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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漫话丨张飞：殊途同归：张光直与李济的学术选择
发布时间：2025-09-24 13:35:01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张飞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张光直是一个无法越过的名字，他毕生以研究与传播中国考古学为己任，所撰《考古学专题六讲》《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青铜时代》《商文明》《美术、神话与祭祀》等一系列专著，至今仍是西方考古学界学习中国考古的经典之作。他以一己之力率先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引入中国考古学界，并以极大的热情与责任感将彼时最新的中国考古成果推向世界，成为中西方考古交流的“架桥人”。张光直极具前瞻性的破冰之举，推动了中国考古学面貌焕然一新，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美术考古等许多新的学科分支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考古学迅速融入世界潮流。作为最初受教于中国本土学界的学者，张光直之所以最终走向了一条融通中西的学术道路，与他的求学经历、师承脉络以及自身的远见卓识有着密切关系。 
1950年，张光直考入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成为考古学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凭借其卓越天资与勤勉态度，他很快引起了彼时的人类学系主任李济的关注。这位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学者曾坦言，那几年间特别高兴的事，便是张光直成为了他的学生（岱峻《李济传》，商务印书馆，2021，446页）。1954年张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台大毕业，后服兵役一年。1955年9月，在李的推荐下离开台湾前往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继续深造。在美国期间，师从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莫维斯（Hallam Movius Jr.）、戈登·威利（Gorden R. Willey）等著名考古学家，而他与李济的分歧也由此拉开序幕。

▲ 张光直与李济于台湾大学

（左起张光直、李济）

    一、分歧之始

早在1956年，即张光直赴美的第二年，李济便开始提醒他思考博士论文选题，并建议从“亚洲草原文化与太平洋早期的人口移动”这一大问题中寻找合适的题目（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3—14页）。李这一提议与其自身的学术志趣密切相关。一方面，李的学术视野在到了台湾之后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强调对中国北方地区乃至欧亚非大陆原始文化的研究，认为忽略北方将导致民族文化来源的研究陷入黑暗的境地。他曾大声疾呼道：“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古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 ’了。”（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后记》，载《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962页）另一方面，李早年留美并在博士阶段攻读人类学专业，虽后来转向殷商文化研究，但对于“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中国民族的形成”“从人类学看文化”之类的问题始终抱有极大的热忱。由此可见，李济为张光直选定这一题目不仅用心良苦，而且明显是期盼着张在未来继承其衣钵。

但事与愿违，张光直最终的论文选题并没有遵从李济的建议，他在通信中告知老师将效法英国考古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 G. Clarke）的研究模式对中国史前聚落形态进行探讨。李在信中表达对自己学生这一选择的遗憾与担忧，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张，并建议他多向导师莫维斯请教（《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23—24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后来在介绍博士论文时，言及其主要受戈登·威利、菲利普斯（P. Phillips）的聚落考古研究方法与瓦特·泰勒（ W. W. Taylor）“缀合研究法”的影响（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13—214页），并未提及所要效仿的克拉克，应是后来写作过程中思想转变或材料不足所致。虽如此，但克拉克倡导的生态与经济的互动研究、功能系统论的研究视角、民族学同源类比的方法都对张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体现在他所主导的凤鼻头、大坌坑等的考古发掘以及“浊大计划”之中。凤鼻头考古发掘报告除了注重所谓的结构性研究，另一特点便是注重通过土壤与孢粉分析来复原遗址的微观环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聚落内人群的生业经济变化（张光直《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再思考》，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3，50—51页；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86—201页）。“浊大项目”（台湾省浊水大肚两溪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科技研究计划）一开始制定了考古、民族（含历史）、地质、地理、动物、植物六大学科相结合的计划（《考古人类学随笔》，213—214页、275—308页；臧振华《台湾考古研究概述》，《文博》 1998年第 4期），主要目的之一则是探讨本地区物质文化的面貌、社会经济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如何随环境变迁发生改变。除此之外，张后来也曾多次对克拉克关于史前欧洲食物获取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史前生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表示赞赏，称其“富有洞察力”与启发性（《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再思考》，77—78页）。 

1968年，克拉克前往台湾讲学，李济对其所作报告大为赞赏，并撰文对报告内容及克拉克的学术成就进行介绍。李在文中对克拉克的名著《中石器时代北欧的安置》《史前欧洲经济基础》等加以高度评价，认为他对中石器时代经济变迁的研究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光景了”［李济：《李济文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2页］。对于克拉克在生态学视角下将人类社会动机与环境力量相结合的先史学研究更是推崇备至，称其为“天人之学”［《李济文集》（第五卷），72页］。想必此时，李对张光直当年的选择定不会再介怀，甚至可能为学生选择的道路而感到庆幸，这当然是后话。

