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出版史的叙述中，陶亢德一直是被遮蔽的出版人物。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2022年出版）中，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出版生涯，特别是再现了他作为编辑的“黄金十年”，包括担任《生活》周刊编辑，协助林语堂编辑《论语》《人间世》，与老舍合伙办人间书屋，与林语堂共同创办《宇宙风》，后创办亢德书房，与林语堂“分家”后另办《宇宙风乙刊》……同时，他还记述了自己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现代文坛人物的往来以及对他们的评价，对于抗战期间的“落水”经历，也有比较深刻的自我剖析，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关于陶亢德的出版经营策略，王鹏飞《陶亢德的办刊实践与办刊思想》一文曾有专门的讨论；《陶庵回想录》的出版，将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出版人物、推进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本文结合《陶庵回想录》中关于出版经营方面的表述，尝试对陶亢德的“出版生意经”作一总结，以展现这位“出版奇才”的经营之道。


在陶亢德看来，“没有作者就无编者”。为了吸引作者、保证稿源稳定，他有自己的一套经验，第一便是从稿费入手：“我认定在我这种不学无才的编辑，作者真是衣食父母，必须对他们必恭必敬。怎样恭敬法呢，第一当然是尽可能酬费从丰……”不仅如此，稿费最好也不要拖欠，因为“一个刊物的成败，决定于作者”，“如再拖欠，即使作者不以稿费为生，也是对不起他们的”。为此，他多次和林语堂向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催讨稿费。

创办《人间世》后，稿费定为千字五元。提供高额稿费这一做法，可能是借鉴了《生活》周刊的经验：“《生活》周刊的稿费一千字多到八元，在德国写德国通讯的王光祈的稿费多到十二元千字，在那个时代，三元千字已经不算少了。”这样做固然是为了约稿，但也说明陶亢德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希望能够为作者提供好的创作条件，这在他促成老舍《骆驼祥子》的发表上有所体现：

《骆驼祥子》这部小说之发表于第二年开始的《宇宙风》，在我，是有一个助成老舍专事创作的心愿。……我就向他贡献了一个意见，说假如《宇宙风》能够按月付他百元左右的稿费，是否足以作他去做一个职业作家的生活底子呢？商量结果是《宇宙风》从二十五期起登载他一个长篇小说，每月四五千字，每月致稿酬八十元。双方一言为定，《骆驼祥子》先在《宇宙风》上发表，后由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再版过几次。


1935年，陶亢德与老舍合伙办出版社——人间书屋，老舍出书稿，陶亢德出资金，并以版税的形式支付稿费，版税也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办出版社原本是陶亢德的理想，但是无奈时局动荡，法币贬值，小本经营的出版社财力薄弱，陶亢德仍坚持尽己所能支付版税：“我只知道有个相当整数了就付，甚至还不到整数也先垫一些，不一定按月按季，这在我是已经尽我心力，因为我也是饿汉，知道饿汉的肚饥……”

除了提高稿费标准，在实际约稿过程中还经常预支稿费，如陶亢德在《宇宙风》创刊时，向郭沫若约稿，希望对方写《浪花十日》一类的游记文章：

郭先生回信来了，他说写《浪花十日》这类游记文章，需要旅行，如能寄他一二百元钱，他有了旅费就有材料写了。这是合乎情理的要求，不过我们一共只有五百元资本，提出五分之一二作预支稿费，却也令人踌躇。我考虑又考虑，结果汇给他一百或一百五十元，去信说明我们是小本经营，如写游记困难，写自传怎样。结果他寄来《初出夔门》，这很使我兴奋，自以为是一大收获，于刊物销路必有好处。

为了约稿甚至要预支稿费，即便如此，也愿意承担亏本的风险。又如，陶亢德以《自传之一章》为题，请名人名家撰写传记文章，并拟刊发在《宇宙风》上。其中经《大公报》记者杨纪的介绍，向当时香港舞女李丽约稿，可惜约来的文章“写得不大可读，而且续稿迟迟不来”，陶亢德只得托中间人转告作者停写，“预支稿费一百元虽然算来应该退还大部分，实际终于放了汤——损失了”。

