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9日(周四)20:00,著名晚明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特装本即将上架,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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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位声名显赫的政治改革家,大明王朝的著名首辅。他所实行的改革,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由于得到皇太后李氏和少年万历皇帝的全力支持,成效卓著,逆转了明代中后期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功耀千秋。他可以说是明代最有权势的臣子,身兼首辅和帝师两个身份,对属下也曾毫不避讳地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代帝摄政。人们多注意到他在权力巅峰的意气风发,改革功绩,却往往忽略一个事实:他在死后,皇帝转而翻脸不认人,此前的反对派纷纷落井下石,对张居正极尽污蔑之词,最终皇帝将其定为“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甚至想对他“斫棺戮尸”。态度翻转如此彻底,令人不禁好奇:背后有着怎样的曲折隐衷?
张居正出生于湖北荆州的一个军户家庭,家世并不显赫,但他少年时就表现出卓异的天赋,在科举道路上比较顺利,23岁中进士后即在翰林院工作。但有意思的是,他虽然对于儒家经术较为熟悉,但并不沉迷于经学,而是特别推赏“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这一法家名言,在掌握绝对权柄推行改革时,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使得“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丝毫不拖泥带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一洗朝政颓靡的局面,缔造了万历初年富庶强盛的一段辉煌。
张居正像
张居正自以为“非常磊落奇伟之士”,因而不愿意遵循常格,“徇匹夫之小节”,因为他有更大的平治天下抱负。为了达到效果,他推行的这种说一不二、令行禁止的风格,体现了浓重的崇尚霸道的法家精神。诚如樊树志先生所言,“张居正身上少有儒家温、良、恭、俭、让的气质,少有仁恕的精神,事事处处都是咄咄逼人,惯用严刑峻法,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十分老练圆熟,可以置脸面于不顾,可以对言官的弹劾、舆论的非难熟视无睹。”
这种高度现实主义的为政风格,正是明代朝堂的缩影,与北宋士大夫的风骨形成鲜明对照。《明实录》留下对他两极并存的评价:一边是“成君德,抑佞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 的不朽功绩;另一边是 “褊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 的政客面孔。为夺得首辅之位,他与冯保联手,扳倒高拱,默许对政敌的迫害;为稳固权位,不惜搁置道义、无视舆论。
樊树志先生在《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中并没有回避张居正身上的偏失,从张居正的少年时代开始,以十二章完整铺叙张居正的一生、身后浩劫,以及他与万历剪不断的君臣纠葛。前五章回溯其成长与宦海沉浮:夏言惨死,令他窥见权力场的残酷;严嵩时代,他隐忍蛰伏;在徐阶提携、内阁激烈博弈之后,联合冯保,驱走高拱,登临首辅之位。第六章起,写他教导幼主、代摄国政,徐徐铺开酝酿已久的万历新政。第七、九两章详述新政举措与重重阻力,尽显其强硬施政本色;第八章聚焦震动朝野的夺情风波。第十至十二章,则写晚年张居正高处不胜寒的矛盾心境,以及猝然离世之后,万历发动抄家清算的惊天变局。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内文版式
樊树志先生作为复旦大学资深学者,长期研究晚明史,著述等身,所著《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除《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外,还有专门以万历皇帝为对象的传记《万历传》,详细地还原了万历皇帝漫长而富有波折的统治生涯。樊先生擅长回到历史现场,借对话与细节描摹人物心性。写高拱谋划制衡冯保一节,仅凭一席交谈,便写出高拱强悍无畏、宁肯鱼死网破也不愿大权旁落的性格,让读者对他最后的失败并不感到意外。
樊树志先生从内阁斗争、改革推进和夺情风波等关键历史场景,勾画出张居正的立体形象。如果说在高拱垮台后,张居正与冯保建立了稳固的联盟关系,为其辅佐幼主、推行新政营造了较为理想的政治氛围,显示出高超的政治胆略,那么对待已经下野的高拱,他与冯保仍然无中生有地构陷株连,必欲置高氏一门于死地,则充分暴露了张居正冷酷无情、令人不寒而栗的那一面。
万历新政的推行过程也可以看到张居正严酷的法家手腕,如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提出整顿教育、振兴人才的主张,为了强化集权体制、统一舆论,特别强调不许学生“群聚党徒”“虚论高议”,亦即强制学生不得议论国家大事。更进一步,在万历七年,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毁天下书院。许多历史上声名远扬的书院,都在此时寿终正寝。更有甚者,有关官员为了迎合张居正的旨意,制造文字狱,何心隐之死就是突出的事例。对此,樊树志先生给出了犀利的评论,认为张居正的教育改革,不只是矫枉过正,简直是倒行逆施,是典型的法家专制手段的体现。至于“夺情”事件反映的张居正对于权位的贪恋,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说的“居正自从二十三岁举进士以后,经过三十一年的政治奋斗,才取得现在的政治地位,他怎能不留恋呢?”张居正本人亦言:“恋之一字,纯臣所不辞。”
[明] 佚名《出警图》(局部)
樊树志先生在本书的写作中充分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在对抄家事件的描写中,字里行间体现出对张居正身后结局的同情。一时的评论代替不了历史的公论。大儒王夫之就曾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在张居正逝世数十年后的风雨飘摇的晚明,许多人开始怀念张居正这样的救时之士,天启和崇祯两位皇帝也接连给张居正及其后代恢复名誉。林潞《张江陵论》说:“(张江陵)奠安中夏者垂十年,至江陵殁,而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二十年。”意即张居正的新政不仅使得万历最初的十年得以安定,而且使得此后的二十年仍然享受他的余威,继续保持安定。杰出人物对于一个时代可能达到的成就,于中可以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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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樊树志 著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7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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