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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丛书上新 |《韩诗外传》:全方位另类解读《诗经》
发布时间:2024-04-12 13:53:49
来源:中华书局1912
作者:容暄
说到“外传”,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情景喜剧《武林外传》,殊不知,“外传”这一名称其实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最早是指一种经学的解经著述体例。“外传”相对于“内传”而言,表明其与“经”本身较为疏远,如《左传》被称为《春秋内传》,而《国语》则因与《春秋经》编年的体例更为疏远,被称为《春秋外传》;另外,“外传”还表明它并非经文经义最为正统内核的阐释,带有演绎、推演的性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韩诗外传》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三全本
《韩诗外传》
《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辩论。他还撰有《韩诗内传》四卷,但已经亡佚了。据《汉书》载: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艺文志》)
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汉书·儒林传》)
可知,与紧密围绕《诗经》展开的经文训故、诗旨阐释不同,“传”这一体例主要通过“取《春秋》,采杂说”的方式,来推衍诗义。《韩诗外传》全书十卷共308章,其中有284章都在论说道理、讲述故事之后,通过引用《诗》辞来照应事理的论证。正如王世贞《读韩诗外传》所说:“《韩诗外传》杂记夫子之绪言与春秋战国之说,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这些《诗》辞大多不是《外传》论说的主体,而更多只是可供援引和依赖的“经典”中的话语资源,所以出现杂糅引《诗》的情况(如上下二句不出自同一首诗),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断章摘句、触类引申的方式,其实是春秋战国以来赋《诗》言志、引《诗》论理的传统的延续,都是“余取所求焉”。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认识《韩诗外传》的文献价值十分重要。
诗经豳风图(局部)
因此,研读《韩诗外传》,除了钩沉书中保存的《韩诗》经文异文、经义解说之外,还应该重视其“取《春秋》,采杂说”的著述体例,探讨《外传》在反映古书纂作与流传方式、早期历史叙事的特征、战国秦汉思想流变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韩诗外传》很好地反映了早期文本的流传形态,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书中所载的人物故事和说理文字,不少都并见于《荀子》《吕氏春秋》《左传》《晏子春秋》《论语》《孟子》《韩非子》《老子》《礼记》《孔子家语》等文献。与韩婴时代相近的贾谊《新书》,以及今文家口诵讲授之著《尚书大传》《公羊传》《谷梁传》等,都在《外传》的引述之列。同样,《外传》不少章节,也互见于晚于韩婴时代的《史记》《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论衡》《高士传》《渚宫旧事》等文献中。比析这些互文,对考辨古史、明析源流、校勘古书大有价值。当然,这些文献的时代或有先后,内容或有详略出入,所述人物姓名、时地、褒贬评价、思想学派多有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传闻异辞、文献渊源歧杂而导致,另一方面也可能出自韩婴的有意改造,以更契合其经义思想和著述体例,如卷八第四章载崔杼弒齐庄公,荆蒯芮为报君而赴死,他的仆夫也“结辔自刎于车上”。对此,《外传》评价说:“荆蒯芮可谓守节死义矣,仆夫则无为死也,犹饮食而遇毒也。”认为仆夫死得没有意义。但《说苑·立节》同样记载此事,则评价仆夫“亦有志士之意”,并引《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来赞许他。这说明,不同文献在处理同一故事素材时有不同的取舍和评价立场,甚至会出现与基本史实相悖的情形。如卷三第十七章“宋大水,鲁人吊之”,事见春秋鲁庄公十一年,其时距孔子出生有百余年,但《外传》却载了“时人”孔子对此事的评价。《说苑·君道》也记载了此事,就不存在这样的史实错误。再如,卷八第二十四章冉有援引姚贾、百里奚、太公望、管仲之事,向鲁哀公论说“学而后为君子”,但姚贾为战国末期人,在冉有之后二百余年。实际上,《外传》之文本见于《战国策·秦策五》,原是姚贾引百里奚、太公望、管仲之事以说秦王,《外传》将其抄缀系于冉有名下,以致出现明显的时代错乱。这种“关公战秦琼”式的史实错乱,在早期文本生成与古书流传中是常有的现象,我们在指出其疏误的同时,也应避免以一般的文献校勘、辨伪的方法做出简单的优劣真伪评判。
三全本《左传》《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论衡》《礼记》
《外传》书中叙述了两百多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故事,他们远起上古,近迄蒯通、曹参等与韩婴同时而略早的当代,他们当中既有贤明仁爱的君主、贤能有谋的大臣、竭诚敢谏的直臣、独善其身的隐士、安贫乐道的穷士、奉养双亲的孝子、忠勇死节的义士、贞明识礼的贤女,也有昏庸、奢靡、奸佞、谄谀、愚昧的不肖之徒,对此韩婴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抑恶扬善的态度,经常通过引“《诗》曰……此之谓也”来揭明主旨,臧否人物。这些历史叙事,有不少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如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卷九第五章);孟母“断织督学”“买肉啖子”的故事(卷九第一章);晏子使楚时说“橘生于南则为橘,橘生于北则为枳”(卷十第十七章)。有些还颇具寓言、小说家的笔法,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卷十第二十一章)。
