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4-18 13:59:56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王维江

2023年7月8日，郭实猎诞辰220周年。德国西德广播电台制作了一档15分钟的节目——“牧师、海盗、天才？中国宣教士郭实猎”（Pastor，Pirat，Genie? Karl Gützlaff，China-Missionar），其中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他是新教传教士、间谍、语言天才和江湖骗子。今天，他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但在19世纪，他在遥远的亚洲所撰写的游记在整个欧洲广为流传，成千上万的中国粉丝蜂拥而至，聆听他的演讲。（Er war evangelischer Missionar, Spion, Sprachgenie und Scharlatan. Heute fast v.llig vergessen, wurden seine Reiseberichte aus dem fernen Asien im 19. Jahrhundert in ganz Europa gelesen, zu seinen Vortr.gen str.mten tausende China-Begeisterte.）

第一句是对郭实猎的盖棺定论，前两个称谓也出现在中文世界，后两个标签则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欧洲人之所以强调他是“语言天才”，凸显的是学习汉语难度之大，也说明当时汉语翻译之稀缺。那么，为什么要赠予他“江湖骗子”的恶名？或许是汉会“丑闻”的百年效应。可见无论中外，对郭实猎的褒贬至今仍然存在歧异，贬义中的“间谍”没有争议，而“江湖骗子”绝非是中国人所贴的标签，清代人给郭实猎所扣的“帽子”有“逆夷”和“汉奸”，后来中国学者又为他添加了“鸦片贩子”和“强盗”。

郭实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电台节目的开场白恰恰昭示着一个事实，即郭实猎是一个毁誉参半、聚讼纷纭的人物，即使是在他去世170多年以后。无论在媒体还是在学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郭实猎依然充满争议。活着的时候，他在欧洲引起的争论在教会内部，他本人也极力为自己申辩；而在中国引起的争议则呈现两极分化，官员斥之为“逆夷”，而民众“叨念”其爱民。48岁死于香港之后，他在欧洲教会内部引起的争论已趋于平息，更连续获得在华殖民当局的褒奖，香港以他名字命名的街名和上海以他名字称呼的外滩信号塔便是明证。


缺乏真切的了解，往往引发错误的判断，而错误的判断之所以难以被发现和纠正，原因在于乌纱帽的品级决定着判断的正确与否。视野开阔、坚定睿智如林则徐，早在江苏巡抚任上就与郭实猎打过交道，作为钦差大臣的他，在广州未能分清“甲利”、“吴士拉”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也未能准确评估郭实猎的真实汉语水平；在浙江主持军事的扬威将军奕经认识到郭实猎的重要性，却误以他为“最为著名酋目”。

即便是七岁跟随郭实猎夫人学习的容闳也把自己老师的夫君当作是“英教士”。限于当时急迫的外交军事压力、翻译人才的匮乏和信息来源的单一，清代官员对郭实猎的认识和判断失误情有可原，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自20世纪上半叶起的学者同样因为缺乏真切的了解而急于下结论，其谬误甚至超过清代官员。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武堉干著《鸦片战争史》对郭实猎的国籍和主要活动地点、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对郭实猎的职业的叙述都不符合事实。


李骛哲的博士论文《郭实猎与“开放中国”》正是为了澄清郭实猎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大胆尝试。要想做好这一选题，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外语知识的储备，二是搜集外语第一手文献的能力，三是打破观念禁锢的勇气。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李骛哲决定接受挑战。作为他的论文指导老师，我既感到欣慰，同时心里也不是完全有底。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华书局修订版的博士论文，便是李骛哲交出的圆满的答案。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产出了更多的“边际效应”：一是走万里路，为了发现和获得新文献，他前往柏林、伦敦、伯明翰和莱顿等地，最终满载而归；二是读通洋书，为了解读外文文献，他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英文和德文阅读能力，另一方面跟从上外的荷兰语老师学习荷兰语，同时自学辨认手稿的技巧，最终完成了外文文献的整理、翻译和解读。


在此基础之上，再构建论文的视角和框架。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放弃了传统的博士论文写作框架和叙述方式，不是追求一本面面俱到的郭实猎传记，而是把郭实猎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开放中国”的相关度作为考察的核心。这样做的好处，能够准确描绘出19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与西方相处的实相，即当时不只是英国人，也不只是大鸦片贩子，而且还有几乎在华的所有传教士都支持英国“开放中国”的企图，他们甚至为武力胁迫中国开放而摇旗呐喊，所以郭实猎并不是一个异数或怪胎，只不过因为他是极个别掌握了汉语的口译和笔译，成为那时西方殖民列强中炙手可热的专业人才，再加上因心理有问题而导致的过人胆量，让他在商业冒险和外交交涉中的强劲风头迅速盖过了长期在南洋和中国经营的伦敦会传教士，也让他的翻译和传教成绩远超同侪。这是他的成功，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引发日后巨大争议的伏笔。

开笔第一章《郭实猎姓名考》是关键，看似一个纯考据的标题，实际要做的是思想史的追溯：为什么郭实猎的汉文名如此之多？哪些是他自选的译名？他为什么最终选择姓郭名实猎？他为什么要学福建和广东方言？自选汉名的变化是否反映出他学习汉语的方法和对中国认知过程的深入和成熟？是否表征着他从学习方法和心态依附伦敦会的麦都思到逐渐确立自信走向独立传教的想法的形成？哪些是别人给他起的名字？不同时期的译名反映着什么样的时代氛围和个人心态？

