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李侃先生诞辰100周年。9月17日上午，中华书局召开座谈会，十多位曾和李侃先生共事的近代史编辑室老同志齐聚一堂，共同追思与他相处的点点滴滴。李侃曾长期主持中华书局的近代史图书出版。1958年，金灿然同志调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兼总经理后，设立历史一组、历史二组，即后来的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7月，李侃调至中华书局工作，任历史二组副组长，主持编辑组全面工作。一家出版社历史类图书的编辑出版业务分设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部门，这是全国仅有。近代史组的实际出书范围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和清史。受时代和政治大环境的影响，近代史室有多次撤销合并、部门调整的经历，但在多变的条件下，李侃先生始终坚持带领大家多出书、出好书，使当时的中华书局成为国内近现代史和清史图书的出版重镇。
李侃先生
1958—1998年间，没有准确的近代史编辑室出书目录，曾长期担任编辑室主任的陈铮先生根据多种出书目录和个人回忆，列出一份相对详细的书目，粗略统计至少有三四百种（多卷本书、连续辑刊算作一种），可划分为16板块：档案与文献史料；经济史料；笔记史料；文集与日记；传记与年谱；回忆录；中外关系；文化史；通史与专著；太平天国史；军事史；学术论文集；区域社会研究；报刊影印；地方志；文史工具书。这些图书类型丰富，既有学界研究必需的各种基础文献，又有学术研究前沿著作，许多书都很有分量，还具有开拓性和开放性，受到学者的欢迎和赞誉。一些史料性图书，当时看起来很“冷僻”，经济效益也有限，但对于学界而言都非常珍贵，如中国海关密档、清代洪涝档案史料及其他各种档案选编等等，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甚至是里程碑似的出版物，成为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史料。参加座谈的同志纷纷指出，李侃对史学研究的发展变化有很高的敏锐度。比如，他很早就关注了“三农”问题，策划组约有关选题，如《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据吴杰回忆，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社会上出现一股文化热潮，李侃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将很快成为热点。1983年，他及时联系了一批近代史界的学者，成立了《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由近代史室具体承担丛书的编辑出版任务。李侃先生亲自出面，邀约钟叔河先生把为《走向世界丛书》所写的每本书的叙论单独汇编成书。两位先生具体的洽谈过程已难细知，但据说本拟交三联书店出版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最终却花落中华，成为《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的第一种。
杨辉君谈到，有一段时间中俄关系问题比较突出，李侃及时组约中俄关系方面的选题，出版了《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后来兴起清史热，又抓清史方面的选题，使近代史室的选题范围拓展到整个清史。为了开辟好清史的出版阵地，李侃非常重视与档案馆、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联系。比如为了组织出版《清代人物传稿》《清史论丛》，李侃请人民大学和社科院的知名专家担任主编，让相关单位不同层次的学者都参加进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平台，实现了作者和编辑的共同成长，既锻炼了出版社的编辑，也培养了学术界人才。
《清代人物传稿》
李侃先生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受过文史专业的科班培养，但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凭借丰富的社会阅历、深厚的理论修养，刻苦自学，勤于笔耕，很快彰显出过人的才华和学识。他积极融入近代史学界，结交了一大批社科系统和高等院校的学者。李侃身兼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等多种政治身份和社会职务，通过与学术界的密切联系，凝聚起一批一流的作者队伍，保证了中华书局的书稿资源和稿件质量。陈铮回忆，《文史资料选辑》是1959年李侃与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杨东莼先生联系后，承担的出版任务。1960—1965年出版第1—55辑，1978—1980年续出第56—72辑。至1980年，《文史资料选辑》连同《辛亥革命回忆录》1—6集，转至新成立的文史资料出版社（今中国文史出版社）。《顾维钧回忆录》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由英文写成，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82年，李侃先生经与刘大年先生商量，致函在美国的顾维钧的女公子顾菊珍，洽谈回忆录在大陆的出版事宜，促成中译本“归学术界卓有信誉的中华书局出版”。
《顾维钧回忆录》
《中华民国史》项目，则是1973年春，刚从“五七干校”回京的李侃先生经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李新先生联系，争取到中华书局出版的。该项目的最终完成，更是经历了两三代中华人的更迭和接力。
李侃先生与近代史学者间的佳话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近代史学术会议多。会议期间，常有学者白天忙于开会，晚饭后自发地到李侃、龚书铎先生的房间小聚，且总有人带着好酒和小菜，一起放松小酌。时间一久，李侃、汤志钧、林增平、金冲及几位先生成为圈内公认的近代史学界的“四大酒仙”。后来发现本来不常掺和的李文海先生酒量亦不小，很有潜力，被封为“后起之秀”。许多选题也正是在这种轻松愉快的聊天气氛中聊出来的。
1991年10月，在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戴逸、汤志钧、龚书铎教授在一起（武昌）