孟母断机图
再如卷八第三十三章载“螳臂当车”:
齐庄公出猎,有螳蜋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为虫,知进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庄公曰:“此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车避之,而勇士归之。《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值得一提的是,齐庄公对当车的螳螂,“回车避之”,并赞其为“勇士”,这与今天我们一般所理解对螳螂自不量力的讥讽有所不同。再如卷二第十一章孔子假设“如使马能言”,来模拟马被驾御的三种感受,以此说明“御马有法,御民有道”,写得十分生动而深刻。
可见,《韩诗外传》在汉代散文、古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独具的价值,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外传》“文辞清婉,有先秦风”,王世贞《读韩诗外传》认为其书“明健可诵”,卢文弨《赵校韩诗外传序》也认为“其得流传至今者,岂非以文辞赡逸,为人所爱玩哉”。
除了叙事故事,《外传》中还有不少论理的文字,涉及治国理政、道德修养、典章制度、礼乐教化、天地自然、民生风俗甚至医药养生等方面的主题,综合反映了先秦至汉初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这些论理文字,能看出韩婴的一些思想倾向。如书中屡引《老子》之言,其他一些言论如“故惟其无为,能长生久视,而无累于物矣”(卷一第二十三章),“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卷五第二十七章),主张“无为”“寡欲”“清静”“逍遥”“任自然”,很明显受到汉初思想大环境的影响。不过总体上,韩婴仍以儒家思想为底色,书中讨论的政治思想和个人道德修养,如关于君王应该如何修身明德、为政、治国、尊士、御民等,多符合儒家之道。书中还记载了很多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嘉言懿行,是研究孔门师生形象、德行及论学情形的重要资料。另外,书中不少章节并见于《荀子》,多达五十余条,故清代汪中等学者认为韩婴属于荀学一脉。但实际上《外传》在引述《荀子》文本时,并非完全承袭,如卷四第二十二章本于《荀子·非十二子》,但删去了对子思、孟轲的批驳。再如卷五第五章袭自《荀子·儒效》,但将《儒效》中的三处“法后王”改作“法先生”,将“敦《诗》《书》”者为俗儒,改作“杀《诗》《书》”者为俗儒。另外在人性论上,荀子主张性恶,而《外传》卷六第十六章则曰“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云云,臧琳《经义杂记·韩子知命说》认为“即孟子性善之说”,“孟子之后,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韩君一人而已”。卷五第十七章更是明言性善,其文曰:
茧之性为丝,弗得女工燔以沸汤,抽其统理,则不成为丝。卵之性为雏,不得良鸡覆伏孚育,积日累久,则不成为雏。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为君子。
认为天所赋命的人的才性之中,有美善的潜质,顺因之,扶携之,“内之以道”,则可以成为君子。因此,韩婴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也都是基于性善的认识,屡言“材虽美,不学不高”(卷三第十五章)、“学问之道无他焉,求其放心而已”(卷四第二十七章)、“美材也,而不闻君子之道,隐小物以害大物者,灾必及其身矣”(卷六第九章),顺善之心,率性修道,教而为善,这都与荀子“化性起伪”的主张有所不同。
《孔子圣迹图》之一
书中还有很多富有洞见的思想,如卷三第十四、十五、十六章都讨论了有关学习的主题,如“礼有来学,无往教。致师而学不能学,往教则不能化君也”“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教学相长”“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等,至今仍具有思想意义。再如卷七第二十七章论说“为人父之道”:
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抚循饮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识也,必严居正言,以先导之。及其束发也,授明师以成其技。十九见志,请宾冠之,足以成其德。血脉澄静,娉内以定之。信承亲授,无有所疑。冠子不詈,髦子不笞,听其微谏,无令忧之。此为人父之道也。《诗》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记述了父亲在儿子幼儿、成童、成年等不同阶段的教育、相处之道,这些教育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又如卷二第二十三章田饶论说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将鸡的特征及其中所寓含的道德品性捕捉得十分到位。这些内容,在今天读来仍令人叹服,引人深思。
总之,《韩诗外传》一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是了解先秦至汉初历史、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所载古人之嘉言懿行,叙事生动,论理深刻,晓畅深远,有清健峻朗之风。
《韩诗外传》(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32开 精装
李辉 译注
978-7-101-16576-0
46.00元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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