二、走向殊途

此后，由于长期浸润在美国人类学的学术环境中，张光直的考古研究中随处可见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在他最为得意的商代王位继承制的研究中，直接参考了结构功能论创立者布朗（ A. R. Brown）的研究成果，且明显受到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列维—施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二元对立”视角、人类学家朗斯伯里（ F. G. Loumsbury）“隔代相传”模式的影响（陈畅《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模式的应用—读〈商文明〉有感》，《四川文物》 2006年第1期；蒋祖棣《中国古代文明的全新观察 —读张光直先生的两部考古学论集》，《读书》 1987年第3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光直开始了有关中国古代萨满的讨论，进行了一系列中国萨满考古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轰动国际学术界的商代铜器上“人兽母题”的萨满工具内涵以及“玛雅 —中国文化连续体”的概念。而他关于中国古代萨满宇宙观的认识及其相关研究则深受伊利亚德（ Mircea Eliade）、坎贝尔（ Joseph Cempbell）、弗里斯特（ Peter Furst）等深研萨满理论的人类学家之影响，尤其是其对于中国文明起源连续性特征的探讨更是直接引用了弗里斯特总结的“亚美萨满教”八大特征（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24页；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30—139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3，261—290页；曲枫《张光直萨满教考古学理论的人类学思想来源述评》，《民族研究》 2014年第 5期）。这两例是学者们讨论张光直人类学理论来源问题最常引用的，除此之外，在他的《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美术、神话与祭祀》《中国文化中的饮食》等大部分著作中随处皆可拾得西方当代文化人类学的启示。

其实，早在台大时期，凌纯声、芮逸夫两位具有国际视野的人类学家就曾给张光直以深刻的影响，凌与张的关系更是亦师亦友。凌后来创立了“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曾一度想让张光直加入其研究团队，“再后来《民族集刊》创办，张更成为了仅次于凌的发文作者”。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将人类学的相关理论融入考古学的研究、进行一些人类学论文的写作，张还亲自参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如对高乡族仁爱、信义两乡“种稻地”“甘薯地”“小米田”的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查，尽管其有着为台湾农业考古服务的目的（赖功欧《张光直考古视野下的农业文化观新探》，《农业考古》 2017年第4期）。正是由于张对这一人类学视角下的考古学研究一往情深，才使得他提出了“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过程中有没有考古学的地位、考古学能作出怎样重要或者独特的贡献这类问题（《中国考古学论文集》，1—9页）。反观李济则大不相同，在已出版的《李济文集》中我们基本看不到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考古学研究，至多不过是以体质人类学的方法来讨论人口以及古史问题。

在考古学理论方面，张光直一生对此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并亲身参与了新考古学在美国的讨论，进而致力于推动西方考古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至于他对于考古学理论如此执着的原因，弗雷德（ M. H. Fried）曾有过十分准确的论述：“作为一个终生都在文化的冲突中生存的学者，他比其他大多数的考古学同行对重新检讨考古学基本的思想、观点和程式的意义更为敏感。因此，他一直试图证明这些东西，这也是他的特色。”（《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再思考》，1—2页）这或许便是张从一个“番薯人”转变成一个“边缘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他对那些西方学术界构建的理论既向往又谨慎，因为那些都未经过他故土的检验。然而，这里需注意的是，张对考古学理论主要是反思与补充，而不好原创，他始终认为彼时的考古学理论均存在瑕疵，每一位考古学家都可以用自己熟悉的区域和时代来弥补理论框架上的不足。在张看来“一个优秀的理论家一定是一个优秀的田野工作者”，不会让材料屈服于自己的理论构建，更不会将材料与理论的不符归罪于发掘面积、时间、经费等缘故（同上书，104页）。

再看李济，直到去世那一年，在与尹建中的谈话中，他仍批评当时学术刊物缺乏对考古资料的详细描述，而多理论性文章。李对考古学理论自始至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认为“理论并非一蹴而及，基础材料不稳的理论会造成失误。所谓理论必须经过千锤百炼。”［《李济文集》（第五卷），486页］这一点张光直本人也给予了证明，他接受访谈时说“解放以前，理论问题不是十分重要，甚至李济也对理论不感兴趣，理论从来不是真正明晰的”（《考古人类学随笔》，229页），可见李从一开始就对理论持排斥态度。在为《李济考古论文选集》书写的编后记中，张曾满怀遗憾地写道：“他在中国史学需要新材料的时候，不但大声疾呼地去找材料，而且坚持着要第一等的材料，… …我们却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有系统性的理论性的指导。李先生在资料里抓到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很明白地指点出来许多问题之间的有系统、有机的联系。很可惜的是，李济先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考古学理论、方法论的教科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439页）

