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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丨潘怡君 ：异域贰臣的心灵史——从《安南志略》看黎崱内心的冲突与调适
发布时间：2025-09-17 13:44:16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潘怡君


黎崱，安南陈朝爱州人，东晋交州刺史阮敷的后裔，家族世代为官。年幼即被安南陈仁宗“留左右侍诵”，后曾任侍郎，迁静海军节度使，又被彰宪侯陈键招为幕僚。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军征讨安南，陈键率军拒敌于清化，战局不利，遂与黎崱等人一道归降。北上入元途中，陈键为安南军所杀，黎崱抵达元大都后，“祗受敕从仕郎，遥授纸县令尹”（〔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一九《叙事》，中华书局，2000，436页。以下《安南志略》引文仅注卷目、页码，书名略）。成为贰臣的黎崱借修史以明志、安身、寄情并自娱，所著《安南志略》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一部记载远古至元朝时段的越南史。因黎崱出仕两朝的特殊身份，该书有着独特的参证补史价值，而书中许多有关自身经历的描述、抒情诗和对中越交往历史的书写，也使之成为考察黎崱降元后复杂心态的绝佳文本。

一　被缚的笔端：黎崱中华立场的历史书写

降元后，囿于所处的政治环境，黎崱以元朝认可的，符合华夏立场的话语体系书写安南历史。他在《安南志略》中深刻赞同安南自古以来在政治、文化、民族等各方面“近乎中国”，特别是两国在历史上的关联十分紧密：“安南自古交通中国。颛顼时，北至幽陵，南至交趾。尧命羲和宅南交，舜命禹南抚交趾。周成王时，越裳氏重九译来贡……秦以交趾为象郡。秦乱，南海尉赵佗击并之，自立为王。汉高帝遣陆贾，立佗为粤王……”（卷首《总序》，12—13页）意即安南起初是中国王朝治下的一部分，安南历史的演进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除了对早期历史的回溯，站定中华立场的关键更在于对宋以来中越宗藩关系的承认。黎崱在是书《总序》中将宋初安南纳贡臣附、宋朝皇帝封安南国王、元朝出兵安南等事，写入中越交往的历史脉络中，又在大元“诏制”“奉使”及前朝“奉使”“书表”等节中收录宋以来中国朝廷遣使宣诏封王，谕旨朝见、赏赐，以及安南拜上称颂中朝的表章，遣使纳贡等内容，用宗藩关系下君臣的权利和义务来书写中越之间的交往，展现自身对华夷秩序的拥护和对元朝的顺从。而从《安南志略》的体例也可见得黎崱对中越宗藩关系的承认。如全书总体采用记载中国疆域内地方历史的“方志”体例来书写，又用纪传体史书中记载臣服中央的历代诸侯贵族的“世家”体例书写安南的历代政权，都蕴含着将安南看作是中国之附属和藩邦的意味。凡此种种，皆与否认两国联系，鼓吹安南陈朝借宗主国改朝换代之机独立，进或自居“中华”，建立以越南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等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黎崱选择做“皇元臣民”的一刻起就意味着接受了笔端的束缚，在撰史时只能维护蒙元朝廷代表的中华之利益。

▲ 《皇清职贡图》之“安南人”

二　乡关何处：黎崱内心冲突的两个层面

然而，黎崱曾在安南生活、为官二十馀载，故土情怀并未因归附他朝而彻底泯灭，归降所背负的思想压力也难以迅速消解。因此在《安南志略》大篇幅的合乎元朝和中华利益的书写之外，我们仍能看到黎崱对故土的怀恋和潜藏的去国之痛。首先，耗心费力研读典籍，广采资料写作《安南志略》，存安南信史，即是作者怀恋故土的最好例证。同时，是书诸本及存目，虽有后人注明“元黎崱撰”，但黎崱本人题署为“古爱东山黎崱编”，且自谓“崱，安南人，东晋交州刺史阮敷后也”（卷一九《叙事》，435页），说明归附元朝多年，他始终对安南有着相当的认同感。甚至直至晚年，去国怀乡的忧愁仍然萦绕黎崱心间，如傅若金有诗《雪中舟过武昌寄黎别驾》言“八十之翁恒苦吟，一怀故国一伤心。千兵入越年犹少，九译朝周岁已深”（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5册，中华书局，2013，119—120页），可一窥黎崱心中悲苦。其次，黎崱在叙述自己如何归降元朝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家国的维护。黎崱写道，陈键战败意欲归降时有言：“世子被召不朝，以致征讨；危在旦夕，执迷不悟。其忍国覆家亡乎。”（卷一三《内附侯王》，322页）意为称臣之举，实为缓和局面，乃因不忍安南被蒙元吞并而覆亡。可见，黎崱内心始终存有无奈归降又眷恋故土的愁苦，这样的心情不能明白展现，只能寓细微之处稍作表露。“心在安南”却“身老皇元”，此为黎崱内心冲突的第一个层面。

