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其鼎盛时刻。乾隆中期以后国库常年存银保持在七八千万两，人口突破两亿，国家富庶，疆域辽阔，乾隆帝端坐在权力的巅峰，自诩“十全老人”。

然而，在辉煌表象之下，一场系统性腐败正如癌细胞般扩散。乾隆四十六年，甘肃捐监冒赈案爆发，上至陕甘总督、布政使，下至州县官吏，全省官员几乎无一人清白，连乾隆帝本人也不得不哀叹“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白新良教授在《乾隆传》中，通过对乾隆朝贪腐案件的梳理，向我们揭示了一位极致掌控者，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控。我们不禁深思：他引以为傲的集权体系，为何反而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腐败，是否真的无法避免？

乾隆朝的腐败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种系统性蔓延。其覆盖面之广、涉案金额之巨、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一是贯穿乾隆朝始终。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为巩固统治，推行宽大政治，将雍正时因贪劣有据而被革职的2100多名官员通通复官，所有官侵吏蚀一概豁免，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也全部得到恢复和承认。与此同时，对各级官吏的控制也大大放松。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场中的不正之风重新兴起，终乾隆一朝也没能刹住。


二是案件规模惊人。例如，甘肃冒赈案涉及陕甘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亶望、王廷赞等113名官员，追缴赃银281万余两。因该案涉及官员太多，若全部依法处理，甘肃道府以上官员将为之一空，乾隆帝只好将其中侵贪两万两以上者处斩，其余则从宽发落。即便如此，前后被处斩者仍达56人之多。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庞大骗局竟持续七年才被戳破。

三是腐败已形成集团化运作。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清廷接连查获六起集团性贪污大案，每案都涉及数十甚至上百名官员。在处理另一起大案——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勒索属员侵亏库帑案时，为避免全省行政瘫痪，乾隆帝只好下令，所有亏空官员仍然各留本任，限期弥补亏空。

四是贪墨手法“制度化”。对于犯有过失的各地督抚，乾隆帝往往以罚缴巨额银两代替行政处分，而罚款直接进入皇帝私库。表面上是惩罚，实则为腐败给出了标价——只要付得起代价，违法就是合法的。

从王亶望的百万家私到和珅传说中的亿万家产，乾隆朝的贪腐呈现出“官官相护，牢不可破”的局面。面对此景，乾隆帝的惩贪举措如同扬汤止沸，诛之愈众，贪风愈盛，让这位曾以“批亢捣虚，不使滋蔓”自诩的君主也束手无策。


清代惩明代党争之弊，试图通过强化皇权来遏制腐败。康熙、雍正年间发展起来的奏折制度，本是皇帝用来监控官员的利器。在理论上，各省官员可通过奏折向皇帝密报任何人的不法行为，形成严密的监督网络。

然而，这套看似严密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却漏洞百出。乾隆朝诸多大案中，几乎没有一桩是通过常规监察系统发现的。甘肃冒赈案暴露的契机竟是苏四十三起义，而非御史弹劾或同僚举报。

为什么会这样？白新良在《乾隆传》中认为，皇帝综理庶务，权力高度集中，军政吏治、刑名钱谷无一不管，中央权力愈是集中，便愈造成地方上的权力空白，各级官吏反倒因此而大行其私。乾隆帝几乎从不将贪腐大案交给都察院等监察系统处理，而是亲自察觉后派钦差大臣查办。当常规监督渠道失效，反腐就变成了皇帝一个人的战斗。

更糟糕的是，奏折制度日渐常规化后，官员间互相监督的功能大幅减弱。科道官员担心介入党争而不敢弹劾，同僚间因利益勾连而官官相护。

当一个国家的反腐完全依赖最高统治者个人，而非完善的制度约束时，即使皇帝再勤政、再精明，也难以阻止腐败的系统性蔓延。皇权越集中，对皇帝个人能力的要求就越高，而一旦皇帝出现懈怠或被蒙蔽，整个监督体系就会随之瘫痪。

但这种制度缺陷，还不足以完全解释乾隆朝贪腐的泛滥。更关键的变量，或许来自皇帝本人——当最高权力的掌控者自身欲望膨胀、执法标准开始动摇，腐败便获得了自上而下的“合法性”。


乾隆朝的腐败谜题中，最矛盾的角色莫过于乾隆皇帝本人。他一方面以严刑峻法惩贪，另一方面却因个人欲望和政策选择，成了腐败蔓延的推手。

执法标准的宽严不一，是乾隆朝贪腐失控的重要原因。乾隆帝惩治贪污，态度虽极为严厉，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因人立法，徇庇亲信”，时宽时严，有着极大的随意性。