通过对其众多汉语名称的追踪溯源，郭实猎的本来面目和在历史长河中扭曲变形的郭实猎面目被真实地勾勒出来。我说可以投《近代史研究》，李骛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不用找任何关系，编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里也想告诉年轻学子们，不要把学术界的“卷”都归咎于学术之外的因素。

信心确立起来，挑战自我的勇气油然而生。第二章《早年经历与人格特征》是借助于心理学完成的跨学科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也是耳目一新：郭实猎具有“病态人格”，集“乐观”、“狂热”、“孤僻”、“倔强”、“自负”、“任性”于一身。而这一人格的形成有着多重的原因——既有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也有幸福婚姻的突然崩溃所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有早年在南洋依靠所掌握的福建话在暹罗华人中传教的超级效果的激励。也就是说，一个人事后所取得的成就与他最初的动机并非总是合拍，有时甚至正好南辕北辙。

与清初耶稣会士传教的路径截然不同，新教传教士走的是底层路线，而交接底层的最有效方式是医学传教，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底层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这一角度看，郭实猎是马礼逊和郭雷枢的承前者，也是伯驾和雒魏林的启后者。他在荷印群岛和暹罗的传教实践，都是为来华传教的预演。而郭实猎的相貌恰好与南洋华人接近，穿华服，说汉语，以医学作为传教的媒介，诸多机缘巧合，促成了郭实猎来华的动因和手段。


如果没有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侵华战争的因素，郭实猎还会延续他在南洋和暹罗的成功的传教模式，而介入东印度公司事务和充当英国侵华战争的帮凶，则成为郭实猎来华传教的污点。其实沾染上这一污点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几乎所有在华传教士的主动选择，一手拿着英国大鸦片商的巨额赞助，另一手举着《圣经》引导迷途的中国“羔羊”，就成为那一时期在华新教传教士极为奇特的一景；而一方面极力批评中国人的愚昧，另一方面则为英国侵华战争摇旗呐喊、鸣锣开道，也成为那一时期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必然选择。这里作者提出来的一个有趣问题是——既然是团体性的作恶，为什么最后独有郭实猎背上千秋骂名？除了“个性张扬”，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譬如，是否具有竞争关系的英美新教传教士有意转移视线或者故意抹黑泼脏水？汉会“丑闻”的持续负面效应，是否成为郭实猎在华形象的一个转折点？学术之外因素的强力介入，是否在形塑郭实猎的负面形象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后一章利用图像来解读郭实猎与“开放中国”的相关度，新意迭出：图像中的衣装式样和发型的变化，与郭实猎的自我形象塑造、打开中国国门的诉求、对自己独特翻译地位的强调，都有着合乎逻辑的内在关联。


李骛哲博士论文的学术意义，在于它展示了研究郭实猎的可靠史料，开拓出研究郭实猎的新颖路径，解决了郭实猎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和重要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郭实猎的研究可以画上句号，后来者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展拓研究的经纬度：比如伦敦会传教士（包括马礼逊父子、麦都思、理雅各、柯理兰）与郭实猎的关系，德语区背景的在华新教传教机构“三巴会”（巴陵、巴冕、巴色）与郭实猎的关联，其中尤其不可忽略的是符腾堡传教会在郭实猎后期在华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考虑到他们在郭实猎背后若隐若现的金主角色以及汉会“丑闻”中的要角韩山明的巴色会出身，无疑这方面还需花大力气进行深入考察。还有郭实猎在欧洲发表的大量文章在教内教外的影响，也需要一个准确的评估。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伊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在郭实猎1847年出版的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中透露了郭实猎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郭实猎坦陈其出版该书的目的是——“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对中国产生持久的兴趣”。也就是说，尽管郭实猎撰写了数量可观的非母语的著作和文章，但他更在意德文版在其祖国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覆盖到从马克思到亚历山大·洪堡这样的知识精英，我们没有理由熟视无睹。

如前所述，郭实猎确实充当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情报搜集者、英国大鸦片贩子的帮凶、对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吹鼓手，这是铁的事实。“做异教徒的信使需要一定的胆量”（Es geh.rt eine gewisse Tollkühnheit zu einem Heidenboten），这是郭实猎的夫子自道，然而过于胆肥，就越过底线，成为为非作歹的同义词。郭实猎研究的魅力和价值，正在于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是在华新教传教士传教方式的革新者——其官话和方言兼学，着华服并培养中国本土信徒传教的方式都深刻影响着当时和后来的传教事业；他参与修订马礼逊版《圣经》，成为后继者如麦都思继续翻译《圣经》的原动力。他是在华知识传教的先驱，其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估，鸦片战争前广州关注“夷务”的学者萧令裕和梁廷枏以及三四十年代的两广总督是否读过郭实猎的这本杂志？无疑是令人遐想不已的有趣题目。他是在华新教传教士医学传教和教育传教（包括其夫人所办的女塾）的开拓者，容闳就是郭实猎夫妇教育传教的受益者。他是在华独立传教的第一人，其传教方式和成就对其他新教传教机构和个人所造成的压力，无疑也是他饱受争议的一个诱因，而他由此也成为激励后来者的一个榜样。最后，他也是现代欧美汉学研究的探路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如对《红楼梦》的介绍和对《聊斋志异》的翻译，都对后来者具有示范意义。这样的一个郭实猎，难道不值得我们花大力气研究吗？


时间过得真快，李骛哲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情景宛如眼前，实际上他已离开复旦六年。他的博士论文修订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刊出，我为他高兴，拉杂略述如上，既是表达衷心的祝贺，同时也希望他不要自满，继续扩展和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