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1942》中，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一心救灾引人动容，而历史上的李培基在饥荒中的举措却颇多争议。

近期出版的《二条十年》中，赵珩回忆了他与李培基做邻居的一段往事。1950年，李培基将东四二条七号院分隔出售，赵珩一家购得西跨院，两家遂为邻居。


我初见李培基的时候年纪尚小，而他已是年近古稀，但是我对他的印象深刻。李培基的个子不高，人很精神，虽已年近七十，但身体依然很结实。他有一口浓重的河北口音，小眼睛，剃着一个寸头，头发已经花白，下颌没蓄胡须，倒是在口鼻间蓄着厚厚的花白胡子，一副典型的旧时军人的派头。真实生活中的李培基，与冯小刚所导演的《1942》电影里，李雪健饰演的李培基并不一样。记得我家刚搬进西跨院时，他们老两口还专程过来看望过几次，夸赞我们家的陈设布置比他们住着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两家在日后的相处中，关系也一直是不错的。


李培基是河北献县人，行伍出身。他早年从军，先后在东北讲武堂和陆军测绘学堂毕业，与商震是莫逆之交，也一直追随着商震——虽然李培基比商震大个二三岁，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清末，两人都还年轻，曾筹谋在辽阳起义，后被我曾伯祖赵尔巽镇压了下去，两人无功而返，逃至关内，一起加入了晋绥军。后随军旅在关外、河北、绥远、山西等地驻防。李培基后来也担任过一些政府公职，如绥远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等。商震则长期在军旅之中，抗战时期任国民党第六战区集团军司令长官。这期间，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

商震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任驻日本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在一系列战后会议上，呼吁在日本废黜天皇，追索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1949年以后，商震本人却一直旅居日本。上世纪70年代回国访问，受到过朱德、叶剑英的接见。而李培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在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期间，亲历1942年河南旱灾和大饥荒的全部过程。1949年后，李培基任职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仍有一些政治地位。


李培基老两口住在中院，他与夫人住在中院北房的正房里。正房是三开间，包括两侧的东西耳房，加起来算是五开间了。另还有中院里的东西厢房各三间。当时，他的夫人还健在，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不过并非他的元配夫人。

李夫人的年纪比李培基小不少，那时李培基已经七十，李夫人才五十来岁，也是河北人，同样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李夫人个子不高，是个“放大脚”（缠足之后又放足），与正常人的脚比起来，仍然显得小些，她当时穿的皮鞋都要到专门地方定做。据说她年轻时很是厉害，一直随同李培基在军旅戎马征战，对骑马打枪的事样样精通。有如此经历，说话也是粗声大气。不过也因此，李培基似乎很是怕她，典型的老夫少妻式的惧内。但是就在我家搬进此地两三年后——据说这老太太有一次吃狗肉后，突发脑血栓，中风在床，不久就去世了。

李培基共有三子四女，其中长子和次子——似乎并不是李夫人所出——且都于1949年去了台湾。只有三儿子李留琛留在了他的身边，自从毕业后几十年都在东城区隆福医院外科，后来是主任医师，是非常不错的“一把刀”。四个女儿当中，大女儿和二女儿一直没见过，不知是否也去了台湾。三女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参加了解放军，因为是军人，常年在外，似乎是在内蒙，一年里回京看望老人一两次，也不常在李培基身边。四女儿则一直在山西银行系统工作，也是很少回北京来。

中院的正房被李培基隔成了“两明一暗”，明间是客厅，暗间是书房。那时候常有政协的人来来往往地找他谈事，或是故旧拜访。西厢房的三间屋子，则住着李培基的三儿子李留琛夫妇。而东厢房的三间屋子，曾是1958年李培基嫁四女儿时的婚房。李培基的四女儿虽然常年在山西工作，结婚却是在北京。当时，我随家人一起，也参加了他四女儿的婚礼。我记得婚礼时，院子里搭了席棚，摆着流水席，十分热闹。酒席间，临时餐具不够了，还向我家借了不少餐具。而参加婚礼的，像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贪婪地吃着铁桶冰激凌。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婚礼场面够大，在50年代也算得是很排场了。