维护作者关系，第二个经验则在于对作者来稿的处理上。陶亢德是这样解释的：

每次接到来稿，尽快作复，以及多多联系，常常索稿。对于还没有成名的作者来稿，我的取舍是先宽后严，就是如果来稿虽非佳作，但不无可取，看苗头是能写出好作品来的，那就“从宽录用”，使他发生兴趣继续写作，宁可对他的第二篇来稿要求严格些。

在陶亢德看来，《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销路好，除了与林语堂的名气有关，还离不开那些为刊物供稿的作者。不论作者有名无名，他都是一样尊重对待，“对于编辑之道、怎样做好一个编辑，我没有经过学习，有什么心得决窍？我只知道要对写稿者恭敬殷勤，不管他有名无名，来稿赶快看，能用的马上通知，不能用的立刻退还”。


陶亢德对作者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有意思的是，1981年他获得平反后，还因翻译合同的问题与科学出版社编辑发生了一次争执，出版社说现在没有合同制度，口头约定就可作数，但陶亢德更在意合同之于作者/译者的意义：“至于给译者以合同或约译信，不过为了给他以译稿如合格必出的保证，使他能够胆大放心地翻译罢了”，“我总认为出版社编辑对于作家译者，即便不必敬若神明，唯命是听，无论如何要为他着想，尽可能给予种种方便甚至优待”。


一般来说，出版活动主要由编辑、印刷和发行三个环节构成。对于前两者，《陶庵回想录》似并无多少讨论，反倒是“发行”“销量”“销路”等词出现得比较频繁。书刊销量的多少，是陶亢德评价编辑成就的一个重要维度。比如对于邹韬奋，他的评价很高，认为“是前无古人，后亦恐无来者的杰出的编辑”，因为《生活》周刊的销量实在惊人，“超出当时销数最大的《新闻报》，达十多万份”；对于同事徐訏，他评价此人“能写诗会写小说，所以是作家而非编辑人才”，因为徐訏办的刊物“都不怎样畅销，寿命也不长久”。

陶亢德对销量的看重，可能与“论语派”刊物本身的性质有关。《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发表的文章以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的文风，与政治关联较少。有研究者评价林语堂所办的刊物，“是知识分子浓厚的文化气息、小品文的士林化和雅化倾向与提升教化市民的通俗性结合起来的典范”。因此，与陈望道的《太白》不同，“论语派”刊物具有通俗性，追求的是销量，才能保证自身的经济利益。


在追求销量方面，陶亢德也做了一番研究。其一要考虑的是刊物的内容，这是他在观察《生活》周刊的受众群体时得出的经验：

他们（笔者按：指《生活》周刊的读者）大多数是细细看细细读，当作教导或指示的……他们的爱读《生活》周刊，肯定是由于它的内容精彩言论深得人心。《生活》周刊的销数增加，不是以低级趣味迎合有些读者的低级趣味的结果，而是以有趣味有价值的内容吸引了趣味不同的读者。

刊物内容要吸引读者，但不能一味地迎合读者，否则就是劳而无功。陶亢德以为《生活》周刊的畅销之处在于，“内容的合乎情理”，所刊载的文章“都不是什么奇文，但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如此便能深入人心，产生广泛影响。同时，他觉得《生活》周刊的内容与美国《读者文摘》有相近之处，二者销量大，“由于编辑者的精神思想与大众的精神思想正相契合”，“以其合乎人情合于民心的内容使读者‘一拥而上’”。陶亢德办刊并不是盲目地迎合大众，他的思考在当下亦是十分深刻、难得的。