最近，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考古学者李旻在对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进行梳理时发现，在夏文化考古这一问题上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内部始终存在北研院与史语所两种不同学术传统的角逐与妥协，前者是以徐旭生为代表的注重古史传说的多元论传统，后者是以夏鼐为代表的“无征不信”的考古本位传统。这一对立也反映在台湾的历史学界，代表人物则是与徐旭生有着类似学术经历且为徐氏好友的李宗侗，以及夏鼐的师辈人物李济。李旻认为，受教于李济与李宗侗的张光直“兼容与拓展了这两个学术传统，并与欧美考古人类学相结合，所以他既保持了史语所注重考古独立性的态度，又体现出对多元互动与古史传说的浓厚兴趣”（李旻《层叠书就的学术史》，《读书》2021年第 1期），此即张光直与李济又一区别。这一点在张主持的商丘考古项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之所以认定豫东这一区域是探索商文明起源的关键所在，在于他对《左传》《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及当地关于商都的传说有着执着的“信仰”，与徐旭生夏墟考察的源起颇具相似之处。

▲ 张光直代表作《中国青铜时代》

    三、同归所在

尽管李济曾努力想编著一部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之大成的中国上古史，但其一生的研究并未能跳出文化史研究的范式。他引以为傲的殷墟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研究基本都是对于古器物的分型定式，目的在于通过构建中国古器物学研究的新基础，继而推动中国上古史重建。当李济完成《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之后，即送寄张光直一册并希望他无论如何要认真通读，自言“母题排队一段自然是这一文中的精彩部分，也是最不容易看懂的部分”且只期盼有半打以上的中国读者能读懂（《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18—19页）。由此可见，李济对于自己的器物类型学研究是何等自信。

作为李济的得意门生，张光直虽在西方接受了新考古学的洗礼，但并未与以宾福德为首的新考古学学者一样对传统类型学一概否定。在他看来，考古学类型学对于重建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将遗存背景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类型学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实现考古学的结构性研究（《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再思考》，104页）。在为《时间与传统》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张表达对于作者炊格尔（ Bruce G. Trigger）的欣赏，而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他（炊格尔）不仅有精深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不属于哪门哪派，对当代各种新旧说法都能客观地做正面、反面的检讨和批评、整理，因此他反对一味地对传统的器物史、文化史研究进行否定。”（《考古人类学随笔》，7页）张对于商代铸铭青铜器进行地理分布、纹饰与形制上的分组，并对台湾史前绳纹陶器进行年代排序，均是延续这一传统的表现。总之，作为李的学生，张虽在新考古学呼风唤雨的北美大陆立言，但他并未与李济所坚持的考古学研究范式“一刀两断”。他坚信新考古学的加入确实让考古学研究走上了新的境界，但它永远不能替代旧的考古学。在这一点上，他坚定地与李济走在了一起。

与那些宣称“美国的考古学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的考古学家不同，张光直虽然常年浸润在人类学的考古学环境中，但却与李济一样有着强烈的史学情结，重建古史的执念从来没有脱离过其内心。毫无疑问，这与张在台湾期间受业于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李玄伯、劳幹、刘崇鋐等考古与历史学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学者一方面对中国丰富史料典籍、金石学传统饱含“温情与敬意”，另一方面又受中国近代考古实践以及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概念的深刻影响，一开始便将整理国故的使命担在了肩上。以李为例，他所从事的大部分研究均是围绕商代的古史研究而展开，且以编纂中国上古史论文集为终生之志。因此，虽然张一直强调在人类学理论与框架下研究中国的考古材料，但却毫不避讳地谈及中国历史学对考古学的重要作用，并鼓励考古学家参与历史学问题的讨论。

