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写一部关于古代国家制度的两百卷大书，第一卷应该从什么讲起？

皇帝？官制？礼乐？刑法？

唐代杜佑给出的答案是：食货。

田地怎样分配，赋税怎样征收，钱币如何流通，粮食如何转运，盐铁如何经营……这些看似最实际、最琐细的钱粮民生问题，被他郑重放在《通典》二百卷的最开头。

理由也十分直白：

“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治理国家，要先施行教化；而要谈教化，首先得让百姓衣食有着。

因此，在杜佑为《通典》安排的治国次序里，食货居首，随后才是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

在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通典》的出现，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创新：杜佑不仅重新安排了应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也重新发明了一种书写历史的方法。

说起中国古代史书，大家最熟悉的两种写法，大概是纪传体和编年体。

《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以本纪、表、书志、列传等不同部分组织历史。帝王有本纪，人物有列传，礼乐、天文、食货、职官等制度则往往收入“书”“志”之中。

另一种是编年体。像后来著名的《资治通鉴》，沿着年月次序推进：这一年谁即位，下一年哪里发生战争，某月朝廷又颁布什么政令……读者顺着时间走，可以清楚看到一件件史事如何先后发生。

这两种体例各有所长，却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看的不是某个人、某一年，而是一项制度几百上千年的变化呢？

比如选官。汉代的察举制如何运作？魏晋为什么出现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又是在前代怎样的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再比如赋税。历代田制、户籍、赋役之间有什么关系？前朝实行过的办法，后朝又基于怎样的考量选择沿用、修改，或者最终废除？

这些问题的线索往往贯穿数百年，很难只沿着一朝一代回答。

传统正史当然十分重视制度。《史记》已有“八书”，《汉书》又进一步确立了正史以“志”记制度的体例。但历代正史大多各记一朝，同一制度的材料也就被分散在一部部史书之中。想弄清完整的来龙去脉，仍要跨越群书，前后搜寻。

杜佑做的，正是把这些材料从原来的朝代框架中重新抽取出来。

他参考刘秩《政典》等前人成果，又广泛搜集五经群史以及大量典制文献，把原来散布各处的制度记录按照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国家治理的重要主题重新组织；每一个主题内部，再沿着历史顺序一路追溯相关制度的起源、变化和废置。

过去附属于一朝历史的“书”“志”，在这里被贯通起来。曾经割裂在各朝断代史中的制度线索，第一次真正成为一部通史的主角。

此前，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讨论史书体裁时，曾指出后来史家大抵难以超出纪传、编年两途。而到贞元十七年（801），杜佑的《通典》完成，为史书的写法开辟出了另一条成熟的道路，被后世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制体通史。它所确立的典制体，也成为历代效法、影响深远的独立史书体裁。

如果说纪传体让我们看到历史中的人，编年体让我们看到历史中的事，那么《通典》尤其想让我们看清的，是另一种不那么显眼、却始终支撑着国家运行的东西：制度。


这种对制度的重视，与杜佑本人的生平经历分不开。

杜佑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在他二十岁时，安史之乱爆发，盛世终结。此后他真正开始仕宦和著述生涯的几十年，正是唐王朝在长期动荡中不断改革治理方法、重构社会秩序的时代。


面对历史的巨变，杜佑本人也远非一位远离实务的清闲官吏、书斋史家。从地方幕僚到国家宰相，他先后担任过江淮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又长期出任岭南、淮南节度使等职；《通典》完成后不久，他入朝拜相，后来又主持度支、盐铁等国家财政事务。地方怎样治理，财赋怎样转运，国家的钱粮从哪里来，官员怎样选任，边疆怎样稳定……《通典》里看似抽象的制度门类，很多正是杜佑几十年政治生涯中不断应对的民生大计、国政要事。

正如他自述编纂《通典》，是意在“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采集前人的议论，是为了从真实的人事中验证；研究历史制度，最终还要落实到现实政治。杜佑用三十余年完成《通典》，正是希望从数千年制度沿革中提炼可资现实治理的经验。