不同于在同一国度经历政权亡替的贰臣，异域贰臣归附他朝后故国仍存，势将继续以自身政权的立场表态发声。因而黎崱和一同降元的陈益稷、陈键遭到了安南史籍的极力贬低，永远地被钉在故国的耻辱柱上。

陈益稷是安南陈太宗第五子，封昭国王，颇为受宠。而在陈益稷投降后，《大越史记本纪全书卷之五》斥责其为“妸陈”，陈键也被当作叛徒并污名化：

 惟向之降者，虽身在虏庭，亦遥议以流死，田产没官，去其国姓。如陈键、靖国之子改姓为枚。馀以例改，如枚弄之辈。益稷以骨肉之亲，治罪虽同，不忍改姓，及斥名，乃命曰妸陈，谓其柔懦似妇人也。故当时记载皆称妸陈、枚键焉。（〔越〕吴士连等撰，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 1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302—303页）”

惟向之降者，虽身在虏庭，亦遥议以流死，田产没官，去其国姓。如陈键、靖国之子改姓为枚。馀以例改，如枚弄之辈。益稷以骨肉之亲，治罪虽同，不忍改姓，及斥名，乃命曰妸陈，谓其柔懦似妇人也。故当时记载皆称妸陈、枚键焉。（〔越〕吴士连等撰，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 1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302—303页）

《安南志略》也记载了陈益稷、陈键及其他宗室贵族的归降事迹，但黎崱的书写却与安南史书全然相反。他对陈益稷赞赏有加，并宣扬他的“忠孝”：

陈益稷，太王第五子也。聪俊好学。……至元丙戌春二月，帝悯其忠孝，特赐益稷为安南王光禄大夫，给符印，赐钱五千缗……明年四月薨……上悯其忠，追谥忠懿王……王喜佛老，工于诗，有《拱极乐吟集》行于世。（卷一三《内附侯王》，317—318页）

还称赞陈键骁勇善战又深受安南民众爱戴：“陈键……貌颀哲。读兵书，善骑射……彰宪谦恭雅量，待下以恩，人民莫不哀慕之。 ”（卷一三《内附侯王》，322页）

“叛徒”抑或“忠臣”的不同书写，由书写者的政治立场决定。黎崱作为归附元朝之人，塑造出其他内附的安南贵族聪颖、忠孝、高洁的正面形象，这既是迎合元朝立场的书写，也反映了其内心情感的真实一面。事实上，黎崱对幕主陈键颇为仰慕。陈键北上“中道殒越”，黎崱悲痛不已，“抱尸驰数十里，出丘温瘗之”（卷一九《叙事》，436页）。元明善和许有壬也都在序中表示，黎崱修史的初衷与为陈键伸张名节有关：“每哀彰宪之志不伸，而名亦隳泯，常怀报国之愿，乃撰《安南志》二十卷”，“惧夫忠义湮没也，故纪尤致意焉”（卷首《安南志略序》，2、6页）。多年后，黎崱还作诗《重九怀彰宪侯》云“犹思马上西门哭”（卷一八《安南名人诗》，423页）以怀念陈键。敬爱的幕主为国人所杀，于故国史籍中遗臭万年，自己亦声名受损，黎崱与深深怀恋的故土之间因归降而存有裂罅，此为其内心冲突的第二个层面。

三　“终老江汉间”：黎崱的自我调适

为避免在内心的冲突和纠结中痛苦堕落，黎崱进行了积极的调适。要洗清故国的贬低和谩骂，首要的就是辨明元朝出兵及自身归降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陈键、黎崱这样的归降派看来，第一次蒙越战争后，安南迟迟不对元朝履行“六事”是招致战争的根源。为将战争的罪责归于安南，黎崱在是书“大元诏制”一节中收录了许多安南国君长和子弟被征召而不朝的内容，也在“前朝书疏”一节频繁摘录中国历代王朝对安南的征讨，通过书写安南“被征不朝”以及中越历史上的对抗和战争，将元朝的“兴师伐罪”合理化。由此，在国家层面，黎崱认为，安南逆命抗衡蒙古铁骑，势必面临国覆身亡的结局，罢战休兵和履行朝贡义务才是保证安南长久存续、发展的明智之举。而在个人层面，黎崱又从以下四个方面辩明归降的合理性：第一，黎、陈等人虽为“国孙”，但降元是效仿殷商时期的大臣微子由商入周的行为，乃“慕义来归”，并不存在气节与品格的污点。宋元易代虽是“以夷代夏”，但黎崱对此避而不谈，反而通过“皇元一统自古无，德服万邦恩泽被”（卷一九《图志歌》，432页）等话语，强调元朝是代宋之天命所归，从而默认元政权的合法性及其华夏代表性。如此一来，黎崱的“内附”在政治立场上是对宗藩关系的遵循，在文化秩序上是对儒家正统的顺从，完美地裹上了“由夷入夏”的遮羞布。第二，黎崱在“人物”一节，首先就写安南历代“受中国爵命者”和“仕中国者”，他书写西汉吕嘉反叛被平，南朝宋时杜弘文“常欲投躯帝庭”，杜瑗效忠晋室等事例，既是表明“惓惓向慕朝廷”之心，也是援引旧例回护自身的归降。第三，黎崱对于“内附”的记载有如下三处：一是陈键“率崱等数万众，献兵器，降镇南王”（卷一三《内附侯王》，322页），二是“彰宪遂与崱等以其兵降”（卷四《征讨运饷》，88页），三是陈键“遂与崱等率众降附”（卷一九《叙事》，436页）。无论如何表述，似乎都在表明降元由幕主主导，自身的归降乃是对幕主的忠心跟随，从而隐晦地为自我辩白。第四，书中多处写到元军的强大和安南军队的弱小，如元军“千里鹰扬耀旗帜”（卷一九《图志歌》，432页），“十丈楼舡下粤泷”（卷一八《安南名人诗》，422页）；安南“持久力弱无援”（卷四《征讨运饷》，88页），“小不敌大，弱不敌强”（卷一九《叙事》，436页），均为表明归降乃形势所迫的言说。