其二是要保证稿源质量。如陶亢德接编《论语》后，唯恐销路下滑，“唯一办法是拉住经常为《论语》撰述文章的确写得很好的作者，像老舍、老向、何容、姚颖这几位”。老向其人，在《陶庵回想录》中至少出现了六次，但都未见全名。老向原名王向辰，与老舍、何容（老谈）并称为白话文坛“三老”，以京味通俗文学著名，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作品多在“论语派”刊物上发表，著有《全家村》《黄土泥》《巴山夜语》等。除了现有的作家资源，陶亢德还积极主动向名人名家约稿，如他以“自传之一章”为题，请作者以外的名家写文章，以提升《宇宙风》的影响。1937年8月16日《宇宙风》第47期补白列举了名人自传的预告，包括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何香凝《我学会烧饭的时候》、陈公博《我生平的一角》、叶恭绰《四十年求知的经过》、黎锦熙《自传之一章》、陈衡哲《我幼时求学的经过》、王芸生《一个挨打受罚的幼稚生》、徐悲鸿《自传之一章》、周作人《关于我自己》、老舍《小型的复活》、丰子恺《不惑之礼》、谢冰莹《贫困的大学生活》。《陶庵回想录》中还提及了冯玉祥《我的生活》、陈独秀《实庵自传》两部，再加上郭沫若《海外十年》、老舍《病夫》，在1937年10月1日《宇宙风》第48期广告语中以“四大巨著”为标语加以隆重宣传。


其三是尽量降低代销的不利影响。他办人间书屋时想到小出版社的发行难题在于只能依靠代销，一方面定价要考虑代销处的折扣，另一方面也有回款难的风险。为此，他想了一个能够使出版者和读者两利的办法，就是由读者直接向出版社购书，既可保证低书价，也可避免欠账。1936年6月人间书屋出版老向的《黄土泥》，该书版权页上有出版社的“直接购买办法”：“本屋所出书籍，售价特别低廉，故极望读者直接购买，藉免本屋受代售处之折扣欠账等损失。”甚至是寄书产生的挂号费由谁承担，他都有考量，既要照顾到普通读者的购买体验，也要把出版社的成本计算在内，最后提出了解决方案：“书籍如遗失，免费补寄。”不用挂号邮寄避免遗失，而是改为事后补寄的赔付方式。这一做法很冒险，连老出版家张静庐先生都忍不住感叹：“陶亢德你发疯了，书遗失照补而不收费！”从中也可见陶亢德灵活变通的经营思维。


陶亢德对自己编辑的刊物是非常看重的，甚至向子女坦承他编辑的杂志比儿女更加重要，在长女陶洁的回忆中，陶亢德曾说“我的儿女并没有使我十分挂肚牵肠，我的杂志却使我时时勾心挖血”，在家伏案工作时如果被子女打扰，他也会立刻呵斥道“出去”。但在陶亢德的主观叙述中，似乎只是把办刊当作糊口养家的差事：

假如这刊（笔者按：指《宇宙风》）有大力后盾，编者又不是靠它养家活口，或者大义凛然气节高超，可以无所谓萦心于它的经济。我，偏偏又都不是，鼠目寸光，只注意个人和一家生活。

从前面所述陶亢德的经营策略来看，这像是自谦之词。事实上，他对报刊出版事业的专注与热情，已经完全融入日常的办刊实践之中了。1922年他14岁就离家去苏州一家织缎庄当学徒，对庄里的手艺并不热衷，却偏偏热心看报，《新闻报》《快活林》还有《申报》及副刊等都是他少年时期的读物；1927年在三星厂期间，他阅读《东方杂志》，给《小说月报》投稿，蒙编辑指导学习写作；他还给《红玫瑰》投稿小说，与邵宗汉等朋友一起创办刊物《白华》，直到1931年加入《生活》周刊，正式开启编辑生涯。这些经历说明他很早便以文字、出版为唯一志业。不仅如此，他在编辑“论语派”刊物期间用心经营，甚至直言“我对《论语》只是保姆关系，于《人间世》，也不过是乳母罢了，对《宇宙风》呢，却是居于生母的地位了”，保姆也好，乳母、生母也罢，实则是把办刊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是毕生追求的理想和事业。