唐人李翰为《通典》作序，同样把“致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

在他看来，《通典》一扫当时沉溺空谈、好古非今的学风，重新树立了立足现实、兴邦立国的正道。而只有先把制度的前因后果看清楚，历史经验才有可能真正用于现实。

在内容编纂上，《通典》也处处贯彻着这一思想。

李翰在序言中总结杜佑的方法：

“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

长期置身政务一线的经历，使杜佑尤其关注制度如何运行、利弊如何显现、又该怎样调整变通。书中围绕一项制度，不仅追溯其前后变化，还将历代的沿革废置，以及当时人讨论其利弊得失的议论一并收入。

用今天的话说，《通典》很像是在给历代制度做一次次完整的“政策复盘”。这让它超越了单纯的文献摘录、知识堆砌，成为有分析、有深度的国家治理经验库，使读者能够观察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反复经历的选择与调整，了解制度为何产生、为何变化，在比较古今之后，知道什么可以继承，什么必须因时扬弃。


这样再回头看《通典》开篇，杜佑为什么把“食货”置于诸门之首，也就不再奇怪。

安史之乱以后，户口、田赋、财政、军费等问题不断困扰唐王朝，整顿经济、恢复财力成为现实政治中极为迫切的任务。杜佑以经济为治国首要任务，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背景。

但他思考的并不仅仅是“财政重要”。

仔细看《通典》的篇目次序，会发现这里实际上藏着一整套杜佑关于国家怎样才能正常运转起来的政治逻辑。

先有食货，使百姓衣食有资、国家财用有出；然后需要选举，选出可以任事的人才；有了人才，才能设置职官、组织行政；在此基础上，再以礼端正社会秩序，以乐和谐人心；教化不能解决的问题，才需要兵刑；而广大的国家，又必须通过州郡分层治理，通过边防应对外部威胁。

所以杜佑才会郑重解释：“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在他的理解里，经济与民生正是其他制度得以运转的基础。

甚至，《通典》没有把历代正史“志”中常见的所有内容一股脑收进来。天文、五行、艺文等与实际治理关系较远的部分，都被他有意识地舍弃。留下的，都是杜佑眼中“经国”“施政”最不可或缺的制度。

因此，《通典》二百卷看似庞大，实际上选择标准非常明确。它不追求无所不包，而是要从浩繁史籍中挑出国家治理真正需要知道的那些事。

“食货为首”，正是这套价值判断最醒目的体现。


贞元十七年（801），《通典》二百卷完成进呈。

杜佑所开创的史学路径，此后也没有中断。

南宋郑樵撰《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两部大书后与《通典》合称“三通”。其中《文献通考》尤其直接继承《通典》从制度沿革入手、贯通古今的写法，又进一步延长时段、扩充门类、考辨材料，成为典章制度通史的集大成者。


再往后，历代不断续修、增补，《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清代诸“通”相继问世，最终形成史学史上著名的“十通”体系，完整涵盖了上古至清末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

从唐代到清代，时间跨越一千多年。真正被继承下来的，不只是《通典》的书名和门类，更是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

制度也有自己的历史。

一个王朝可以结束，一项制度却往往被下一朝继承；制度的名称消失了，它的实际运作、底层逻辑又可能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只有贯通古今，把不同朝代的制度放在一起考察，才能看清它们怎样形成、变化，又怎样回应一个时代真实的政治问题。《通典》开创的，正是这一种贯通古今的历史视野。顺着这条脉络，我们看到的便不再只是一个个彼此分隔的朝代，而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如何在千百年的承袭、调整与变革中逐渐展开。

《通典》，唐杜佑编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记载从殷周至唐代天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专书。全书共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通典》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开辟了史学著述的新途径，后世《通志》《文献通考》承其余绪，与之并称“三通“。

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的点校本《通典》，由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诸位先生整理，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取北宋本、傅校本、明刻本、殿本通校，以递修本、明抄本、王吴本参校，并广泛参考唐代官书及新旧《唐书》、唐宋类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书，吸收前人校勘成果，自出版以来，即成为通行版本。2016年重排本，将《补校》内容依序排入正文和校勘记，更便于读者使用。


杜佑（734—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唐代中期重要的政治家、史学家。出身京兆杜氏高门，以门荫入仕，历任京官、外官，累迁至岭南、淮南节度使，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封岐国公，谥安简，著有《通典》二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