张光直认为他一生在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三项成就：第一，发现了商代王室继承制度；第二，建立了台湾绳纹陶器的年代顺序，为解释太平洋主导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第三，对于商代青铜器上动物纹饰的解释，揭示了真实的文化变迁过程（同上书，246—247页）。这其中就有两项与商代的古代史研究相关。他痴迷于商文化起源的研究，艰难却坚定地实践着他在商丘地区的考古发掘，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在于他的史学情结。晚年，张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发起了名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在会议的发言词中他说“我个人不相信‘整合 ’是个合适的概念，依我的拙见，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上，没有考古学，也没有历史学，历史和考古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不但要整合，根本要合并”（同上书，78页），这一会议发言似乎是对李的一种隔空回应。由此可见，尽管张光直的西化如此之深，但却无法完全融入全人类学式的考古学，而是选择了一种沉浸于古史的考古学研究。

刘莉、陈星灿两位学者曾对张光直的治学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他的著作具有三大特点，即“人类学的眼光、世界性的眼光、整合的眼光”，而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与李济不谋而合。首先，张在李济去世后曾多次谈及他的学术贡献与为学特点，他总结李一生有四大学术贡献，并认为第一大贡献便是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人类学途径（同上书，170页）。虽然在实践中李主要利用体质人类学而张擅长文化人类学，但他关于人类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的论断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人类学的眼光”（同上书，166页）。其次，许倬云曾在对李济的悼念中记录了其一生中未能完成两桩心愿，首件便是他领导的中美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此一件事便可说明其“世界性的眼光”［《李济文集》（第五卷），487页］。而李的这一未竟心愿，张亦念念不忘。在李去世后的第三年，张便力促美国国家基金会帮助四川大学建立国际性的考古实验室，想借此开启中外合作考古的先河，但最终囿于时代背景与国内外环境而未能成功。1991年，此时距李去世已经十二年，张终于实现了他与恩师共同的梦想，即中美双方平等的基础上达成了在豫东合作考古的计划。最后，张有过这样的回忆：李在人类学的第一次课上便告诫学生，从事人类学研究要中西名词与观念融会贯通，并“进一步说，只要与研究论题有关，不论是哪种材料，哪种学科，都可以毫不顾忌地拿来使用”（《考古人类学随笔》，167页）。仅这一条便说明了李、张二人具有同样的“整合的眼光”，是极具远见的“拿来主义者”。

▲ 张光直于河南商丘马庄遗址

（左起乌恩、张长寿、张光直、高天麟）

    四、回望结局

在台湾期间，李济便对张光直给予厚望。 1954年张前往台中服兵役，李在所寄信中就写道：“我相信你是一个能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天资固然卓越，努力亦不后人；更难得的是你确有这一志趣 ……你们的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传薪有斯人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3页）其后，张负笈美国，李对其学业、生活、情感等诸多方面更是关怀备至，不仅写信与张的导师交流他的学业，提点他如何学习英文，指导他如何与西方人沟通，甚至帮忙照顾他在台湾的亲人。尽管后来李与张在学术上存在的分歧日益显现，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李对他的厚爱。李曾急切且热情地盼望着张能够早日回来继承他的事业，为此他不仅向张详细说明了史语所具备的优美环境、资料优势，并积极为其筹划丰厚的薪金与合适的岗位。李曾毫不掩饰地向张诉说道：“我最亲切的希望，为能帮助你们这一群年青力壮又有作学问志趣的，把傅孟真先生卅年前所燃的这一把新史学的圣火负责传递下去。你是我寄望最深的一位，李卉（张的妻子）是你的—我希望如此—一位好帮手；我很喜欢你们两人，故说得如此率直，你们能答应我的呼声吗？”（同上书，18—28页）

然而，张光直终是没有答应恩师的请求，而是选择留在了美国。后来张本人对自己不回台湾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同上书，215页），首先，台湾发展空间太小，这一点在后来李零、陈星灿等人怀念性的文章中可得到印证，如李零曾这样写道“因为大学毕业后，他嫌台湾憋气，环境狭小（除了整理大陆发掘的旧材料，只能做原住民考古），觉得要做有博大眼光的考古学，还非走出国门不可”。其次，思想不够自由，此从高去寻向张光直抱怨史语所固步自封，连大陆的考古材料都不愿意购置与阅读的信件中可体察一二（同上书，18—21页）。最后，辈分要求过于严格，至于这一点张虽没有具体言及某人，但从高去寻不满史语所集刊因为资历而刊登某些水平不高的文章（同上书，158页）、李济在傅斯年去世后对“中研院”新所创立之事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事实来看（罗丰《那一代人的心迹》，《读书》 2011年第1期），所言非虚。无论如何，张光直的留美决定给李济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与无可奈何，也给自己留下了难以释怀的歉疚，而这或许也是他晚年回到台湾并担任“中研院”副院长一职的深层缘由之一。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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