▲ 中华书局版《安南志略》封面图

由此可见，黎崱书写历史的笔端虽被华夏立场所束缚，但却可以在政治正确的基础上和有限度的自由中美化自己的归降行为。这也是黎崱主动掌握“史权”后的便利。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安南陈朝虽未亡但宋元已易，黎崱修史，既为表明安南已改换新的宗主政权，彰显对元朝正统的效忠和维护，也为掌握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在遭受安南诋毁之际为自我作辩。

如果说以上一系列自辩，一定程度上辩白了故国的骂名，缓和了黎崱与安南国家立场的冲突，那么以下种种便减轻了黎崱内心对于“身老皇元”的愁苦。

黎崱归附元朝后的生活十分闲适，他居于汉阳府郎官湖畔的名胜“凤栖别墅”，写史之外，重修了岸边的李白祠，还广交名士，征集诗文，留下了一段佳话（王颋《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40页）。刘必大描述黎崱的境况称：“挹郎湖之清漪，与大别之晴树，吟风弄月，消遣世虑于江山之外，荧峤羁愁，略无半点。 ”（卷首《安南志略序》，4页）新朝怀柔政策的照拂使黎崱一度“乐不思安南”，这为他“终老江汉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安南是华夏文化圈和朝贡秩序中的一员，黎崱“内附”后反而能在更接近儒家文化中心之处感受“天朝德化”，这为其在新的处境下找到归属和认同提供了便利。在为黎崱作序的十一位名儒和与其交往密切的曹伯启、揭傒斯、赵孟頫、傅若金等士大夫中，察罕是蒙古人，元明善、许有壬、龙仁夫、欧阳玄、曹伯启、揭傒斯、傅若金等人未曾仕宋，仅在元朝为官。对于他们而言，黎崱自安南来归，非但名节无亏，反而是拥抱华夏和“皇元”的明智之举。而程钜夫随叔父降元，许善胜、赵孟頫出仕两朝，三人或为书作序，或写诗唱和，在肯定一个异域贰臣的学识和为人之时，也能间接洗刷自身同为贰臣的品节的污点。由是，黎崱得以融入元朝士大夫的圈层，并广受赞誉。察罕盛赞《安南志略》：“信而有征，异时列之史馆，将不在迁、固下”；龙仁夫称赞黎崱：“崱冲退，薄声利，嗜文章，问学如饥渴”（卷首《安南志略序》，1、7页）。曹伯启的《次黎景高佥事韵》《题黎景高佥事重修郎官湖太白祠卷后》、赵孟頫的《和黎景高》记录了他们与黎崱的交游。揭傒斯读罢《安南志略》作诗感叹陈、黎二人归附行为的忠与勇：“黎氏义勇气自直，抱尸上马驰且射……忠魂空绕紫宸飞，杀气深霾铜柱黑……今朝偶读安南志，两君忠义不可当。 ”上述诸儒中，欧阳玄、揭傒斯曾参与《经世大典》的修撰，两位纂修官对《安南志略》的肯定，也为该书最终得入《大典》助益良多。可以说，写史是黎崱思乡之情的寄托，更是在新朝借以扬名立万、跻身主流的事业。经过心态上的积极调适和行动上的努力争取，黎崱实现了传统文人入仕为官、著书立说的理想与追求，重获了叛国时丢失的忠勇和气节，内心的挣扎与冲突也在相当程度上获以化解。

与宋元、明清易代之际的中国贰臣在道义和道统上均低人一等的境况不同，黎崱作为宗藩秩序下的异域贰臣，在政治上拥有“由夷入夏”的格局，在文化上也坐拥华夏立场的话语权，而故国的谩骂消弭了部分对故土的情感依赖，更进一步在心理上将他推向华夏。这都是黎崱能够寻得自洽，在新朝终老的独特因素。

历史上，中国与安南的交往源远流长，在和平修睦的主流之下，冲突与对抗的潜流也从未停歇。负隅顽抗还是纳贡称臣，安南朝野士人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缠绕下始终各有主张。易代之际黎崱的“夷夏之择”，及其归附元朝后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妥协与调适，展现了中越之间复杂宗藩关系的生动的一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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