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215）八月，孙权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城中守军只有七千。张辽连夜招募八百勇士，杀牛犒飨，天亮后披甲持戟，率先冲阵，一路杀到孙权的大旗之下；孙权大惊，退上高冢，吴军士气就此低落。围了十几天，城攻不下来，只好撤兵。孙权与诸将退到逍遥津北，张辽望见吴军动向，率步骑突然追击，孙权险些被擒，靠骏马跃过津桥才脱身。

《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对于逍遥津之战，有著名的艺术加工：“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

演义听着痛快，翻回《三国志》，却发现同样一仗，书里拆成若干块，散在若干人的传里。

陈寿这样写，依据是什么？

一、史家的互见笔法


史家记事，各有笔法。著名的互见法，就是同一件事，不在一处说尽，本传从简，别传从详，一处留白，另一处补上。

互见法不是陈寿的发明，《史记》里已经用过。刘邦兵败，仓皇间推儿女下车，这件事《高祖本纪》不载，而见于《项羽本纪》和《樊郦滕灌列传》。
司马迁这样安排，一面是为尊者讳，一面也免得同一件事多次重复。三全本《三国志》在《张乐于张徐传》的注里引卢弼之说，交代得比较清楚：张郃归降一事，《武帝纪》《袁绍传》与《张郃传》说法两歧，注者称为“于本传讳之，而错见于他传”，并归结为互见法，“其中有为尊者讳的考量，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叙事重复，而又能保存珍贵的史料”。


陈寿的这个笔法，《三国志》里不止一处。逍遥津是典型的一例：一场仗分在十来个人的传里，这里边最值得看的有三处：《武帝纪》，仅十四个字；张辽本传，写得最详；《吴主传》，五十二字。

二、详略之间，三种运笔


《武帝纪》| 曹操：这是我部下干的普通一仗

最短的一处在《武帝纪》，十四个字：

八月，孙权围合肥，张辽、李典击破之。

注只有一条：

这条注，起到的是路标的作用。

把它放回上下文，就知道它为什么短：上面一条裴注引《魏书》，写曹操“军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险阻，军人劳苦”，于是大飨将士；下面陈寿正文，紧接“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

《武帝纪》按照年月来记事，曹操身在汉中，逍遥津之战，对他来说只是转来的一条军报。

以及，这十四个字点了张辽、李典，却不点乐进，为什么？

我们翻到第三册，张辽本传，会看到这样一段：

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曹操早在几年前，留给了张辽等人一道手令，封袋上署“贼至乃发”——等孙权打过来了，张辽等人拆开一看，曹操早就安排了攻守人选，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卫，所以，《武帝纪》中，说的是“张辽、李典”。


这一段，《张辽传》记载得非常详细。由于原文讲得已经非常清楚，注释就相对精炼。

裴注还为此事引了孙盛的一篇三百余字长论，由于这是“论”，且涉及很多古代军事术语，这里就注得密些，重点解释字词与典源：

这场仗还有后话。黄初年间张辽抱病屯海陵，孙权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

对比《吴主传》，只给逍遥津之战五十二个字；但这十个字，足以印证此战过后，江东方面对张辽深深的忌惮。

关于张辽的人生“高光时刻”，本篇题解也讲得颇为详细：


现在再来看《吴主传》的记载：“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

    
在孙权自己的传记，亲征、不下、退兵、被袭……就是没有一个“败”字。——毕竟，是孙权人生中的狼狈时刻。此战所言不详，此处，注释便增添了来自《三国演义》的一段材料：就“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一句，引《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的精彩描写，从“孙权在第二队听得前军得胜”一路讲到吴军死战，最后以“小儿夜啼”收尾。


三、注随文走，长短自宜

从一个事件切入，去看这几处的正文、裴注和注释，我们就能发现：陈寿的互文笔法，有讲究；注跟着正文的详略，有分寸。正文足够详细，注释就相对简略；裴注有较多难懂的术语，注释就多方讲解；正文非常简单，注释就补足信息。

前言讲述注释原则的那四个字，“当注则注”，落到实处就是这样。

陈寿的“互见”笔法，运用纯熟。

我们的注释本身，也在努力做着“互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