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9日(周四)20:00,著名晚明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特装本即将上架,敬请关注。



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言,张居正的“相权”之重,的确在整个明朝首屈一指,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比肩,其特点是“宫府一体”——把皇帝与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大臣们将他看作“威君严父”,只有“拱手受成”的份儿。难怪张居正曾经得意洋洋地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代帝摄政。这样的权势震主,很难不在君主心中埋下芥蒂。如果皇帝要亲操政柄,消除张居正十年当朝的余威,除了彻底将他否定掉,也没有别的办法。
不知是不是朝臣察觉到皇帝态度的变化,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弹劾张居正的十四条罪状。虽然内容上显得空洞,但因为正中皇帝下怀,得到了皇帝这样的朱批:“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的张居正,居然“不思尽忠报国”,反而“怙宠行私”,辜负朕的恩眷。但考虑他是先帝托付的顾命大臣,“有十年辅理之功”,且如今已经死了,姑且不予追究。虽然不予追究,但这毕竟是皇帝第一次公开谴责张居正,为那些蠢蠢欲动的弹劾者提供了明确的信号。不久,御史孙继先使出了厉害的一招,在奏折中不仅批判张居正,还要求皇帝为之前因弹劾张居正而被罢官的诸位大臣全都平反昭雪,重新起用。其他那些反对改革和新政的官员,也一唱一和,陆续向皇帝提出翻案的要求。
皇帝为了彻底消除张居正的政治余威,决定为之前受处置的官员平反,哪怕自己也需要承担一些责任。皇帝的这种态度,进一步激起了对张居正的弹劾浪潮。对于这些弹劾,皇帝大都很快作出表态,处置相关人员。甚至对于张居正三个儿子获得的进士功名,也不顾是自己亲自批准,一概褫夺。
在弹劾张居正的风潮中,辽王案尤其令人瞩目。因为在这个案子中,万历皇帝不仅仅停留在为辽王翻案上,而是由此进行对已故张居正的追加处分,完全属于意气用事、借题发挥。原本辽王的被废早在隆庆二年(1568),完全是咎由自取,与张居正没有关系。先是给事中孙玮等提出“辽王案”,并且把它和张居正联系起来。在这当口,御史羊可立捕风捉影地揭发张居正霸占辽王财产,影射张居正是“废辽”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辽王家属见有机可乘,不分青红皂白地状告“大奸巨恶”设计强占辽王家产,“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素有敛财癖好的万历皇帝,看到这一条,以为抓住了查抄张居正家产的把柄。于是,在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发出一道很长的圣旨,目的在于清查张府霸占辽王府财产的情况,全部充公上缴朝廷。

樊树志先生指出,查抄张府对当时与后世而言,堪称万历一朝近五十年中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标志着张居正从政治巅峰一下跌入万丈深渊。对于皇帝的圣旨,朝中大臣极少有人能够为张居正说几句公道话。皇帝委任刑部侍郎丘橓到荆州查抄张府家产。丘橓恰恰对张居正有私人积怨,不但不手下留情,而且超越抄家的权限肆意妄为。他还没到荆州,就命令地方官查封张府房门,登录人口,一些躲避空房的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十几个人在里面活活饿死。他查抄张府的财产,数额远低于预期,遂屈打成招,促使张居正三儿子张懋修编造财产转移的谎言。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经受不住逼供,上吊自杀,留下一份绝命书,把张府抄家的惨状公之于众,称丘橓为“活阎王”。
张敬修自杀的消息传到京城,引起强烈反响。内阁次辅申时行、刑部尚书潘季驯等都向皇帝提出抚恤张居正家眷的意见。万历皇帝虽然在压力下命当地官府拨出空宅和田地,安置张居正老母,但对于抄没张府财产却毫不放松。对于张居正的罪状,万历皇帝不满意都察院等拟定的方案,自己亲自写下这样的评判:“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嗣修、顺、书,都永戍烟瘴。”这就是一代权臣张居正最后得到的评价。当初对“元辅张先生”推崇备至的神宗万历皇帝,如今把所有的溢美之辞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不禁令人感到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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