典型如闽浙总督陈辉祖，他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趁机侵吞宝物，其行为已是“狗偷鼠窃”，没想到事情败露却是因为乾隆本人的小心思。《乾隆传》中详细记述了这场君臣争财的闹剧：

在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时，王亶望曾向乾隆皇帝进贡玉瓶、玉山子等珍贵器物。乾隆皇帝虽然极为喜爱，但是碍于进九回三的成例，不得不将上述各物发还。这次下令查抄王亶望家产，乾隆皇帝满心想着那几件宝贝可以归为己有，在有关官员将抄家物资解送内府之时，乾隆皇帝才发现，不但自己梦寐以求的玉瓶、玉山子早已不翼而飞，全无踪影，就是其他物品，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调查结果，竟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从中捣鬼。只是因为利令智昏，未曾将抄家底簿先行修改，以致露出了马脚。因为陈辉祖之所窃正是乾隆皇帝之所求，两人所差，不过五十步、百步，因而乾隆皇帝实在无法将之处死。只是后来他案发生，才将陈辉祖赐死，这场君臣争财的闹剧才算结束。

当皇帝本人也对财富有着强烈欲望时，惩贪的道德基础便已松动。迎合乾隆皇帝贪财好货的心理，督抚大员之外，藩臬、道员甚至一些商人也开始向乾隆皇帝进贡，进贡物品也由方物土仪变为古玩字画和大量金玉珠宝。进贡时间则由皇太后和乾隆本人逢五、逢十的万寿节，扩大到一年四季的所有节日，甚至乾隆外出巡幸期间各地官员也要依例进贡。“督抚取之属员，属员必取之百姓”，人人都成为贪腐的一环。

乾隆帝直接勒索之外，权臣和珅也是一个招权纳贿的能手。从乾隆四十年代以后，和珅住宅几乎成了一个卖官鬻爵的交易所。身着补服前来拜谒送礼的官员络绎不绝，其居地被戏称为“补子胡同”。至于其受贿数额，谁也无法说清。据档案所载，仅其在京房屋一项，即有2343间之多，而且还不包括赏给永璘和留给和孝公主的房屋在内。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乾隆对“能员”的偏爱，常常使其在“爱才”与“惩贪”之间陷入两难。甘肃冒赈案中的王亶望，原本是乾隆看好的“有出息”的能臣，被委以主持捐监的重任，最终成为巨蠹。乾隆帝对此心情复杂，他决绝地处斩了王亶望，又在多年后因念及乃父而赦免其子。更遑论“天下第一贪”和珅，即使乾隆心知肚明，也始终不愿动他分毫。爱惜能员、念及故旧、维护脸面，条条红线都在“惩贪”二字之上。

乾隆帝在反腐中的双重标准，最终让整个官僚系统陷入了“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这种心理，在乾隆与一位“不识时务”大臣的对峙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刚刚度过自己的八旬万寿，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直言官员处分中的罚银之弊，造成国家普遍财政亏空，“商民半皆蹙额兴叹”。面对这难得的真话，乾隆不是虚心纳谏，而是震怒质疑、极为反感。他令尹壮图自备差旅费，与侍郎庆成一起前往山西、直隶、山东、江苏等地盘查仓库。所至之处，庆成则游山玩水、大吃大喝，以待当地官员挪借完毕，方才带同尹壮图前往盘查。因而，查来查去，一点问题也未能发现。

尹壮图不得不违心地上疏乾隆，自认愚妄之罪。乾隆下令将尹壮图革职留任，不久，又找借口将其逐出北京。出完了这口恶气，乾隆的情绪方才平定下来。

尹壮图的下场，折射出乾隆朝腐败已病入膏肓。当一个体制对说真话者如此惩罚，对造假者如此宽容时，腐败的“癌细胞”便已扩散至全身。晚年的乾隆帝，陷入了“一切似乎尽在掌握，却又屡屡失控”的困局。他或许从未意识到，腐败的根源不在旁人，而在制度的设计缺陷，在他自己身上。


乾隆朝的腐败史，是一部关于权力如何腐蚀人、制度如何失效的教科书。白新良《乾隆传》的价值，正在于它不只是讲述传主的一生，更在解剖权力、人性与制度的复杂互动。作者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底，历史细节的生动再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贴近真实的乾隆，和那个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

尹壮图被逐，和珅位极人臣，都不是偶然，而是人治逻辑下的必然产物，也是“明君”神话无法遮蔽的结构性溃败。一个自身亦贪恋财富的皇帝，如何能真正遏制贪腐？一个自满又自负、对“完美”形象执念深重的皇帝，留给继任者的，终究不过是一个盛世的黄昏。

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最大的启示或许正是：反腐不能靠“明君”，只能靠制度；不能靠个人道德自律，只能靠权力运行的透明与制衡。而这，恰恰是《乾隆传》在今日仍值得被翻开、被重读的理由。