在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与田中正俊、野泽丰及小岛淑男、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等教授合影李侃在书局任职的数十年间，先后在近代史编辑室工作的人员有三十多名，按照入职时段，大体上可分为50年代、60年代、80年代三个梯队。在实际工作中，李侃放手重用老编辑，不去过多干预具体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同时，非常重视年轻编辑的业务学习和提升，鼓励他们独当一面。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也是大家受益最多的，是李侃先生鼓励编辑积极参加学术会议，重视学术进修。陈东林谈到，李侃会像带研究生一样，认真指导编辑撰写学术论文，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正是在李侃先生的指导下，陈东林先后写了十多篇文章。其中，李侃在指导撰写关于洋务运动的文章时，指出学术文章可以只讲一面，政治文章要讲两面，给陈东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占领于上世纪80年代在北师大跟随龚书铎和李侃两位先生读研究生，毕业来书局后，李侃一直关心他的学术研究，通过让李占领协助查找资料、撰写论文提纲或初稿，继续给予多方面的学术指导。编辑通过不断练笔，既提高了学术研究能力，也拉近了和学界的距离，有利于开展组约稿工作。新编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没有作者资源，手上选题少。李侃在史学界有广泛的人脉，每次外出都会带年轻编辑去见作者。今已年逾八旬的于世明老师至今还记得李侃带她去见罗尔纲先生的情形。罗先生做事谨慎，他的作品不到非常成熟一般不会拿出来交人发表。李侃跟他谈《太平天国史》的出版，罗先生说还需要修改，但实际上已经改好了，只不过担心出版时机还不成熟，也不太放心交给年轻编辑来做。经李侃先生介绍于世明的情况，终于打消了罗先生的顾虑。同时李侃也鼓励于世明积极、认真开展工作，进一步赢得罗先生信任。《太平天国史》最终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
李丹慧是1984年由部队转业到中华书局，进入近代史编辑室工作的。刚开始的时候，李丹慧担心自己非名校毕业，又是部队转业到出版机构，心里有压力。李侃先生鼓励她不用紧张，也不要有傲气，踏踏实实地跟近代史的同志们学习就没问题。由于外语比较好，李丹慧重点做中外关系方向的选题，由编辑室有外语基础的德公（刘德麟）指导，先后做了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书。在李丹慧主持《中国海关密档》的编辑出版工作时，李侃提醒她，和作者打交道是门学问，沟通时要注意措辞，要坦诚。李丹慧与作者经过坦诚沟通，双方合作愉快。在李侃主持书局时期，近代史编辑室队伍团结，个个勤学苦干，工作氛围和谐向上，促进了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陈东林、吴广义、李丹慧等由于种种原因后来离开了书局，进入学术研究机构工作，但他们认为在书局经受的锻炼为后来走上学术道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李侃先生在理论素养、专业学习方面，始终是全社员工的楷模。
据陈铮回忆，自己参加《蒋介石言论集》的相关工作时，金灿然、李侃两位先生都反复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李侃还让他查阅《毛泽东选集》中的有关论述，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评价蒋介石的，并摘抄成卡片一起学习研究。在李侃先生领导下，老一辈编辑发挥传帮带作用，近代史编辑室的敬业精神与和谐的风气得以树立和传承，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一批年轻编辑进入书局，逐渐凸显出跨世纪的骨干作用。
《中国近代史》（1840—1919）
因为多了一层师生关系，李占领认为，李侃先生既是自己学术上的导师，也是业务上的引路人，对李侃先生的工作、学问有着格外深刻的印象。李侃作为出版社的主要领导，里里外外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但仍勤读苦思，笔耕不辍，出版有《中国近代史散论》《李侃史论选集》《李侃史学随笔选》《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朝夕集》《芳古集》等多本著作，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成为中国史学界响当当的学者。“朝夕集”书名，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他总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挤时间读书治学的勤奋状态。他与龚书铎、李时岳等共同策划编写的《中国近代史》，几十年长销不衰，今已出至第四版，仍被多所高校作为教材使用，对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且巨大的影响。在李占领的印象里，李侃先生思维敏捷，善于构思，写文章又快又好，只要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典型史料，很快便可形成腹稿、动手成文。文章史论结合，理论性强，文笔也好，流畅易懂。1995年大病后，李侃先生一面和病魔抗争，一面坚持读书写作，包括写日记，整理随笔、文集等，表现出超人的毅力，让人佩服。作为一名学者型出版人，李侃先生为书局和业界同仁作出了榜样，也体现了书局出版队伍的专业化特色。
《李侃史论选集》
李丹慧认为，李侃是党政干部出身，从东北局调至中华书局，出版对他来说是一项全新业务。李侃善于学习，同时特别重视学术研究，自己把学问做得很好，在出版和学术两方面都有地位，不是外行领导内行，非常了不起。沈致金感叹，像李侃先生这样在出版界和学界都有影响力的人才，实在难得。吴广义认为，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就像两个车轮，而李侃先生就像一位优秀的驾驶员，将车开得又快又稳，为中华书局的业务发展奠定了今天的大好局面。书局的近代史编辑室近年来继承好传统，不仅为一些多年的老项目画上了圆满句号，还根据时代需要，开拓了新的选题方向，承担并完成了包括主题出版在内的许多重要项目，继往开来，未来可期。座谈会上，近代史编辑部主任欧阳红详细介绍了编辑部重建十年来图书出版的具体情况。在岗编辑同人一致认为，前辈编辑的回忆和讲述，给大家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李侃先生的理论素养、专业功底，对编辑人才的培养，队伍建设的实践，刻苦勤奋的钻研精神，值得年轻一代细心体会，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9月17日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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