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
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之旅”,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与浙江大学历史系年轻教师徐立望博士一起来到地处浙江省西南山区的龙泉市档案局(馆),搜寻地方历史资料,受到档案局朱志伟局长等人的热情接待。在龙泉档案馆的库房里,见到了这批收藏在密集型书架上、占据大半个库房的珍贵资料——龙泉晚清民国地方法院司法档案。后来,有朋友说我们“发现”了这批文书,这当然是过誉了。这批司法档案由龙泉市档案馆收藏管理,经过编目,公开供读者阅览,为研究者上门查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不像王道士无意之中打开藏经洞,发现敦煌文书,也不像学者从事田野调查,在断垣残壁之中找到半块镌刻有珍贵文字的旧碑,得来多少出于意外。不过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反映着现代中国学术制度的推动与近年来学界关于“历史资料”认识的演进。
重视利用地方文献,深入展开区域研究,是近年来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试图通过研究各具鲜明特色的区域地方历史,深入观察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来充实以政治史为主体的传统历史画面。不过,由于对各地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人们一直以为,除了如徽州这样的例外,在经过近代连绵战火的焚毁与“土改”、“文革”等时期现代革命铁帚的扫荡,各地存世的历史文献已经极为稀少,难以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了。近年来不少地方陆续发现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新资料,令人在惊叹我国传统地方文献生命力顽强之余,也使我们对原先的估计产生了怀疑,因此才有了那次搜访之行。
如果讲得更学理化一点,龙泉司法档案的被“发现”,无疑还反映着新史学发展以来史学观念的演进。从某种角度讲,近代史学的发展,就是人们不断扩大观察历史范围的过程。梁任公曾批评我国旧史自“《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之下,史学研究从“帝王家谱”即王朝政治史,扩大到了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等各个不同层面。
中国传统史学在它的后期,已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历史资料存在的广泛性,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说法。但他们更多地是从经与史、文与史关系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且基本局限于正式的书籍文献资料。二十世纪在新史学潮流影响之下史学的每一次演进,都会伴随着一股扩大搜寻历史信息渠道的努力。年鉴学派的兴起使得原先不被人们关注、却藴含着历史上人们社会经济生活重要信息的一些资料,受到史学家们的深度关注,如自然地理信息、民间文书、日常生活用品、档案文献等等。近二三十年来新文化史的流行,使得史学家所关注的史料更为多样化,口传史料比以往更受重视,一些反映历史心态的史料更前所未有地受到关注,如人们的生活习俗、传说故事、文学作品等等。随着诸如饮食、服饰、身体、性别、表象、记忆等等内容进入史家研究的领域,一些原本看似毫无意义的史料开始浮出水面。
正如英国史家卡尔(Edward H. Carr)所论,历史事实与过去的事实有区别,“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过去的事实只有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被他们用作历史研究的资料时,才变成“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