最能直观地体现其责任感的地方，正是算账。在《陶庵回想录》中，关于出版经营的“经济账”随处可见。比如，前面所述他提出读者直接向出版社购书的方式，以减少坏账，降低损失。又如，他计算编辑费，“《论语》的编辑费最多时每月三百五十元，林语堂和我平分，但不是每人平分各得一百七十五，而是这个月他拿一百八十，下个月我拿一百八十”；计算生产成本，“《人间世》……印刷和纸张略为与众不同，成本就比一般高了，稿费是千字五元，也比较高些，编辑费定得也相当高，高之高那，售价自然也要高了，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计算出版利润，“在当时，一个刊物如能销到五千本，可以不至于蚀本，《人间世》销路始终在一万本以上，应该有钱可赚。但所赚的只够作编辑费，这在资方看来，是只为编辑效劳”……陶亢德晚年时还能回忆起这些琐事，可见他对这些出版业务早已烂熟于心了。

陶亢德如此用心经营刊物，自然也容不得旁人对工作的敷衍马虎。1936年8月林语堂出国前，邀请三哥林憾庐接替参编《宇宙风》。1937年七七事变后，《宇宙风》迁至广州，此时陶亢德已先到香港，因此时常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书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件小事，从中可见他与林憾庐在经营管理上的不合：

无奈我偏注意小节他（笔者按：指林憾庐）却落落大方，对社务可以听之任之，不管三七二十一，这就使我更难放心了。……我一次到广州向管银钱出入的同事要账簿看，看了大吃一惊：很多天不记钱的收支。我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若无其事地说没有什么，而在旁的林公只是微笑不语。

同样的事情，陶亢德在书中提了两次。对于林憾庐，他认为此人“信奉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主义的，即便是他嫡亲弟弟的钱，他也会用之如泥沙”，又说“是个大事不糊涂的好人”。两人在性格和经营理念上格格不入，最终在林语堂来信提出《宇宙风》应该“会计独立”后，陶、林正式分家。当然，如果只是以陶亢德的自述作为参考，那么对于林憾庐的贡献的认识也有失片面。有研究者指出，林憾庐参编《宇宙风》直至1943年去世，全身心投入了近7年，其子林翊重又将《宇宙风》办了下去，“假如没有林憾庐父子的坚持，在那个战争的年代《宇宙风》是难以出版达十二年之久的”。


陶亢德在回忆编辑生涯时说：“《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纵有千错万不是，可也有它们的一定的业绩贡献。”对于陶亢德本人来说，同样如此。作为历史人物，陶亢德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他在民国时期的出版实践，比如他重视作者、关心读者，以少量的资本出版印行名人名家的书稿作品，同样发挥了启迪国民的现实作用，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这些都是不应当被抹去的。

这本书是现代作家、编辑家陶亢德的回忆录，撰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没有公开发表。陶亢德曾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几家著名刊物的编辑（如《生活》周刊、《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他在编辑出版上的才干得到合作者与作者的广泛信任，与邹韬奋、林语堂、老舍、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徐訏等许多名家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与鲁迅晚年时也有过频密的通信联系。陶亢德经手刊布了许多重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出版了《骆驼祥子》等现代文学名著，也是一些重要文学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

他的这部回忆录叙述了与众多名作家们的结识、交往，文学刊物的创办、经营情况，以及个人的经历，细节丰富，可读性强，是不可多得的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的资料，对于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现场、研究当时的文坛状况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对于读者来说，也能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我们心中的名作家风貌。

本书初次原貌四色影印了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并沈尹默、林语堂唱和手迹（原发表于1934年4月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并附多通周陶往来通信，非常珍贵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