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石韵：唐代碑志与文学研究》，王伟著，中华书局2026年1月，98.00元

　　■李成晴

　　我们当如何去“读”一方碑志？

　　或者说，我们当如何去“看待”一方碑志？更进者，看碑读志，有没有相对规律化的进径或方法？自其大端而观之，或可如王伟先生近著《唐风石韵：唐代碑志与文学研究》一般，把碑志作为方法——相较于集部，碑志本更“亲近”于史部，一旦将其援入文学文献视阈之内，便使之成为与文学、文献、文化、文物、史事、地理乃至民俗相对话的中轴，诚如唐人诗句所谓“本向他山求得石，却于石上看他山”（释无闷《寒林石屏》）。

　　一方碑志，其要有三，一为文本，二为载体，三为考古情境。如果不是过于理想主义的话，我们当清醒且理性地承认，我们通常无法在文本、载体、考古情境三者俱全的状态下从事碑志研究，甚至，有学人会感叹，只要能拿到碑志的拓片或照片就已经算是“烧高香”了。面对这一困境，学人会在拿到碑志拓片时再进行一番“纸上考古”，“从文献、文学、文化等多角度出发”，“激发周边文献的活性，使其共同构成一个互有关联的研究主体，回归碑志在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这正是《唐风石韵》一书在研究方法上的追求之所在。通览全书，我们可以在多个个案解析中看到作者对历史语境的重视：《瘗鹤铭》石存镇江焦山，欧阳脩著《集古录跋尾》，于其铭文两处申说，却有歧异，作者在考实《瘗鹤铭》在宋初曾经补刻之史实后，进一步回归历史语境，揭橥宋人欲借纪年符号之增益以引导读者的苦心。再如在释读《司马志诚墓志》时，作者看到了作为陇右节度府君出身的司马志诚“仰赖陇右旧将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得到陇右籍重臣的照拂与携助”的历史语境，此即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论。

　　以石证史、证诗之外，王著也颇留心于唐人墓志的物质性特点，在书中以第九章《视死若生：中古墓葬观念与生命意识》最为典型。该章透过墓葬礼仪、墓葬形制去还原墓葬习俗以及背后的文化心理，诚如作者所论：“冥界观念正是借由墓室构造、随葬物品、墓葬壁画等细节而浮出社会信仰的水面。”在研究韦匡伯墓志时，作者则关注到了《（伪）郑修隋韦匡伯墓志》《唐修隋韦匡伯墓志》这种“一人二志”的现象，并揭示出了京兆韦氏郧公房不得不在入唐之后重刻韦匡伯（身为隋、伪郑、唐三朝外戚）墓志的“苦衷”，那就是弃置伪郑所赠“大将军”官职、所赐“懿”谥以及删除韦匡伯长女曾为郑太子妃这一历史事实。尤为巧合的是，2022年，韩益墓志、韩益妻李季推墓志、韩复妻张氏墓志公布后，学人在书桌前便可以遍览韩休祖孙四代的九方墓志拓片。王伟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组墓志制作之时姻亲网络对“撰文、书丹、题额、镌刻”等工序的分工组合，并提取了“中唐墓志制作的家族化”这一理论表达。

　　考证最重逻辑，亦应守持法度，这一学术自律在第二章《蔡襄〈洛阳诗帖〉本诗及其书学意义探论》中体现得尤为清晰：倘欲论定蔡襄《洛阳诗帖》之本诗系录自杨凝式《洛阳风景四绝句》，除文本嬗递证据外，还应考实蔡襄欣赏并熟习杨凝式书帖。不过，尽管台静农先生曾明言蔡襄“倾服”于杨凝式，而“杨凝式的道路是北宋诸贤要走的”（《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但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蔡襄书学杨凝式的记载。那么，是不是考证自此就中断了呢？作者另辟蹊径，转而考察宋绶书法影响蔡襄（时任宋绶幕官）颇深，且宋绶精于鉴藏，其子宋敏求便曾在《三川官下记》中著录了杨凝式的《洛阳诗碑》。再联想到梅尧臣诗中称春明宋家“漆匣甲乙收盈厨”，诸人观览时，蔡襄的举动恰是“逡巡蔡侯得所得，索研铺纸才须臾。一扫一幅太快健，檀溪跃过瘦的颅”（梅尧臣《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经此“小心求证”之后，便可“大胆假设”蔡襄的《洛阳诗帖》应当创作于蔡襄担任洛阳推官并与宋绶、宋敏求父子交游款密之际，也就是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至康定元年（1040）三月间。

　　以上略法苏轼“八面受敌”之读书法，从金石学的根基——考证之进境去通览王伟先生《唐风石韵》的创获。在读王著时，笔者还有一个颇为深切的感受，那就是作者的研究，很多是经由摩石观拓中得来——在“昏晓流年”中触摸碑石的温凉，亲手捶拓，然后比对传世唐集加以释文考求，于是便习得了“从石本、拓本、集本到研究的全链条贯通”。同时，此亦非“读”碑志之终点。古人恒言“敬业乐群”“安居乐业”，而现代学术却又有“学术职业”之说，认为学者不宜“爱上”自己的研究对象，反而应当保持审慎的理性和适中的距离。在王伟先生这里，无论是身处任教与生活所在的古高阳原，还是专程去读志的陕北榆阳，摩石读拓，在学术研究之外，常常有着“非学术化阅读”的体验：在立体多层、百态万象的唐人墓志中，作者读到了“唐人底层生活最质朴无华、最不加抑制、最生动真切的人生与情感”，并进而关联到现实的世相，增添一重“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把酒问月》）之唏嘘。这些“散发着古墨芬芳的拓片”，更是曾经深度参与了作者在某些特定时期的“杜门”生活，成为排解感时伤世之感的忘忧之萱。

　　在《唐风石韵》的序言中，陈尚君先生对学术著作提出了一个围棋“铺地板”的类比，允为精见。在笔者看来，王著之“铺地板”，在结构体系的兼顾之外，尚有一层根柢性的铺设，那就是分门部居、条贯有序的“资料长编”，只是这类长编工作在全书中若隐若现，我们通过多章专论之末的“家族谱系图”才可窥见一斑。当然，由于各章撰作时地、刊发与否各各不同，在纂集成书时，尽管作者已经有了体系性的修订润色，仍偶尔未能“裁缝灭尽针线迹”，如本书各章初撰时，引及唐诗，自然只能依据市面可觅得的《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到了结集付梓时，则据新出版的陈尚君先生纂校之《唐五代诗全编》重加校订，可见审慎，不过仍有未能尽改之处，如论及何千里诗，便依旧作“陈尚君《全唐诗补编》据宋孔延之编《会稽掇英总集》卷二收录”。当然，这类“针线迹”，远非“误书”，而我们读来却同有邢子才“思之更是一适”的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