；有以清谈玄理为生命第一需求的名士，也有以艺术来完善士人文化内涵的文艺家；有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王谢雅士，也有偏离士人文化主航道、在政治上碰壁的大族名流。这林林总总的时代群像，能够立体而全面地反映魏晋时代士人文化的崛起，反映魏晋群英的真实形象。
第三，经过四十年的努力经营，《文史知识》培养了相对稳定的特定读者群。这个读者群覆盖了专业学者和普通文史爱好者，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媚俗，渴望接受真知、新知。这样的读者群和这样的阅读特点，要求文章突出两个刚性要件：第一，要有不含水分的干货；第二，不能有学院派正规论文繁琐复杂的理论分析和材料考据，而必须用简明清晰的话语阐发事理，描述过程始末。除特别需要，一般不过多援引古代原文。这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直奔主题、获取真知的阅读乐趣；但对于作者来说，既要把表达的内容全部了然在胸，又要提纲挈领，要言不烦。这个要求对我来说虽然不能说驾轻就熟，但也还不是很陌生。经过两三篇的尝试，基本上能够掌握从材料梳理到结构安排，乃至行文落笔的全套程序。
以这种方式写人物，像是饮食中的精品快餐，虽然程序简单，但主要营养不能少；又像是绘画中的速写，线条简练，却需要生动传神。一个优秀厨师或画家，快餐或速写不但不会降低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相反，应该能够检验他以自己的知识结构变换手法和思路，进行重新组织和表述的能力。
这些文章在《文史知识》所设栏目为“魏晋人物谈”，出版社和我本人一致认为这个名字不适合直接用作结集后的书名。在出版社倡议下，经过反复斟酌，我们决定将书名改为《我所认识的魏晋名士》。其理由是：与“人物”这个中性词相比，“名士”更能突出作者对入选人物的整体构想及入选条件的思考。需要稍做解释的是，书中所写曹操、司马懿、桓温等人，虽然未必符合传统意义上“名士”的概念，但考虑约定俗成的习惯，“名士”还是比较能够体现魏晋时代的文化精神。同时，这几个人物的很多行为也的确与魏晋士人文化精神的形成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还是以“名士”将其概括在内。
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实现作者的初衷，给读者献上一幅看得进去的魏晋名士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