后来，一直在部队的三女儿生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交给李培基老两口在北京抚养，就安顿在东厢房的三间房子里，另请了保姆照看着。这两个女孩的年龄都比我小，又是女孩子，所以后来在院里，我们并不大在一起玩耍。

李培基虽已过古稀之年，但是身体很好，这与他行伍出身不无关系。当时，他家虽有两个保姆，但是各司其职，一个负责做饭，另一个负责看孩子，两人分工明确，互不牵扯。因此，即便在李夫人中风卧床之前，家中的大部分重家务活儿，也都由李培基自己亲力亲为。我记得那时候一袋白面是四十斤，李培基一人肩扛着两袋白面，从东四北大街三条口的粮店，一路扛回家中，面不改色心不跳。另外，每日里李培基都要在他居住的中院里侍弄花草。

中院的花草繁多，而中院内却无开放式的水龙头，大伙儿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在四合院后部——我家西跨院的院内，即在我父母卧房的窗外，所以李培基每次都要一手各拎着一个大白洋铁皮桶去提水。白洋铁皮桶很大，每个的直径都在一尺二三左右，高约一尺。每装满一桶水，需要一分多钟。

在水满桶之前，李培基通常在一边站着看，一边抽着烟。而以我为首的孩子们，便常在这时伺机给他捣蛋。趁着第一桶水还未接满之时，我们蹑手蹑脚过去，将他身后的另一只空桶偷偷拎走，藏在我家西跨院的院门外某处。待第一桶水装满之后，李培基转身发现不见了另一个水桶，便四下寻找。待水桶找着以后，他便一路骂骂咧咧地走回院里。而趁着他四处找桶的空隙，我们几个孩子又将他已经装满水的铁桶，偷偷拎走，继续藏于某处。时常因装满水的铁桶太沉，需要两个大孩子一起，方能拎走。有时，我们为了方便，干脆将桶中刚接好的水倒掉。而李培基回来后，发现又不见了一个水桶，非常生气。

于是有一次，他终于被我们惹恼，显现出他旧军人出身的坏习气，当下便站在院内，两手叉腰，用他浓重的家乡口音，爆着粗口，开始破口大骂起来。从此以后，我们院里的孩子再不敢跟他开这类的玩笑了。

李培基虽有旧军人习气，但平日里也喜爱书法，常在家中书房练字，且写得不错。由于我也常去他家玩耍，所以对李培基的书房印象很深，那是一间标准的中国式书房。他的正房明间的客厅内，靠西头是一组沙发和茶几，暗间书房内有红木质地的书架，书架上多是些线装书。李培基通常不在书房会客，因此整个书房只有书桌、书柜和他自己坐的一把太师椅。李培基的书桌是一张标准的中国式画案，一块大而厚实的木板，架在两个有抽屉的柜墩上，他常在画案上写写画画。书桌的后面也是书架。书桌的前面对着一组隔扇，将书房与客厅隔开来。李培基的字写得不错，雄浑有力，颇有些颜体的味道。虽然出身行伍，但是彼时像他这样的旧军人也是粗通文墨的。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培基也受到了运动的冲击，被抄了家，后于1969 年去世，时年八十三岁。



本书是赵珩先生的新作。作者追忆自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居住在东四二条的十年生活，为那个时代的北京留影和画图，虽然写的是一地一城，却折射出那个时代普遍发生的历史变迁。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写家事，从曾祖一辈到祖父定居北京讲起，回忆家中老辈亲人、个人少年时光以及周围的生活场景（隆福寺、王府井、东安市场等）。下篇主要描写家中往来的亲友、学界师友（如宋云彬、贺次君等）与形形色色的客人（如张君秋、溥佐、奚啸伯等），展现了当时北京文化界部分中上层人物的生活侧面。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文字具有特别的表现力，描摹场景、刻画人物、记叙事件都有独到的功力，令人读之不忍释卷。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