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积十七日之功写就了《广艺舟双楫》，是书将其维新变法思想融入书学理论中，别开新面，大力提倡“尊碑抑帖”，深刻影响了近代书法的发展走向。2026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朱天曙教授的《广艺舟双楫校注》，在《前言》中，他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康氏创作的时代语境、碑学话语建构及理论局限等，这里我们选取其中一小节文字与读者朋友分享。

康有为“变”的思想，贯穿于论书之中，可认为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开始。他在《广艺舟双楫》卷一《原书》中提出“变者，天也”，进一步指出“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他这种求“变”的思想和他的政治主张相同。他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政治变法主张，在论书中也体现了他对“变法”的认识。他说：“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原注：即小篆），由秦分而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原书弟一》）各种书体变化如此，各国文字变化过程也是如此。康有为所论的这种“变化”是指整体的趋势，过程并不一定十分精确。在论书体与书风时，又以文学上由散文入骈文相比较，突出“变”是时代的需要：

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体变弟四》）


康有为以“体变”“分变”专论“变”的核心思想。他称：“体制至汉，变已极矣”“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隋之为书极盛，以结六朝之局，是亦一大变焉”“唐世书凡三变。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辔叠轨，皆尚爽健。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后，沈传师、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体变弟四》）。他又提出：“文字之变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分变弟五》）

康有为以“变”的观念来考察书法史，有较强的主观性，求变尚新，反对守旧，这和他在政治上变革观是一致的。他甚至以“守旧开化二党”来比喻唐代书法变化的风气，认为“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卑唐弟十二》）。论宋代书法称“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卑唐弟十二》）。论清代书法，“邓石如、包慎伯、赵撝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卑唐弟十二》）。这种以“守旧党”和“开新党”来论书法之变的比喻，是前无古人的。他借书法来宣传其政治变革的理念，这也是此书后来遭禁的原因。他又提出书法中“古学”与“今学”的关系，认为：“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体变弟四》），这些看法强调“古”与“今”的变化，突出从“帖”转“碑”的学书新理念。

康有为认为：“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原书弟一》）在他看来，书法史的发展，从书体之变，到帖学发展，再到碑学兴起，这是历史变化的趋势所在。“变”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规律，康有为以自然之变、世事之变和书法之变相结合进行大张旗鼓的论述，在中国古代书论中是前所未有的，客观上也影响了近代以来的书法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康有为推崇包世臣提倡的北碑之说：“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尊碑弟二》）他将阮元的扬碑尊帖和包世臣的扬碑抑帖发展成重碑贬帖，对碑学的发生、发展、风格流派、艺术审美等提出了一套更为完整也更为偏激的理论，导致整个清代末期趋向碑派格局。他指出碑学取代帖学的事实：”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碑弟二》）他首次使用“碑学”“帖学”的概念，突出了“碑学”的独立意义，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他认为，北朝碑刻中魏碑最盛，有了魏碑，南朝及齐、周、隋各朝之碑可以不备。而唐代碑刻屡经椎拓翻摹，与枣木刻帖无异，不如从完好如新的北朝碑刻入手。在他眼中，碑学就是取法北碑，对南北朝碑刻特别是魏碑大力褒奖，细致品评，同时对方圆的用笔、学书途径、书写技巧、取法门径等作全面介绍。


康有为对阮元明确划分北碑、南帖两大系统之说并不完全赞成，他认为不能仅以碑帖为界，“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 。相对于北朝之碑，南朝也有碑志，因此他不主北碑南帖对立之说，而是兼取南碑，将南北之碑视为一体，且揭示它们具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十六宗弟十六》）他认为只有魏碑和南碑才具备这十种美。康有为虽然主张兼取南北碑，但认为北碑同时兼有南碑特色，因而以北碑为重。在北碑中，他尤为推重摩崖和造像那种气魄雄大、意趣简朴之作。

在书法品评中，康有为列举南北朝之碑，在“神品”中选了《爨龙颜碑》《灵庙碑阴》《石门铭》；在“妙品上”中选了《郑文公》《晖福寺碑》《梁石阙》；在“妙品下”中取了《枳阳府君碑》《梁绵州造像》《瘗鹤铭》《泰山经石峪》《般若经》《石井阑题字》《萧衍造像》《孝昌六十人造像》。他将六朝与唐代作了比较，认为唐以前之书法“密”，唐以后之书法“疏”；唐以前之书法“茂”，唐以后之书法“凋”；唐以前之书法“舒”，唐以后之书法“迫”；唐以前之书法“厚”，唐以后之书法“薄”；唐以前之书法“和”，唐以后之书法“争”；唐以前之书法“涩”，唐以后之书法“滑”；唐以前之书法“曲”，唐以后之书法“直”；唐以前之书法“纵”，唐以后之书法“敛”（《余论弟十九》）。他认为南北碑之中，以北魏为最上，而对唐以后则不取。北碑经北齐、北周，随时代之降而书法已衰，隋代还有六朝余风，到唐碑已浅薄而无变化，古意全失。并且认为学习唐碑者无一人名家，他“卑唐”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清代书法中，康有为推重四大家，即伊秉绶、邓石如、刘墉、张裕钊。除刘墉是帖学大家外，他所极力推崇的邓石如、伊秉绶和张裕钊，分别是篆书、隶书和魏碑的代表。康有为这种思想的产生，正是前面提到的篆书、隶书等师碑实践的结果。在康有为看来，各种书体都有值得推崇的书家，不惟二王一派。尽管今天看来，张裕钊的成就并不算高。

《广艺舟双楫》，康有为撰，全六卷、二十七篇。本书将维新变法思想融入书学理论，倡导革新求变，从文字起源、篆隶演变入手，全面梳理历代书风，系统品评六朝碑刻，极力推崇汉魏书风，“尊碑抑帖”“尊魏卑唐”，对碑学实践从理论上进行了根本性的总结，深刻影响了近代书法的发展走向。

本次整理，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九年（1893）南海万木草堂刻本为底本，对书中出现的人物、典故、著述等加以注解，书中提及的大量碑帖则集中收作附录一，以便查询。


康有为（1858—1927），广东佛山南海人，晚清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著述宏富，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广艺舟双楫》等。

朱天曙，1974年生，江苏兴化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于中国书法篆刻创作、中国书法篆刻史、诗书画印“一体化”研究。出版有《齐白石与清代艺术圈》《中国书论史》《中国书法史》等。


1.《广艺舟双楫》是清代碑学成熟的标志性著作，全面总结了碑学理论，大力推崇“尊碑抑帖”“尊魏卑唐”，深刻影响了近代书法的发展走向。

2. 本书既有对书法流变及发展脉络的精深总结，又有对汉魏碑刻品评鉴赏的艺术表达，也有对执笔、用笔、学书次序的详细阐述，熔理论、艺术、实践为一炉。

3. 本书有附录五种，收录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艺舟双楫·书论》两卷等，省去翻检之劳。

4. 朱天曙教授长期从事书法篆刻创作及研究，对中国书法史、书论史有深刻理解与把握，经验丰富。

本书对中国书法的历史渊源、书体沿革、风格嬗变等进行了鸟瞰式的描述。附录历代书论文献举要、中国书法基本书目三十种，便于读者检索，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书法艺术。全书图文并茂，多见新意，被著名学者卞孝萱教授誉为“简明书史之最新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